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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犯痛說家史
4名前日本戰犯在戰前都從事着普通、正常的職業——大河原孝一是一名鐵路工人；“小市民”出身的島亞壇是一個畫工；公司職員高橋哲郎畢業於“專門學校”，在4人中文化程度最高；綿貫好男是一個農民，在家以種地瓜等農作物爲生。
他們的個人情況在日本兵中是有代表性的。吳浩然在生前留下的一篇回憶錄中記錄道：“這700餘名校級以下戰犯，90%以上出身於日本勞苦國民家庭，文化程度大都爲高小水平，被俘時年齡均在20歲到30歲之間……”
發現日本兵中有不少是工人出身，吳浩然冒出一個點子——他們同樣受過剝削壓迫，何不開個訴苦會呢。
吳浩然給大河原孝一等學習組長佈置了兩道思考題：對比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對比不同社會制度下的監獄。組織戰犯討論第一題時，挑選出身貧寒的戰犯作重點發言，講自己的家史。
“一天，我正在辦公室翻閱各學習小組長報上來的‘學習情況彙報表’，突然看守員師國榮跑進屋來，大聲說‘老吳，不知爲什麼，各監舍裏都有人在哭，你快去看看’。”吳浩然在1980年代口述回憶錄時，掩飾不住內心的成就感：“我聽了卻很高興，不慌不忙地對師國榮說，‘你不必擔心，戰犯們的學習已經進入理論聯繫實際階段，這對他們悔罪認罪有好處’。”
第一個痛哭的是憲兵軍曹東一兵。他是佃農出身，他的家史聽起來類似中國的“白毛女”。東一兵說，爲給父親治病，大姐輟學到火柴廠打工，每天工作14個小時，直到中了磷毒，牙牀潰爛活活餓死了，廠方說大姐5年期合同未滿，硬逼二姐頂替做工，父親在病牀上看到女兒被抓走，暈了過去再未醒來……講到父親的喪事，東一兵放聲大哭，其他戰犯也跟着哭起來。出身貧寒的人爭着講述自己的家史，都是邊講邊哭。
痛說家史使戰犯羣體發生了分化。“尉級以下戰犯感覺，受剝削階級纔是同一個戰壕的。”崔仁杰說。
吳浩然後來在在回憶錄中說：“這些校級以下戰犯普遍認識到，人的貧窮不是天命所致，而是由於壟斷資產階級的剝削制度造成的；天皇也不是最仁慈的神，他是日本剝削階級的總代表。爲天皇效忠，就是爲壟斷資產階級賣命。所以，自己犯罪，應該感到慚愧！”
“經過兩年學習和悔罪教育，80%以上的校級以下日本戰犯交待出2980條罪行，寫出637份檢舉材料，爲最高檢察院組成的東北工作團開展偵訊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撫順市志》引用了這組數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