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紅橋區芥園道上,一座嶄新的高層建築十分耀眼。這就是在衛生資源調整中新建成的天津市人民醫院。
來這裏就醫的病人不僅對醫院現代化、人性化、便捷舒適的管理服務津津樂道,大家還相互傳頌着一位年過古稀、德高醫粹的老專家:他曾爲十餘萬病人診疾治病,沒發生過一例糾紛;做過大小近九千例手術,沒出過一例事故;五十年從醫經歷,沒收過一個紅包;每年加班一百多天,相當於五十年看了七十多年的病……領導說他是優秀的醫生,同行說他是醫界的楷模,患者說他是救命的恩人。
他就是人民醫院腫瘤科首席主任醫師、國務院特貼專家、天津市勞動模範、十佳醫務工作者、共產黨員李維廉。
“我是人民培養的醫生,一生都要用自己的知識報答人民”
72年前,李維廉出生在一個醫學世家。在那個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年代,協和醫學院畢業的父親,懷着救民於水火的志向,毅然放棄了在協和醫院作院長的選擇,回到家鄉福建莆田,開設了一個貧民診所,專門爲窮人治病。李維廉從記事起,父親就在他幼小的心靈裏播下“惟醫道以濟世,從廉行以救人”的種子。爲他起名“維廉”,就是希望他長大後子承父業,做一個“濟世救人”的好醫生。父親的一言一行影響和薰陶着年少的李維廉。“濟世救人”這幾個字深深地銘刻在了他幼小的心上。
1950年,作爲新中國第一屆大學生,李維廉進入上海第一醫學院學習。新中國火紅的旗幟激勵着他,抗美援朝的戰火炙烤着莘莘學子的愛國之心,他拼命地學習,要用自己的方式報效祖國。就在那時,李維廉知道了當時異常貧困的國家需要28個農民勞動才能供養一個大學生。這在他年輕的心中產生了極大的震動。先進人物錢正英來學校作報告,講到舊時代的讀書人都想“學好文武藝,賣與帝王家”,是用自己的知識來賺錢謀生。新中國的有志青年,應該把自己所學的知識獻給勞動人民,要改“賣”爲“贈”。這一課,深深銘刻在李維廉的記憶中。他明白這一字之差,就是新舊時代讀書人的分水嶺。
黨的教育和家庭的薰陶,在李維廉的心中築牢了一生不變的信念和追求:人民培養的新中國知識分子,一生都要用所學的知識報答人民,服務社會。這成爲他勤奮工作、竭誠奉獻的原動力。
1955年的夏天,風華正茂的李維廉即將從上海第一醫學院畢業。就在他開始實習的時候,一場特大的洪水襲擊了淮河流域。他懷着一顆報國爲民之心,積極參加救災醫療隊,奔赴抗洪第一線。他滿腔熱情、沒日沒夜地工作。一個個瀕臨死亡的患者在他的救治下重新站了起來。長時間的疲勞和超負荷的工作,李維廉累倒了,被送回上海,診斷爲肺結核,由於延誤了治療,他的肺已經出現空洞,醫生不得不爲他切除了左下肺葉……母校的老師們痛心不已:他們的高材生還沒有走上社會,就失去了一片肺!
