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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伯苓先生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一位著名愛國教育家，是私立南開系列學校的創辦人之一，被譽爲“中國現代教育的一位創造者”。他辦學伊始，即以凌厲的銳氣和噴薄的活力，改革傳統教育，倡導新式教育，開闢先路，不懈求索。他以開放的文化心態，堅定的教育目標和宗奉不渝的教育理念，爲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辦學模式，披荊斬棘，開拓創新，通過不斷的教育實踐，爲南開了營造良好的育人環境，培育了獨具特色的南開教育體系。
作爲傑出的教育家，張伯苓的教育思想是豐富的，他不但提出了“知中國，服務中國”的教育理念，樹立了全新的教育目的，即應造就具有“現代能力”的學生；而且始終將強烈的愛國主義、科學精神貫穿於教育之中。今天，當我們重溫張伯苓教育思想的時候，依然能感覺到它的鮮活性，它所蘊涵的深刻的現實意義將會給我們帶來多方面的啓示。
教育宗旨不可仿造
近代以降，許多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紛紛倡導“教育救國”，興辦新式學校培養人才。張伯苓痛心外侮和國家積弱，很早就提出，國家“自強之道，端在教育；創辦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從此，開始艱難曲折的教育探索，先後經歷了模仿日本到模仿美國，進而走上從中國國情出發，將時代性與民族性相結合，尋求民族自強和推進中國現代化的“本土化”發展道路，極大地豐富了當時中國的教育內容。
日本教育爲南開的起步和早期發展曾提供過經驗，但在學習日本教育的過程中，張伯苓不僅對日本教育的優長有了深切體會，而且在照搬和模仿過程中逐漸體察到了其偏頗和弊端。認識到日本的教育制度“性近專制，爲造成領袖及訓練服從者之用”，並且提出了南開學校“教育宗旨，系造就學生將來能通力合作，互相扶持，成爲活潑勤奮、自治治人之一般人才，以適應時勢之需”。這是張伯苓辦學上的一個進步。1917年8月以後，他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教育，併到美國各地深入考察小學、中學、大學等各類學校，對教育的認識更加深化，使之有了對日本教育進一步反思的條件，把日本教育與美國教育兩相比較，他認爲日本式教育“強學生之遵從紀律心”，而美國教育模式“發達學生之自創心”，南開教育的改革和發展應該兼採美、日之優長。
教育改革的動力還來自學校內部。上個世紀20年代中期，南開學生對大學教育改革提出強烈要求，認爲大學教育必須適合國情。他們從切身體會中感覺到，美國式的教育模式只注意狹義的機械式的人才培養，教師只知道往學生腦袋裏填東西，“把有希望的青年訓練成一種轉販知識的被動的工具”，要求“當局能多多根據本國的國情，定出一個比較爲中國化的大學學制”。1924年，南大學生寧恩承發表《輪迴教育》一文，批評當時南開教師教學存在的弊端，從而引發了師生之間以至學校內外的激烈討論。張伯苓在經歷這一事件後，開始進一步對西方教育模式完全不適合中國國情進行反省，並且陸續在教學內容、方法及教材等方面的進行改革，除英文課外，所有課程一律改爲國語講授，減少對美國原版課本的使用，組織各科教材的自行編輯，開設學生社會調查課等。
