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改革不會動搖 轉變政府職能是當前根本任務
由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刊載文章指出，中國的改革已經進行了28個年頭，儘管出現了許多新問題、新矛盾，但成績是主流，改革已經深入人心。文章說，當前改革的根本任務是轉變政府職能，或者是叫改革政府權力運作模式。
文章指出，改革不會動搖，改革的內容卻是具體的變化的。堅持以經濟建設爲中心，大力發展生產力，這是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根本任務，一切改革的措施都必須圍繞這個中心來進行。但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爲中心，大力發展生產力的長期過程中，影響甚至是阻礙這個中心目標實現的困難和問題卻不是固定不變的。這就決定了每一個歷史時期都有一個改革的核心內容。每個歷史時期，必須抓住改革的根本任務，只有抓住了根本，才能確保全局的勝利。所謂的改革攻堅，攻的就是這類根本性的問題。
文章分析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只是初步建立，遠未達到成熟的程度，許多深層次的因素制約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從而表現爲現實生活中許多突出的矛盾，如三農問題、教育亂收費問題、羣衆看病難看病貴問題、收入差距拉大問題、腐敗問題，等等。
文章指出，從目前的情況看，這個根本問題就是政府職能沒有從根本上轉變，政府職能與權力運作模式不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當前改革的中心任務應該是指向政府自身存在的弊端。正像許多人指出的那樣，目前政府權力在一定程度上市場化乃至私人化了，政府成爲利益主體，政府權力運作往往表現爲越位、錯位和缺位。我們可以針對具體問題進行分析。
文章稱，就三農問題中最突出的因徵地而引發的許多矛盾來看，一些地方政府作爲利益主體，在權力運作過程中，既有越位，又有缺位。地方政府和開發商成爲最大的受益者，而農民成爲了利益的犧牲者，這是一種普遍現象。這是地方政府權力越位的典型體現。同時在徵地過程中，政府權力該到的地方沒有到。農民失去土地後，生產生活、子女教育等社會保障問題，本來應該是政府統籌考慮的，但是政府卻往往沒有考慮，只是以很低的補償代替了完善的社保。失地農民成爲種糧無田、做工無崗、社保無份的三無農民。這是政府權力的典型缺位。
文章指出，在教育亂收費、孩子上學難問題中，同樣存在着政府權力越位和不到位的現象。學校的收費經過了教育主管部門的許可或默認。沒有政府部門的許可，學校不敢收費。正是在政府的許可之下，有些學校在正常的收費之外又亂收了其他費用，而有關政府部門對此監管不力。學校的收費並未上繳財政，相反在一些地方，卻是學校和教育主管部門以取之於家長用之於學生的名義共同收入囊中，其中相當一部分成爲了部門所有。教育主管部門成了直接受益者。教育主管部門爲追逐利益，權力嚴重越位，這在基層十分普遍和嚴重。權力的缺位同樣並存。教育亂收費的一個藉口是政府教育經費投入不足。教育經費投入不足，這說明財政覆蓋力度不夠、不均，這本身就是政府權力的缺位。各種因素交織在一起，最終釀成了當今愈演愈烈的教育亂收費現象，成爲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文章說，在許多行業領域，比如礦產資源業、郵政電信業，由於壟斷，公共資源、公共權力演變爲部門權力、部門資源。這些行業領域的政府主管部門，其權力運作往往不符合市場規則的要求。在醫療行業，政府權力部門既存在着以利益主體身份牟利的權力越位現象，又存在着監管不力的權力缺位現象。
文章強調指出，由於公共權力演變爲部門權力，乃至私人權利，腐敗問題難以得到有效控制，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了。
文章分析稱，所以，三農問題、教育亂收費問題、羣衆看病難看病貴問題、腐敗等等問題，在深層次上都直接涉及到政府職能、權力運作方式的轉變。政府成爲利益主體，權力市場化，這與市場經濟的公平交易原則完全背道而馳，而政府權力在許多領域的缺失，就是政府的瀆職。
文章稱，現在看來，科學發展觀能否得到真正的落實，關鍵在於政府職能、政府權力的運作方式能否得到根本轉變。中共中央通過的關於十一五規劃綱要的建議中，明確提出要轉變政府職能，這說明黨中央對此是清楚的。
中國政府職能轉變：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制約是關鍵
由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刊載文章指出，擴大民主，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是轉變政府職能和權力運作方式的關鍵。