來天津工作的幾十年裏,李維廉先後幹過外科、職業病防治等工作。不管在哪個崗位,他都全身心投入,幹得出類拔萃,成爲這一行的佼佼者。他說:“幹哪科都是報效社會,關鍵是要有過硬的本領才能更好地服務人民。”
幹外科時,李維廉憑藉紮實的知識功底和勤奮的工作精神,很快成爲技術出色的能手。恰巧這時上級要求組建職業病防治科,醫院派他去搞職業病。天津是個老工業城市,舊社會由於設備落後又缺乏必要的勞動保護,得職業病的人很多。1962年李維廉負責組建了職業病科,他還是那股拼命工作和認真鑽研的勁頭。他爲了弄清病因病源,不管是鉛中毒、汞中毒、矽肺還是塵肺病人,在精心治療的同時,他還要下到患者所在工廠,調查職業環境,瞭解生產車間的衛生狀況和勞動保護條件。爲了豐富理論知識和臨牀經驗,李維廉到北京的醫院進修學習,找來各種資料研究國內外職業病防治經驗,分析所掌握的病例的病源、病因,總結並撰寫了《六氟化鈾中毒急救》、《中西醫結合治療笨中毒引起的再生障礙貧血》等多篇論文,在全國職業中毒學術會議上進行交流。
正當李維廉對職業病的防治取得可喜的成績,要甩開膀子開創一番事業的時候,六十年代末,針對腫瘤患者不斷增多,上級要求有條件的大綜合醫院成立腫瘤科,領導決定派李維廉籌建腫瘤科。李維廉還是那話:“行,不管幹哪個專業,只要是病人需要,我都要把它幹好。”
腫瘤科初創時,是個一窮二白的“三無”科室:一沒人才,二沒設備,三沒病人。李維廉和他的同事們一切從頭開始。他認定自己從事的是一項全新的事業,必須在克服各種困難中開拓發展空間。
腫瘤治療要有必要的檢查治療儀器,醫院一時沒錢購進。李維廉手持乳腺癌疾病的普查報告,不辭辛苦地到各級領導那裏遊說、呼籲,爭取撥款購買了必備的醫療器械。李維廉和他的同事們依靠這些不算尖端的儀器,憑着不畏艱險的奮鬥精神和精益求精的科學態度,開始了艱苦的探索。
爲了儘快掌握中西醫結合加放化療綜合治療腫瘤的醫術,李維廉拼命看書,翻譯資料,學習中醫,掌握放化療劑量;加班加點出門診、查病房、做手術,不斷總結積累臨牀經驗;針對單純西醫治療腫瘤的不足,李維廉探索制定了“取兩醫之長,補兩醫之短”的中西醫結合治療方略。李維廉說:“做醫生的職業不能自以爲是,做事要不知足,做學問要知不足。”靠着這種精神,李維廉在腫瘤醫學的世界裏一天也不停歇地進行探索和追求。在救死扶傷的醫療實踐中,李維廉的醫術一例一例積累,一點一點總結,一步一步提高,在腫瘤醫學領域成爲國內知名的專家。
齊齊哈爾市來了個姓張的患者,是個年僅25歲的小夥子,患喉癌住進李維廉的病房,因爲自己知道了病情,忽然下肢癱瘓,李維廉分析病情,判斷可能是由於病人的思想壓力過重而造成癔病性的癱瘓。第三天半夜一點多鐘,李維廉正在值班室休息,護士長趙佩文匆忙跑來報告說:“病人喉頭堵塞,全身抽搐,快要窒息了!”李維廉一聽,鞋也沒顧得穿,拔腿跑到病人身邊,此時病人呼吸已經沒有了。李維廉雙腿一跪,立即俯下身來嘴對嘴地給病人做人工呼吸。病人的呼吸有了節奏後,他果斷地給病人切開氣管,插管通氣,病人慢慢甦醒了。李維廉和在場的醫務人員,長長出了一口氣。好險啊!稍一耽擱,病人就生命難保。病人搶救過來後,他又詳細地爲患者制定了手術、放化療、生物治療加中醫藥的綜合治療方案,有針對性地輔以耐心的心理治療。三個多月,病人康復出院,下肢癱瘓也好了。後來,小夥子娶妻生子,有了一個幸福的家庭。從死亡邊緣被拉回來的這個患者永遠忘不了李維廉的救命之恩,常帶着妻子孩子來天津看望給了他第二次生命的恩人。每次見到李維廉他都眼含熱淚、激動不已,逢人便說:“是李主任給了我幸福的家庭和現在的一切。”
