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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上午，“兩會”新聞發佈會現場，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開場白中說，要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中儘管有困難，但不能停頓，倒退沒有出路。”他談到20個字，“知難不難，迎難而上，知難而進，永不退縮，不言失敗”。
一週前的3月6日，一篇新華社消息貼到了各大網站的頭條。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參加“兩會”上海代表團討論時明確表示，“要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說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擴大開放。要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進一步堅定改革的決定和信心。”字字鏗鏘有力，各媒體紛紛轉載。
中央最高層兩次高調談論改革，在很多人看來，針對的是自2004年起社會上關於改革問題和方向的激烈爭論。這場爭論由國企產權改革發端，從經濟學界迅速擴展到整個學界，並通過網絡等媒介，上升爲全社會廣泛參與的一場關於改革開放何處去的大討論。
輿論普遍認爲，這次大討論是繼1982年到1984年的第一次大爭論、1989年到1992年第二次大爭論之後的“第三次改革爭論”。
與前兩次不同的是，這次爭論全面走向公開，化爲全社會的一次反思，並引起海外對中國改革方向和力度的爭論和解讀。
大多數人認爲，這是一次有益的爭論，當真理和誤解都暴露在陽光下時，社會發展的前路逐漸清晰。
“郎旋風”不期而至
2004年8月，香港教授郎鹹平就國企改革中的國有資產流失問題炮轟格林柯爾董事長顧雛軍，拉開了這次改革爭論的大幕。
出生臺北、留學美國的郎鹹平，風格與內地學者迥然不同，他放言無忌，如“國企改革是一場瓜分國有資產的盛宴” ，並對內地主流經濟學家進行了高調批評。
郎鹹平的刺激性言論撥動了公衆敏感的神經，引起他們對10年來國企改革、腐敗和貧富分化等嚴重社會問題的強烈共鳴。一時間，長期在聚光燈下、力主國企產權改革的主流經濟學家被公衆輿論推到了風口浪尖。
也許是準備不足，也許是不屑於和郎鹹平爭論，支持國企產權改革的主流經濟學家基本沒有迴應，被媒體批爲“集體失語”。
而長期與“主流經濟學家”論戰的另一些經濟學家(他們自稱爲“非主流經濟學家”，以示區別)羣體，反應迅速。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在媒體的穿針引線下，於8月28日舉行一場座談會，公開回應並支持郎鹹平。
“這次郎顧論戰，正好爲我們提供了機會。” “非主流”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左大培說。
當天到位的“反方”代表除張文魁外，其他人均未到會。“反方”國資委宏觀部部長趙曉不參加會議，但寫了發言稿，批評郎鹹平不瞭解中國情況，“好像一頭公牛闖進了瓷器店”。
北京“非主流學者”的“激將”非常有效。8月28日當晚，“主流經濟學家”代表人物、北京大學教授張維迎在深圳出席一次座談會時，針對郎鹹平觀點作出系統迴應，稱“要善待爲社會做出貢獻的人”。
爭論在9月繼續升級，雙方人馬不斷加入。9月13日，非主流學者眼中的“主流派”——北京大學教授周其仁和林毅夫分別接受媒體專訪，反駁郎鹹平的觀點。而左大培、丁冰、程恩富等10名“非主流派”教授則聯合發表“產權改革風向不能錯”的聲明，公開聲援郎鹹平。
被認爲“替窮人說話”的郎鹹平，得到了網絡輿論幾乎一致的聲援。新浪、搜狐等網站的民意調查表明，支持郎鹹平的網民約佔90%，而支持張維迎的僅有5%左右。
9月底，國資委首次明確表態，稱“實施管理層收購併控股，與我國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推進股份制改革的方向不相符合”。
進入10月份，拉鋸戰繼續進行。但網絡輿論一邊倒的態勢讓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深感憂慮，認爲應繼續推進改革。隨後，中央工作會議將2005年定位爲“改革年”，指出着力推進改革，繼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當前的一項重要任務。
郎顧之爭塵埃落定之後
“非主流經濟學家”爲什麼和“主流經濟學家”分道揚鑣？
自上世紀80年代末起，推進市場經濟改革的經濟學者開始分化。楊帆說，我們在80年代大多數都一起搞改革開放，後來被他們一步步封殺。
左大培很早就在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給學員們上課，但“他們舉行的改革論壇，幾乎從來沒有請我參加過” 。他有時候也應邀參加一些學術會議，但很少有機會發言。通常會議主辦者都會告訴他們：“我們這裏有學術規範，不能隨便發言。”
此次改革爭論發生後，有經濟學家在清華大學的演講中稱：中國經濟學界面臨1992年來的最大分歧。