1928年制定的《南開大學發展方案》，標誌着張伯苓“本土化”教育思想的形成。《南開大學發展方案》強調在學習西方先進教育思想和制度的同時，應注意到本國文化教育的固有特點和社會環境狀況，應在中與西、傳統與現代的整合中尋找發展的道路。“方案”指出：“南開研究之範圍，即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此範圍猶嫌太泛，故定三項標準以求實效：〈一〉各種研究，必以一具體的問題爲主；〈二〉此問題必須爲現實社會所急待解決者；〈三〉此問題必須適宜於南開之地位。南開大學將來之發展，即不外上文所定之方針與範圍。舉凡教材、設備、學制，皆以此爲指歸，經費充足，則循此以爲儘量之發展，即經費拮据，亦當努力以‘認識中國’、‘服務中國’爲鵠的也。”可見，通過多年的探索和實踐，張伯苓的教育觀有了質的飛躍，認識到了教育與社會有着密切的關係，必須從社會實際情況出發研究教育；他對歐美教育的長處、短處，有了比較客觀的認識，提出了學習西方應持的正確態度；他認識到中國教育界的根本弊端是不適應國情的需要，制定教育宗旨，必須從中國國情出發；他認定教育改革必須適應本國社會發展的需要。從盲目照搬歐美教育，到對它進行清醒、客觀的評價；從機械模仿，到批判地吸收歐美教育界的有益成果；從熱心教育改革，到深刻認識中國教育的痼疾，真正找到了發展中國教育的道路。這一進步不僅標誌着他學習歐美教育發生轉折，而且體現了中國教育由傳統教育走向現代教育的必然趨向。
張伯苓推進本土化教育，十分重視發揮廣大教師的積極性，明確提出“大學最重要者即良教師”，努力取得那些有着海外教育背景的“海歸”教師對教育改革的支持。從南開經濟研究所的何廉、方顯廷、陳序經，到應用化學研究所的張克忠、張洪沅；從文科的凌冰、徐謨、蔣廷黻、黃鈺生，到理科的姜立夫、饒毓泰、邱宗嶽等等。這些教師雖均出身海外名校，但並沒有以“販賣”西洋知識獲取名利，卻傾心教育，在南開走出了一條貼近中國本土的學術研究之路，成爲各學科的領軍人物。蔣廷黻後來回憶，張伯苓“所採用的教育原理和方法，雖然以現代眼光看是不夠的，但當時卻是可以爲中國社會接受的”。由此可見，張伯苓對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關於南開教育的重新定位，充分展現了他與時俱進、應時求新的辦學精神和審時度勢、善於決策的魄力，爲南開形成獨具特色的辦學模式奠定了基礎。
認識中國，服務中國
1928年的《南開大學發展方案》，不僅標誌着張伯苓本土化教育宗旨的確立，而且也向世人昭告：南開大學抱定的志願是“知中國”、“服務中國”。所謂“知中國”，即認識中國、熟悉中國，包括它的歷史、現狀和未來，以及從時代和世界的角度來衡量中國所處的地位和水平。“知中國”，是“服務中國”的前提和條件。沒有對中國深刻而透徹的認知，不可能很好地爲中國服務。“服務中國”，即解決中國問題，關鍵在於發展生產，促進國家的獨立富強。歸根到底，解決中國問題要靠科學，靠人才，即建立適應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科學知識體系，培養通曉中國問題、願爲中國獨立富強獻身的科學人才。《南開大學發展方案》從解決中國問題的高度，提出了大學教育的根本任務。這是張伯苓經過艱辛探索和實踐所得出的正確結論，爲南開大學獨具特色的辦學道路開闢了廣闊天地。
爲了落實“方案”提出的目標，南開在學科建設、課程設置、教學方法、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等方面採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張伯苓力主調整課程設置，改革教學方法，加強理論與社會實際的聯繫，採取措施強化學生實際能力的培養。20世紀20年代後期，南開的“知中國”方針真切地落實在了社會調查實踐上。“一方面開設有關研究中國現實問題或追蹤當代學術發展的課程”，如“當代中國政治問題”、“中國經濟問題”、“鄉村建設概論”、“西洋文學當代人物”、“化學問題之研究”等；“另一方面增強應用性課程”，文科各系增加“公文程式”、“新聞習作”、“講演術”等課程，商科加強商業金融實踐訓練，增加“辦公室管理”、“人事管理”、“售貨學及廣告學”、“工商實際問題”等課程。更主要的是張伯苓認爲，學生最大的缺點是隻有書本知識，不瞭解中國國情，“鮮諳社會真正情狀”。