李維廉救治的患者越來越多,成績越來越大。從上世紀80年代初至今,李維廉參與了國際、國內範圍的以提高療效爲中心的隨機雙盲前瞻性優選各種治療方案的循證醫學研究,先後發表了80多篇學術論文,其中有12篇論文和6項科研成果在國際腫瘤臨牀學術界產生了重要影響。李維廉歸納出對癌症患者“四結合療法”,即把局部治療與全身治療相結合、肉體治療與精神治療相結合、藥物治療與膳食調理相結合、去邪與扶正相結合,成爲獨樹一幟的“李維廉治癌思路”。
五十多年來,經他看過的病人有十幾萬,他親自做過的大小手術近九千例。無數垂死的生命在他的手中得到延續,無數個瀕臨絕境的家庭在他的精心付出中重新煥發出生機與歡樂。李維廉欣慰地說:“作爲共產黨員,我努力通過自己的勞動服務於患者,就是把黨的溫暖送到千家萬戶。”
“人民羣衆把生命交給我,只有以心相待,才能對得起這份信任”
在李維廉的心中,醫生不僅是一種職業,更是天下最重、最神聖的責任———他承受着病人對自己生命的託付。“病人把最爲寶貴的生命交給我,我沒有理由不以心相待,這可是生死之交啊!”李維廉用自己的耐心、誠心和愛心實踐着他“一切爲了患者”的莊嚴承諾。
接觸過李維廉的人都說,李主任沒有專家的架子,他對所有的病人永遠都是那麼耐心細緻、和藹可親,他待病人如待自己的親人。他經常詼諧地對病人說:“我們是同一個戰壕的戰友,腫瘤是我們共同的敵人。”
李維廉看門診時有個特點———細,他太仔細認真了,看病歷、問病史,不放過病人任何微小的感覺。同時,還以他特有的輕鬆幽默的語言開導病人,消除病人的恐懼心理,對病人的每個問題都作詳細的解釋。經過李主任的“看”和“聊”,來時還憂心忡忡的病人沒吃藥打針病情好像已經輕了幾分。
李維廉常說:“醫生的時間是屬於病人的。”幾十年來,他養成了一個習慣,每天總是七點到醫院,做起主任“不該做”的事:做衛生,然後到病房查看病人,詢問每個人“吃得怎麼樣”“睡得怎麼樣”“感覺有什麼不好”“大小便怎麼樣”等等。趕上護士不在病人大小便,他會毫不遲疑地端起倒掉。他從來沒有正點下過班,有時一天幾個手術,不管多累,離開醫院之前必定到病房走一圈,最後看一下他的病人。
按常理,病人出院,意味着醫生的醫療服務完成。但李維廉不同,他有一個特殊的通訊錄,記着每位病人的電話。處在康復期的病人會準時接到李維廉的電話提醒:該換什麼藥了,要注意些什麼等等;已經痊癒的病人逢年過節也會接到他的電話:“身體怎麼樣”、“吃東西一定要注意”、“多鍛鍊,心情要舒暢”、“有什麼不舒服找我”,一句句關心體貼的話讓人感到心裏熱乎乎的。病人們既感動又感慨:“本該我們給李主任拜年表示感謝,可李主任總惦着我們,事情真是倒個兒了!”
李維廉眼中的病人沒有貧富貴賤之分,他心中裝着所有的病人,尤其對貧困病人更傾注了格外的關心。
許多生活貧困的患者查出了癌症,往往拒絕治療,生怕自己的病治不好又連累家庭,最後人財兩空。遇到這樣的病人,李維廉心情很沉重。他總是千方百計把他們留住,勸他們安心治病,爲每個病人制定幾個切實有效的治療方案,由病人家屬根據自己的經濟情況進行選擇。對家裏實在負擔不起的,他也要想方設法。
這些年,李維廉在國際治癌領域已經很有名聲。美國、法國、瑞士等醫學科研機構爲了把已經應用臨牀的治癌新藥打入中國市場,需要經我國的醫療機構進行臨牀觀察才能准入。他們選擇了李維廉所在的醫院,提供一些免費的新藥試用。當然,世上沒有白吃的午餐。作爲回報,李維廉必須對每一種藥的使用情況做出跟蹤報告,提供詳細可靠的數據。這項工作說起來容易,其實非常複雜繁重。別的不說,光是要填的各種表格就有幾尺高。這件事,沒有人指派給他做,他做了也沒有一分錢的報酬。但他還是做了,因爲他有一批家庭貧困而又急需用藥的病人!
