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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罪教育
從“九一八”到“八一五”日本投降，抗日戰爭持續了14年；從1950年接收日本戰犯到1964年最後一批遣送回日本，又是14年，按侯桂花的比喻，戰場轉移到沒有硝煙的思想領域。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全國共有5座戰犯管理所，其中撫順戰犯管理所知名度最高，它以對日本戰犯、僞滿戰犯成功進行思想改造著稱。
“日本戰犯爲什麼能改造過來？我的理解是，首先要他認罪。”張仁壽對記者說，“認罪是直觀的。你殺了人燒了房子強姦婦女，不能不認，不需要更多道理。”
“需要道理的是，這種行爲是作戰行爲還是戰犯行爲，用國際法和中國國內法的尺度量罪定性，他就沒話說了。”他說，“再輔之以人道教化，不認罪也把他當人看，不折其尊嚴，這對日本人是有用的。
最早對日本戰犯進行思想教育，與兩個人創造性的工作分不開。他們是吳浩然和他富有傳奇色彩的同事張夢實。”
據《撫順市志》記載，周恩來指示“對這些戰犯進行適當的悔罪教育”的時間是在1952年2月，而此前吳浩然他們就已經組織了戰犯學習小組。
未能如願上大學的大河原孝一把戰犯管理所比作大學，他求知慾很強，還當了學習小組的組長，組織全組25人一起討論。
吳浩然在生前的回憶錄裏有這樣一段記述：“我們沒有搞強迫命令，也沒有進行硬性灌輸。而是先通過調查研究，首先把戰犯中有學習願望的80餘人組織起來，分成6個學習小組，由他們自己選出學習組長……學習方法是先由各小組傳閱學習材料，在領會基本精神的基礎上，聯繫實際自己開展討論。”
當時的學習材料主要是日文的列寧《帝國主義論》，以這部著作爲思想突破口，是張夢實的提議。
張夢實，僞滿洲國國務總理大臣張景惠之子，曾就讀日本早稻田大學時受中共地下黨啓蒙，產生反滿抗日思想。他擔任撫順戰犯管理所的管教員時，他的父親則戴上了戰犯編號牌。“兒子管教父親”成爲美談，而他本人並不願意提起這段往事。
與衆不同的經歷決定了他不僅有理論素養，而且非常瞭解日本人的國民性。《帝國主義論》在日本國內是禁書，講給戰犯確實抓住了要害。
“這部著作沒有什麼黨派色彩，寫的是社會發展史，講什麼是帝國主義，它的本質是侵略。”爲撫順戰犯管理所寫“改造日本戰犯工作總結”的主筆張仁壽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