爲了克服教育脫離社會，脫離生活、脫離實際的弊端，南開學校結合不同課程，開闢第二課堂，對學生進行實踐教育活動。在二三十年代，社會調查活動已經成爲南開大學教學工作的一項制度。當時，南開“組織學生到天津市各大銀行實習，調查津埠商業貿易，主修農業經濟的到河北省定縣，參加晏陽初創辦的平民教育工作”。到抗日戰爭爆發前，南開學生“共調查了天津各種機關單位100多個，學生足跡遍佈工、商、文、教、交通、通訊、新聞、社會部門及司法、軍、政乃至外國租界”。調查不是圖具虛名式的參觀，張伯苓曾主持成立“社會視察委員會”，調查前由教授根據課程性質確定方案，由教師帶領學生有針對性地深入社會開展工作；調查後學生要寫出詳細的調查報告，並組織彙報討論，約請專家評定。最後，師生就若干問題深入研究，進而發表報告。如此注重實際，又不失科學態度的調查活動，對於今天的大學教育依然不乏借鑑意義。
上世紀30年代初，南開大學相繼成立電機工程系、化學工程系、經濟學院，均着眼於服務國計民生，學校曾廣泛地與天津電燈電車公司、天津久大精鹽公司、永利鹼廠建立聯繫，實行互助，“以我之學識，易彼之經驗”。同時，張伯苓把經濟學院建設成密切聯繫中國實際，承擔教學與學術研究雙重任務的學院，從適應中國實際需要出發，經濟學院拓寬了專業口徑。值得一提的是，經濟學教研中的每門規定課程都要“中國化”，以適應中國經濟生活和經濟組織的實際情況。在何廉教授領導下，南開開始了相當規模的教科書編纂工作，以便利用學校教師“在理論聯繫實際，在揭示中國的狀況與問題以及在教學中的經驗，來使學院教學得到更實際、更合適、更有用的教材”。南開經濟學教科書的編纂，還帶動了中國經濟學領域中術語規範化的開展。南開最先系統進行了這項工作，併爲南京教育部的國立編譯局制定中國經濟學正式標準化術語奠定了堅實的科學基礎。
當年，南開東北研究會、經濟研究所、應用化學研究所的創立，堪稱獨步國內。尤爲值得一提的是，編纂、分析中國重要經濟與金融統計數字，深入農村進行農村經濟研究，積極協助開展鄉村平民教育運動，均是南開經濟研究所從事的重要活動。作爲中國第一個有組織開展中國經濟研究的私人機構，她所取得的成就曾受到國內外研究機構和研究者極高的評價，而其所保存的舊中國經濟資料，也爲後人進一步開展研究工作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另外，張伯苓嘗試將科學技術轉化爲現實生產力，併爲經濟服務的探索，則以成立應用化學研究所爲代表。該所定名，突出強調“應用”二字，其目的“在研究我國工商業實際上之問題，利用南開大學之設備，輔助我國工商界改善其出口之質量，俾收學校與社會合作之實效。”經濟研究和應用化學研究的開展，其實反映出南開大學在學科構建與學術定位上“避虛就實”的策略，表現出南開學術的一種“特立獨行”，也反映了學者和大學管理者的別具慧眼之處。
大學的生命力即其學科適應社會需要的能力。一所大學只有能夠對社會需要的本質特性有着清醒的認識，並能建立靈活應對的機制，才能引領學校不斷髮展並將其推向更高的水平。二十世紀前半葉，張伯苓堅持自己的教育思想和辦學主張，探索切合中國國情，爲社會經濟服務的辦學道路，是卓有成效的，取得了寶貴的經驗。
造成“現代能力”之學生
人才是教育的最終產品，培養人才是學校的根本任務,也是校長最重要的職責。張伯苓一生辦學就是爲了培養人才。他說：“本校辦理之初衷，即以造就人才爲目的”，大學更明確規定“以彰揚文化，研究學術，造成建設國家之中堅人才爲目的。”張伯苓一生言說最多的也是培養人才，形成了獨到的人才培養理念。他抓住“培養什麼人，怎樣培養人”這個學校人才培養最本質、最關鍵的問題，很早就明確提出，辦學首先要知道：“(一)須造那類人；(二)當用何種方法”。他把“造成具有‘現代能力’之學生”作爲人才培養目標，從而確立了“能力爲本”的人才觀。