李維廉忙啊!白天要忙手術、忙門診、忙查房、忙科研、忙着指導科裏的那些年輕的醫生,或是被外醫院請去會診,做學術報告,但他還得擠時間去填那一張張表格,連一頓囫圇熱飯都吃不上。看到這種情況,病人們感動地說:“這是李主任在用他的命換咱的命啊!”
河北區有一個女教師,十幾年前曾做過乳腺癌手術,後來復發了。家屬把她強拉硬拽來見李主任。她來的時候,胳膊腫得像根槓子,手腫得像吹了氣的大膠皮手套,大半個身子已經不能動了。巨大的精神壓力,沉重的經濟負擔,使她想放棄治療。李維廉知道幾年前她吃了“勞保”,丈夫下崗在家,還有兩個正在上學的兒子。家裏的儲蓄早就花光了,上次手術的醫藥費還沒報銷。李維廉堅決把她留了下來。他循循善誘,幫病人解開思想疙瘩,每天爲她用免費的藥物治療,大幅度減輕了患者的經濟負擔。後來,她康復出院,能做簡單的家務了。每提起李維廉,她都泣不成聲:“多虧了李主任,那是天底下少有的好人啊!”
李維廉對病人好、對病人負責出了名,許多病人慕名而來。很多別處不收的高危病人,李維廉收;別人不願做的風險手術,李維廉做。有人問他:“你不怕失手損害了自己的名聲?”他心平氣和地說:“我們醫院是個綜合醫院,具有處理複雜情況的能力,只要準備工作做得好,就不會出現意外事故。與病人的生命相比,自己的名聲算什麼?”雖然他常用“如履薄冰、如臨深淵”來形容自己的心態,但只要病人需要,他永遠會義無反顧。
一次,李維廉爲一個乳腺癌患者進行手術,手術刀剛下去,患者出現了瀰漫性血管內出血。他馬上指揮搶救,但很快病人呼吸心跳就停止了。所有的努力也沒能重新喚起病人的生命。護士們擔心親屬們來了不冷靜出事,勸李維廉不要直接出面。他不但沒走,還親自給病人擦洗乾淨,及時通知了家屬。親屬們來了,李維廉言辭懇切地解釋病情。畢竟人突然死了,不管他怎樣解釋,親屬們的衝動可想而知———質問的,謾罵的,找他要人的,大哭小叫,亂成一團。
一批,兩批,三批,李維廉不厭其煩地講。一直到午夜一點多鐘,北京來了一批親屬,其中有一位解放軍301醫院的醫生,聽完李維廉的解釋和治療說明,看了化驗單,轉而握着李維廉的手連聲道謝。他向在場的親屬解釋說:“這種病例萬分之一,臨牀稱DIC,是病人本身原因引起急性凝血導致死亡,事前化驗不出來,就是在我們301醫院也是死亡。李主任的工作不但無可挑剔,還爲我們的親人想得更多。”家屬明白了,有的握住他的手,有的還要給他跪下磕頭,表達感激和歉疚。第二天,送來一面錦旗:“生者心慰,死者魂安。”親屬們通過這件事認識了李維廉的醫德醫術,口口相傳介紹了好幾個病人找李維廉看病。
“收了病人的紅包,我的手會發抖。”
人們清楚地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當時的第二中心醫院腫瘤科通過天津日報向全社會宣佈“拒收紅包”的承諾,倡議醫務人員拒收紅包,全市一百多名專家和醫生聯名響應。這一活動的發起人就是李維廉。
一個外地女患者因患乳腺瘤在當地醫院做了手術,手術後化驗發現是乳腺癌,需要再做一次清掃手術。夫婦倆認爲這是因爲沒給醫護人員送紅包,醫生有意誤診的。他們聽說天津二中心醫院李維廉主任做乳腺癌手術一絕,就慕名來到這裏。
一住進醫院,丈夫就到處打聽,請李主任開刀要送多少錢。同病房的病友說,我們一分錢都沒送,人家李主任可不是那種人!丈夫不信,他想,寧可讓錢吃虧,不能讓人吃虧。我已經吃了一次虧,不能再吃二次虧。