文章指出，轉變政府職能和政府權力的運作方式也不是什麼新的提法。自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開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許多人一直在呼籲，只是今天這個問題日益嚴重，直接關乎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能否完善，從而關乎到能否實現堅持以經濟建設爲中心，大力發展生產力的根本目的。
文章分析稱，政府職能轉變不力有多方面的原因。從思想上看，一些人認識不到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職能不是作爲利益主體去追逐利益，而是應該爲社會提供公共服務。說到底，思想上的問題根子在利益上，無利可圖，該管的也不管，有利可圖，不該管的也要管。東北某大城市，在區一級政府機關中，主管工商業的部門就有工商局、工業局、鄉鎮企業局、商業委員會。在各街道辦事處還設有經濟管理站，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又設立了街道企業局。
文章說，這種情形似乎很難理解，然而又很好理解。要轉變政府職能和政府權力運作方式，必須讓政府部門的利益非市場化、權力非市場化。這直接涉及到利益的調整，並非易事，然而，必須改。所以，鄧小平說改革也是革命。
文章強調，政府職能和權力運作方式的改變，關鍵在於擴大民主，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民主的真正體現應該首先從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開始，因爲改革本來就是羣衆自己的事業。
法規相互“打架”部門利益是政府轉型最大障礙
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刊載文章稱，部門利益已經構成了當前部門行政向公共行政轉型的最大障礙。
文章說，要建立一個公共服務型政府，前提是破除部門利益。但現在的改革路徑依賴的是部門自我改革。不能說這完全沒有作用，但由利益所決定，它不可能超脫部門利益、集團利益的狹隘眼界。政府轉型要成功，須有利益相關方(企業、行業協會、消費者)和利益超脫方(專家、社會公衆、輿論媒介)的公共參與和評議，部門自我改革只會流於形式，甚至被既得利益集團扭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即是一例。
文章舉例說，教育亂收費已經不是一個什麼新問題了。收費者和執法者依託的都是各自部門的法規。具體而言，學校收費依託的是教育行政部門的法規，發改委查處亂收費依託的是發改委的法規。所以，從你的法規看，我是亂收費；而從我的法規看，我是合理收費，你的查處則毫無道理。這就是學校在亂收費後還顯得“理直氣壯”的原因。在這裏，部門利益成了學校亂收費的最好藉口和最大擋劍牌。
文章說，對部門利益，研究公共政策的學者楊鵬先生曾有一個形象的比喻。他說，我們現在的一些地方政府，看起來是一個政府，實際裏面是一個一個的“土豆”。每個“土豆”都是一個利益板塊，而每個利益板塊都跟社會的各種利益交織在一起。楊鵬的“土豆論”換成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的話來說，就是中國幾乎沒有不收費的部門，據他估算，目前全國各級政府部門每年收費總收入高達8000億元，其中有統計的預算外收費收入每年達5000億元，統計外的收費收入最保守估計也有3000億元。可以講，這些收費是形成部門利益的重要因素。日前被曝光的湖南桃源縣工商局向個體商販收取保護費以及安徽靈璧交警食物鏈就是這方面的典型。
文章指出，要收費就得有法規，設置行政許可，這樣才顯得“師出有名”。部門利益在很大才程度上是通過立法來取得的。每個政府部門在參與立法時都極力爭取本部門利益的最大化，並通過“立法”的形式來確定自己收費行爲的正當性。比如，爲了多給本部門確立一塊權力地盤，不少部門爭相起草同一或類似內容的法律，從而造成一件事兩個法，兩個部門分管的法律“打架”現象；也有部門將原來爲公益性的行爲或服務變爲有償服務的。
文章說，某省去年實施的氣象條例就把諸如客運站、賓館、公交車等在滾動屏中向人們提示天氣信息，爲出行方便提供公益服務的行爲，一律視爲違法加以明令禁止。你要發佈也行，須向氣象部門報批，並花錢購買，否則施以重罰。而本來服務於公共利益的行政審批，也被轉化爲方便行政管理、增加行政收費的手段。雖然行政許可法頒佈實施後，各地和中央部委清理出了一批行政審批事項，但由於這種清理靠的是政府部門的自我覺悟，所以在很多地方和部門便出現避重就輕、避實就虛的現象，保留下來的基本上是有利的、能夠收費的項目，無利可圖或者收不到多少費的項目才被清理掉。
文章指出，從財政角度看，部門利益與“超收獎勵、罰款分成”的財政體制也有很大關係。中國一直財力有限，所以靠財政撥款的單位一般經費都比較緊張，特別是越到基層，財政越困難。還有一些部門，實際從事的是公共服務，但財政卻不撥款，而靠自收自支。無奈下，國家只好允許他們靠收費來彌補財政不足，實行“超收獎勵、罰款分成”的財政體制。這無疑刺激了政府和行政性授權的各機構和公務員想方設法巧立名目，利用強權大肆斂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