培養學生的“現代能力”。能力的培養，是張伯苓一直十分關心的問題，也是張伯苓大學教育理念的又一個顯著特徵。張伯苓最初致力於教育的動因，就來自“能力”問題。他後來談到這個問題時說：“我以前始終以爲，中國之積弱，是隻在我們個人沒有能力，所以一切不能與外人並駕齊驅”，“故一向對於教育方式，都按此目標向前進行”。但是，後來經過多方考察和深刻反思，張伯苓感到“中國至深之病，實不在個人之沒有能力”，關鍵在於人們缺乏國家觀念和團體精神，缺乏解決中國問題的實際能力。於是他提出，今後要培養有組織能力，合作精神，負責任，有犧牲，沒有名利思想、做事以國家利益爲前提的人才。“吾人細察吾國現時情狀，知中國所最感缺乏者，厥爲有‘現代能力’之青年。”
如何培養具有現代能力的青年，張伯苓從最早提出“三育並進”，到強調能力培養，再到提出培養“現代能力”，體現了他教育思想變革、人才培養理念與時俱進的歷史軌跡，反映了他對教育本質和時代精神的深刻把握。爲了實踐“三育並進”，張伯苓總結出一整套培養學生成才的訓練方法。其中包括：(1)重視體育；(2)提倡科學；(3)團體組織；(4)道德訓練；(5)培養救國力量。這五個方面都有着豐富的教育內涵。道德教育、薰陶人格、團體協作，是張伯苓在培養人才過程中十分關注的幾個問題。他把道德看作人才培養的關鍵，把道德教育視爲教育的根本。道德是指社會向其成員提出的一系列的行爲準則的總和。張伯苓把道德教育提到培養人的支配地位，強調“教育範圍，絕不可限於書本教育、知識教育，而應特別注重於人格教育、道德教育”，明確提出了“以德育爲萬事之本”的命題，努力探索和研究青少年道德形成的規律和新的道德導向。他強調，培養新的人才，必須變革道德觀念，擺脫封建道德束縛，面向現代社會樹立新的道德教育觀；道德教育以人爲本，努力使學生的品德、能力、社會交往關係等全面和諧發展；將人格教育納入道德教育的內容，德育要從基本品德、基本價值觀抓起，既強調我國優秀文化傳統中的個人品德修養，更重視面向全體學生進行社會公德教育，塑造學生以國家利益爲重、以集體利益爲重的道德情懷和社會責任感，以便使一代新人在民族感情、國家意識、思想品質和人格操守等方面建立牢靠的精神支柱。這種教育方式，乃是一種將知性教育與德性教育相統一的培養模式。
實際上，張伯苓就是通過對青年學生進行融知性能力與德性品格爲一體的訓練，進而實現了“三育並進”，達到培養具有現代能力的人的目的。大學最本質的功能，或者說根本目的是培養人才，衡量一所大學辦學水平的首要標準仍是培養人才的質量。張伯苓堅守大學“以彰揚文化，研究學術，造成建設國家之中堅人才”的教育理念，緊緊抓住培養什麼人這一核心，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使早年南開的人才培養質量始終走在前列，涌現出如周恩來、梅貽琦、陶孟和、喻傳鑑、吳大猷、陳省身、曹禺、劉東生、葉篤正、朱光亞、周光召等爲代表的一大批優秀人才。
當前，中國高等教育正走向大衆化，即高等教育的格局逐漸從精英時代走向大衆時代。但是，無可諱言，這種轉變，也同時給教育質量的保證和提升，帶來一些問題。因此，如何提高學生的現代能力，以適應競爭日益激烈的社會，也成爲現代教育管理者思考的重要方面。而張伯苓教育思想的變革和發展過程及人才培養理念，則給中國高等教育以深刻的啓示。現代教育需要理性的迴歸，教育規模的擴大，教育品種的增加，但教育的培養目的不能盲目化和簡單化。中國高等教育的任務，絕不是單純地大學數量的增加、大學層級的提升和在校生數量的擴充。人才培養目標是否體現了學校的功能定位；人才培養的模式設計是否與目標理念相一致，課程設置是否符合人才培養的目標，人才培養的過程是否滿足人才培養的要求，教學觀念、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手段等等是否保證了人才培養目標的實現。這些纔是一個成功的現代大學的基本品質。
(作者爲南開大學黨委書記：薛進文，南開大學校長：侯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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