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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風驟雨式的認罪
“如果說悔罪教育是和風細雨，認罪運動就是暴風驟雨。”崔仁杰形容。
1954年，最高檢察院東北工作團500餘人的審訊隊伍進駐戰犯管理所，在尉級以下戰犯中開展“認罪運動”，對將校級戰犯則採取“過篩子”式的個別審訊，一個個過關。
爲打開僵局，在認罪運動中採取了“典型引路”的方式。第一個典型是第39師團中隊長宮崎弘，他在全體戰犯大會上坦白了掃蕩湖北白羊寺村，如何親手殘殺幾十人的罪行，當時全場聽得目瞪口呆。屬於積極分子的學習小組組長大河原孝一從未做過典型發言，儘管他也親手殺害過無辜百姓，其罪當誅，但就殘暴程度而言，相比之下怎麼也輪不到他當典型。
崔仁杰說，認罪運動的場面很有感染力，“大家在運動場上席地而坐，典型發言時，聽衆有同感就會突然站起來鼓動性地說幾句，也不長篇大論，比如‘我簡直是一個失去人性的惡魔’、‘是，真不假，我們確實是惡魔’，經常有人喊一句‘多崗(日語：同感)’，然後全場齊聲高呼‘多崗’，右臂高舉起一片”。
“這麼個會後，分組開會氣氛就不一樣了。”崔仁杰分析，聽衆心理是“他的罪比我嚴重得多都坦白了，我還怕啥呢，何必自己揹包袱”。
認罪運動持續了將近一年，在這期間，很多戰犯思想壓力大，吃不下飯，說“認罪運動是生死鬥爭啊”。“徹底否定舊我、產生新我，由一個戰犯到一個善良的人，轉變過程必然是痛苦的。”崔仁杰說。
“認罪運動後，一提到自己的罪行和中國寬大待遇，戰犯都愛哭鼻子了。”他說。
認罪之後
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對大河原孝一等897名日本戰犯免予起訴，遣送回國；對45名罪行十分嚴重的日本戰犯，分別判處12至20年有期徒刑，但最終全部提前釋放，最後一批日本戰犯於1964年回國。
回國之後，他們成立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所有前日本戰犯全部參加。對於他們中的一些人來說，即使獲得自由也不意味着戰爭結束，大河原孝一就是這樣一個。
他回國後回到戰前工作的鐵路局繼續當鐵路工人，同時在“中歸聯”兼任副會長，從事反戰、友好工作，例如護送被抓到日本做勞工的劉連仁回國。回國10年，他45歲時辭職專門從事中日友好工作，他說：“因爲我感到很對不起中國人民。”
目前，近千名日本戰犯僅百餘人在世。大河原孝一對本報記者說：“我已經這麼一大把年紀了，50多年來在爲中日友好盡一點微薄的力量，現在更感到對未來負有責任。但時間不多了，感到非常着急，非常想把反戰的觀念傳達給下一代。”
“今天參觀了慘案紀念館，想到日本國內還不承認發生過侵略戰爭，我由衷感到氣憤。日本政府應該正視歷史，特別是應該反省戰爭責任，對這個事情有個了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