2004年11月20日，老專家喻權域見到郎鹹平。喻權域對他說：“大量國企被賤價出賣、轉讓給私人這件事，關係國家、民族的前途和命運。你郎教授從國外回來，不熟悉國內地形，練腿腳時偶然踢開了蓋子，使討論公開化、擴大化，形成了一場‘旋風’。只可惜這場旋風來得太晚了。”
“我匆匆講完這些話，郎鹹平教授就告別而去，至今沒有機會和他再見面。”喻權域後來回憶。
2005年上半年，“非主流經濟學家”的“反思改革”觀點開始流傳，7月份國務院發展中心研究部一份“醫改基本不成功”的報告將反思醫療改革的浪潮推向高潮。爲此，國家發改委開了一個內部的推動改革會，下決心繼續推動改革。
誰也沒想到，7月顧雛軍被證監會和公安部聯合拘捕，郎顧之爭轉瞬間塵埃落定。
82歲高齡的經濟學家劉國光於7月15日在網上發表“和教育部社科中心青年人的談話”，強烈批評當前西方經濟學佔據國內經濟學主流的局面。
2005年3月24日中國經濟學獎頒獎典禮上，劉國光和吳敬璉共同獲獎。劉國光說：“有人認爲，現在塵埃已經落定，市場佔了上風，計劃不再時興了。我不完全這樣看。計劃經濟在前蘇聯、在中國，還是起過光輝歷史作用的。”
去年10月，高尚全發表文章《用歷史唯物主義評價中國改革》，指出近年來社會上出現了一種否定改革、反對改革的思潮。他說，“我們要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排除干擾，千萬不能因爲批判新自由主義而否定改革，千萬不要上當，否則會有災難性的後果。”
作爲上世紀90年代初市場經濟的主要倡導者，吳敬璉和高尚全一樣承受着巨大的壓力。2005年11月25日，《向富人開槍會導致很嚴重的社會後果——吳敬璉、高尚全、江平、許小年四人談》在《財經》雜誌刊出。
網絡廣泛參與，觀點都擺在陽光下
互聯網在改革論爭中扮演了極其特別的角色。由於公衆在網絡上的廣泛參與，這場原本侷限於學界內部的改革爭論直接擴展成爲一場社會公衆參與，對於醫療、教育、住房改革等社會問題和改革開放方向的大討論。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鞏獻田質疑物權法草案“違憲”的公開信一方面在網絡上廣泛流傳，另一方面通過教育部社科中心送到全國人大常委會，隨後物權法暫緩出臺。
而各種言論在論戰中陸續登場，一位在北大旁聽的學生周某向中央領導寫信，堅決否定產權改革，稱國有企業被一幫別有用心的披着“學者外衣”面目的特務、騙子和幫辦不遺餘力地醜化和扼殺。
網上最值得注意的是所謂“民間文革派”的出場。
網民李憲源稱楊帆爲“資產階級走狗”，說他和張維迎本來就是一夥的。“秋實客”有一段時間經常到網站烏有之鄉書吧去做講座，爲“四人幫”喊冤。
“非主流學者”有意識地與這些人劃清界限。楊帆自去年國慶節起，提出對兩股“極左”思潮進行批判。
後退還是前進，已有答案
當改革爭論成爲意識形態爭論，對改革公平的追問便迅速轉化成對整個改革開放的質疑。“真假問題”的糾纏中，有人大聲疾呼，有人真誠捍衛，有人混水摸魚，爭論陷入前所未有的複雜境地。
許多人對此深感憂慮。一篇署名“皇甫平”的評論《改革不可動搖》出現在《財經》雜誌上，上世紀90年代初第二次改革爭論中以“皇甫平”系列評論聲名大振的《人民日報》原副總編周瑞金再次出馬，在新年引起很大輿論反應。
2月11日，吳敬璉參加經濟學家50人論壇，發表題爲《反思過去25年的改革，明確21世紀前進的方向》的講話，對改革的問題進行反思，並呼籲自由而切實的學術討論。他正言，現在改革碰到了很大的阻力和反對，有人要否定改革。
吳敬璉的反思，被認爲是他“開始反省”了。
“其實，說吳敬璉沒有反思是不對的。”一位瞭解吳敬璉的青年學者說，“吳敬璉自1988年起一直在反思市場化改革，在反思上批評者是沒資格和他比的。但反思不是反省。”
2月14日，在北京的一個重要的形勢分析會上，高尚全提出，要堅定不移搞改革，一心一意謀發展，不要分左派右派。他建議，“關鍵時刻，中央最高領導應該出來說話。”
今年2月下旬，在清華大學舉行的一次座談會上，主辦方同時請來了楊帆和張維迎。“老對手”見面握手，楊帆說， “對不起，罵你罵了幾年。”張維迎同樣笑臉相迎，“罵得好，罵得好。”
“這場爭論的內容是市場機制和私人產權。”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張春霖對本報記者說。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認爲， “改革派在爭論中暴露的問題是，都沒有過早地舉起社會公正的旗幟，反而背起了改革負面影響的黑鍋，吞吞吐吐，失去和公衆對話的大好機會。”
“公衆對‘市場化’和‘市場機制’概念的誤讀，在對醫療改革、教育改革的抨擊中沿續，部分造成了對改革開放的誤解，在爭論中被繼續放大。”一位經濟學家說。
在楊繼繩看來，爭論的實質是“利益之爭”，特別是牽涉到廣大弱勢羣體的利益在裏面。這與楊帆的看法一致，楊帆也認爲，“這次爭論的關鍵，是改革近30年的利益調整問題。”
在許多觀察家看來，爭論關鍵性的認知差異在於，一方認爲問題是由於市場化改革所致，因此必須全面後轉；而另一方認爲，這是改革不徹底、不配套所致，因此必須加速推進改革，方向不能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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