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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玉璽之妻”這五個字一時間成爲網上熱點，是因爲這個名叫王學英的女子和丈夫畢玉璽把貪官夫妻檔的掘財之道演繹得更默契。如今，他們一家人共同爲之付出代價：2005年3月16日，畢玉璽被法院判處死緩；7月21日，王學英受審，8月下旬，他們的兒子畢波因涉嫌轉移贓物，被起訴。
用“百度”在網上搜索“王學英”三個字會發現，王學英的名字前面，幾乎都加上“畢玉璽之妻”的字樣。換句話說，王學英的“出名”蓋因畢玉璽的落馬。
翻開最近一段時期的貪官受審紀錄，可以發現連同貪官一起被審判的貪官夫人並不多。這往往是因爲，一個重權在握的腐敗高官在權力鼎盛時期陪伴其左右的往往是情婦，比如成克傑和李萍。但是，畢玉璽卻把自己的結髮老妻一起拉進了被告席。這並不能證明畢玉璽的私生活是檢點的，恰恰相反，調查表明畢玉璽的私生活的糜爛程度一點都不比其他落馬貪官遜色。只不過，王學英不是普通的家庭婦女，她雖然沒有畢玉璽的權位高，但是工作能力一樣的突出，退休之前也是一個堂堂的教育局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抑或說，她被捲進這樁受賄大案恰恰是因爲她有一定的社會周旋能力，導致今天白髮蒼蒼卻淪爲階下囚的下場。
在中國的反腐敗大事記上，畢玉璽、王學英這對夫妻檔應該是極具特色的一對。他們的特點也許與一些貪官夫妻檔有共同之處，只不過他們把中國貪官的掘財之道演繹得更默契，當然落馬時也最痛快。
能力強，助貪本領也漸長
在沒有事發之前，畢玉璽應該非常佩服夫人的配合能力。在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起訴王學英的起訴書中指出：被告人王學英夥同畢玉璽收受北京市通州宋莊建築公司法人代表張桂軍賄賂23.13萬美金。在此項受賄過程中，體現了王學英領悟畢玉璽意圖的高度默契。
據庭審中王學英供述：行賄人張桂軍第二次送給王學英美元存摺的時候，王學英看到存摺上的23萬美元存款，心生貪念。她收下後告知了畢玉璽，畢玉璽問“已經退了，又拿回來幹嘛”？王學英是這麼回答的：“你放心，放着也不用，有機會再還給他。”王學英巧妙的回答實際上暗含着這麼兩層意思：先收下來再說，萬一用得着呢；其次，如果你老畢要再反對我立刻再送回去。實際上她是想留下來給兒子備用，看到畢玉璽的反對態度沒有那麼堅決，王學英就留下了存摺。留下來賄賂款，實際上是王學英在貪念上推了畢玉璽一把，這樣的“貪內助”實在是名副其實。
翻開王學英的履歷可以得知：王學英是上世紀60年代農學院畢業的大學生，與畢玉璽是同窗。70年代初就任北京市大興區龐各莊鎮團委副書記，後來到中學教書，退休之前是通縣教育局的黨委副書記。從一名中學教師到教育局的管理者，王學英對官場的規則應該是熟悉的。王學英的升遷肯定與畢玉璽同期的升遷發達有密切的關係。通過兩人的工作履歷可以看出來：1984年，畢玉璽升任通縣縣委組織部長，後歷任縣長助理、常務副縣長，大約在1990年當上縣長。王學英則是1987年從通縣中學到了通縣教育局工作，開始走進教育系統的管理層，官位最高至通縣教育局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是正處級國家幹部，與畢玉璽可謂是“比翼雙飛”。在區縣能幹到這個位置，不僅僅是靠畢玉璽，她自己是有工作能力的。
也正是在丈夫的事業日漸中天的時候，王學英的“貪內助”本領也漸長。1999年9月16日，首都道路發展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多年任交通局常務副局長的畢玉璽出任董事長，待遇爲正廳(局)級。據畢玉璽自己懺悔：2001年，自己的思想徹底扭曲了，開始肆無忌地斂財。每逢過年過節，畢玉璽的家裏拜年送錢的人進進出出，絡繹不絕。這個時候，負責收錢的就是王學英，只不過，這時候的王學英跟畢玉璽配合得更加天衣無縫。據王學英交待：“一般別人送財物時，趕上老畢不在家，不管收沒收，事後我都告訴老畢。誰來過了，送了什麼，收沒收。因爲我知道他們都是老畢的關係、朋友，是衝老畢才送的。我要是不告訴老畢，就不好了，這也是起碼的禮儀。”
從王學英的這番話中，也可以看出王學英在畢玉璽多年的收禮過程中已經熟悉了畢玉璽的想法，成爲了畢玉璽放心的“家庭出納”。