在手術的前一天,他乘李主任找病人家屬談話的機會,把一個厚厚的信封硬塞到李維廉手裏。李維廉嚴肅地說:“我敢肯定你上次的手術也並不是因爲沒送紅包,那是技術原因。病人患了癌症已經夠痛苦的了,我們當醫生的怎麼能乘人之危呢?這錢我絕對不能收。收了病人的紅包,我的良心會受到譴責,手術時雙手會發抖。”話已經說到這份兒上了,可那位家屬還是不放心,無論如何不肯把錢拿走:“您要不收下,我們就不在這兒治病了。”李維廉想,他們是讓一些不正之風嚇怕了,於是假裝收下,把紅包鎖進了抽屜。
手術非常成功。一個月以後,病人出院。臨走的那天,李維廉來到病房,把那個信封遞到病人家屬手裏,親切地說:“這可是你存在我那裏的,現在該物歸原主了吧。”這對夫婦簡直不敢相信。病友們笑着說:“告訴你李主任不收紅包,你偏不信,現在信了吧?”“人家李主任治的是要命的病,要是敞開了收紅包,那錢能把他埋起來!可人家就是不貪財。”病人和家屬只顧一個勁地點頭,眼淚直流,說不出話來。
對於醫療過程中的紅包現象,有人可列出很多原因,但李維廉始終堅定地認爲:“這個紅包,沒有多少人是真心拿出來的。病人雖然給了你紅包,但是你退給他時,他也是很高興很感激。一個正直的醫生,不但不應該收受紅包,而且應該把這看做是對自己人格的侮辱。”
李維廉不但自己堅決抵制紅包,而且教育本科醫務人員清儉爲人,廉潔從醫,誰違反了要受到嚴厲的教育和處罰。他常常拿着一張小紙片,給身邊醫務人員講,作爲醫生,要做到具有“五清”品質:清貧、清高、清白、清淡、清趣。清貧就是生活簡樸,安貧樂道,重事業、淡名利;清高就是以職業爲高尚,做哪行的就愛哪行;清白,就是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實實看病;清淡,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跟病人溝通不帶任何功利色彩;清趣,就是志趣高雅,把幸福感建立在爲患者解除痛苦的基礎上。
他在全市率先建立起“三清一明”規章制度,即:讓病人清楚爲他服務的醫生和護士;清楚爲他服務項目的品位和價格;清楚爲他治療的規範方案及藥品檔次;所有服務費用每日清單公開透明。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李維廉的帶動下,腫瘤科形成了良好的醫風和形象,被評爲本市和全國的先進集體。
早在十年前,年滿六十歲的李維廉該退休了。福建老家的醫院聞訊趕來,他們要以高薪請李主任去辦一個腫瘤醫院;深圳的醫院知道了,說:如果過去給房子,年薪由你定,不過去兼職也行,一週去一次包機票,年薪十萬;天津的醫院知道了,要聘請他去做名譽院長待遇從優……李維廉不管答應了哪一方,不但是合情合理的,收入遠比現在高得多。
當時二中心醫院的領導誠心誠意地挽留他,希望他能繼續做腫瘤科主任,他也捨不得離開他爲之奮鬥了近四十年的醫院,捨不得他傾盡心血建設起來的腫瘤科。別人問他爲什麼不走,他說:“這裏有我的病人,這裏有我的事業。”一晃十年過去了,李維廉這面德高醫粹的紅旗,始終迎風飄揚,他還是精神抖擻地工作在無影燈下,還是像“白色旋風”似的從一個病房“刮”到另一個病房,把信心、歡笑和希望帶給他的病人。
真情換真心。李維廉雖然拒絕了無數的紅包,卻收到了別人無法收到的回報。