王學英突出的一個能力還體現在與行賄人關係上。向畢玉璽行賄的大戶之一——通州宋莊建築公司法人代表張桂軍交代：雖然畢玉璽在他承攬工程上幫了很多忙，但見面感謝畢玉璽的機會不多。恰恰是他和王學英很熟，王學英因工作關係經常到宋莊開會，經常到張桂軍公司的招待所吃飯，所以他和王學英早就認識。實質上，行賄人經常操作的“夫人路線”在畢玉璽、王學英這裏最容易施展開。張桂軍又有此得天獨厚的條件，所以他送錢給王學英而不是直接給畢玉璽就很順理成章了。關鍵是，在張桂軍看來，給了王學英就等於給了畢玉璽，這樣比直接塞錢給畢玉璽可能更有效果一些。王學英對丈夫幫過誰的忙還是很清楚的，張桂軍送錢來，王學英也就很坦然地接受了。
貪內助受賄的家庭動力
除了默契地配合畢玉璽受賄之外，王學英最想做的是給兒子安排好一切前程。畢玉璽溺愛兒子是有名的，他大肆收受賄賂的動因之一也是爲了家裏這個獨子的未來着想。在這一點上，這對貪官夫妻檔的目的是非常一致的。
畢波是他們的獨子，畢玉璽經常在嘴上提到的“大波”即是。在一些應酬的場合，他特意帶着兒子參加，一是爲了兒子將來建立各種關係網；另一個目的是給行賄人一些行賄的藉口。畢波在國內工作一段時間後就去英國留學了。在此期間，王學英常在一些人面前提起兒子在英國留學還要自己做飯等等，行賄人馬上心知肚明立刻會奉上賄賂款。
張桂軍送給王學英美元存摺所打的旗號就是“兒子在英國留學需要用錢”。第一次送18萬美元的存摺給王學英，王學英雖然想要，但畢玉璽嫌數額太大太惹眼讓王學英退了回去。王學英雖心不甘但只好退回去了。結果第二次見到張桂軍的時候，王學英就念叨畢波在外國的日子過得苦。一個是有錢沒機會送，一個是爲了兒子想斂錢，所以一拍即合。王學英想到兒子在外唸書，用着方便，實在難以割捨。當王學英把張桂軍再次送美元存摺的事傳達給畢玉璽時，她發現畢玉璽的態度不像上次那麼堅決，所以她就更想把這筆錢留下來給兒子備用。畢玉璽也默認接受了。
給子女留下更多的物質保障，是貪官們的貪動力之一。畢玉璽用受賄的錢給兒子結婚花了30萬，給兒子買了輛奧迪車花了40萬，大方之處可見望子成龍之心切。王學英爲了讓兒子回國來有事做，要張桂軍將已經出租的一處底商轉讓給自己。張桂軍趕緊撕毀與承租人的合同倒賠了一萬多元騰出底商轉讓給了王學英。這對貪官夫妻忙前忙後給兒子張羅前程，可謂費盡了心思，到頭來卻是把獨子也牽扯了進來。這也是老兩口萬萬沒想到的結果。
除了共同爲兒子斂錢這個目的外，這對貪官夫妻檔在其他事情上可能就沒那麼齊心合力了。畢玉璽在開始大肆收受賄賂的同時，個人的生活作風也開始奢華糜爛。在他收受的一些賄賂中，有些是以酒店的消費卡形式給的，畢玉璽給情婦的筆記本電腦和車，一次甩給按摩師20萬都是窮奢極欲的表現。對丈夫的花天酒地，王學英有所耳聞。但是也算從官場中歷練出來的她也知道，作爲一個位高權重的男人難免會有各種各樣的誘惑，這是官場生涯的一部分，所以對畢玉璽的生活作風她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算了，只要不太過分她都可以不過問。在某種程度上，畢玉璽腐敗更讓王學英有了利用丈夫在位時多斂錢的慾望。
追究“貪內助”的法律缺失
王學英被檢察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就一起：夥同畢玉璽，收受張桂軍給予的賄賂款美元23.13萬元。但是王學英在畢玉璽受賄中體現的作用遠非這一起事實所能體現的：在畢玉璽的下屬瘋狂給畢玉璽行賄時，送到他們家各種形式的賄賂，大多時候是王學英接手的。只不過從法律角度難以掌握更確鑿的證據，所以被起訴的犯罪事實就此一項。
實際上這是目前中國刑法中的一大缺憾：在當代反腐敗打擊力度如此嚴厲的情況下，一些貪官的“貪內助”在法律責任的追究上卻難以開展。因爲嚴格按照現在的司法實踐，定“貪內助”們一個“共同受賄”的罪名，要受到各種各樣條件的限制。
但是就現在職務犯罪的現象來分析，在行賄人的操作手段上，他們在攻克不下官員的時候，就轉而走向了“夫人路線”和“子女路線”。家人的要求成爲一些官員的“軟肋”，從而開始接受賄賂直至一發不可收拾。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由於一些貪內助的推動作用，貪官們可能在犯罪道路上滑得更遠，但是貪內助們可能只會受到道德和輿論的譴責，而被繩之以法的機會不多。這裏面的情況非常複雜，不能一概而論。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夫人們在丈夫面對誘惑開始傾斜的時候能及時地拽上一把，也許就能挽救一個官員，挽救一個家庭，而不是全家人的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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