一天晚上,他騎着那輛舊自行車回家,不經意發現,有一個人總是在他前後。李維廉納悶兒,是遇見打劫的啦?他低頭看看自己,不禁笑了。衣服是舊的,皮包是舊的,已經騎了四十年的自行車除了鈴鐺不響哪兒都響,哪點值得讓人“打劫”呢?他忍不住下車問那人:“你怎麼老跟着我呀!”那人囁嚅地說:“您……您的車太舊了,我想跟您……換換車。”一說話,李維廉才認出來,這個黑瘦的中年人是他病人的家屬。前幾天,李維廉爲他患癌症的愛人做了手術,手術相當成功。手術前,他曾把一個紅包送給李維廉,被退了回來,他感到過意不去,看到李維廉的車子太舊了,特意買了輛新車,以此表示謝意。李維廉笑着說:“我這輛車騎着挺好,新車還騎不慣呢。”婉言謝絕了。
前些年還沒改電子信號燈時候,有一段時間,李維廉奇怪地發現,每當他上、下班騎到一個路口,綠燈準亮。他百思不得其解。有一天,他又路過那個路口,正趕上年輕的民警下崗,兩個人走個對面。李維廉向他提出自己的疑問。民警笑笑說:“您不認識我,我可認識您。您救過我們同事愛人的命,從來不收紅包。他把您的事跟我們大夥說了,我們都知道您是難得的好人,治病救人每天很忙,所以您走到這兒,我都開綠燈放行。”李維廉心裏一熱,眼睛溼潤了,忙說:“謝謝你,……這樣做我怎麼擔當得起,還是按交通規則辦吧。”從此以後,李維廉再經過這個路口時,民警就把開綠燈改成了舉手禮。
李維廉的病人太多了,每天從早忙到晚,有時連飯也顧不上吃。時間一長,李維廉吃不消了,他畢竟是年過七旬的人了!
去年春天,李維廉爲了給患者看病,連續六天沒顧上吃中午飯;爲了精心設計一個九十歲老人的乳腺癌手術方案,連續三天沒睡好覺,可是每天還是照樣看門診、做手術、講病例、搞科研。
這天上午,一連做了兩臺甲狀腺腫瘤手術的李維廉下了手術檯,腿像灌了鉛似的邁不動步,忽然覺得天旋地轉,身體不由向後仰去,幸虧身邊的醫生扶住,纔沒有摔倒。護士長抽血一化驗:轉氨酶1900!最後診斷是:急性戊肝。這是一種由於勞累過度、抵抗力下降感染病毒而導致的急性肝炎,需要立即住院作一步檢查治療。
李維廉累病了,住院了。消息不脛而走,很多患者買了鮮花,去看望他們心愛的李主任,一批又一批,絡繹不絕。看着躺在病牀上病容憔悴的李主任,他們又是心疼,又是歉疚,感動地說:“李主任啊,您是爲我們而病的,我們過意不去呀!”
“您用自己的健康來換取我們的健康,好好養病吧,我們需要你啊!”
“白求恩我們沒見過,您不就是白求恩嗎?”
甚至有些老太太結伴到大悲院燒香求佛,希望保佑李維廉闖過這一關……
面對人們的一片片真情,李維廉心潮難平,感動不已,他問自己:“作爲醫生,能得到他的患者的理解、關心和擁戴,這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嗎?”
李維廉住了三個月的醫院。爲了使他徹底康復,出院時醫生在假條上寫着:“建休半年”。但他心裏放不下將要搬遷的醫院和隨同搬遷的患者。出院第二天,他就跑去上班了。
現在,李維廉的診室裏經常出現一個“監管員”,名叫劉蕙,是經李維廉治癒的乳腺癌患者。爲了保證李主任的身體健康,她特意從家裏趕到醫院督促他按時吃午飯。這是患者們想出的辦法,也是劉蕙的志願……一個一切爲了患者、獻給患者的醫生,贏得的是患者衷心的愛戴!
這就是李維廉,一名共產黨員,一名人民醫生———“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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