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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週末唐山地震專題
2006 我們的唐山
唐山，鳳凰涅三十年
在精神廢墟上重建家園
“五七樓”，六年直起腰來
震中爲何遲遲不能確定
張家五姐弟的後地震生活
唐山大地震：持續的心靈餘震
“哭牆”：可能面臨拆除收費還要繼續
7月28日將至，中央電視臺的幾個欄目陸續開始播出唐山大地震30週年紀念節目。關於唐山大地震，還有“新聞”可言嗎？影像能反映些什麼？
唐山大地震，有多少親歷者，就有多少故事；有多少傾聽者，就有多少震撼。
“但是我們要找故事裏的新鮮點，要做別人沒做過的。”央視4頻道《走遍中國》編導李汾元說。
10頻道的《講述》節目，用了半年的時間，徵集了5000多條線索，採訪了100多名地震親歷者，最後選了50多個動人故事，做了10集節目。
10頻道的《探索·發現》則從科學角度出發，回顧了人類歷史上幾次重大地震，也介紹到了地震預測的困難。
地震時任唐山市委常委的陳仁泉與妻子(遇難)和小兒子的合影(劇組提供)
史玉芬(後排中)當年所在的農村工作隊，前排三人遇難。現在的史玉芬(小圖)擔任唐山市婦聯副主席(劇組提供)
當年從唐山轉移出的重傷員達10萬多人(新影廠資料電影截屏)
老軍人的“極度恐懼”
李汾元說，當時的唐山市委常委、武裝部部長陳仁泉，一個參加過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的老軍人，用“極度恐懼”形容1976年7月29日的夜晚：“比戰場還慘，戰場很慘，也是一片片地死人，可那纔多少人啊，七八百號人。打孟良崮，那才死多少人？唐山可不一樣，馬路上就沒有隔十米八米沒有屍體的。”
28日凌晨的那場大地震，陳仁泉沒有親歷。他當時在石家莊學習，略有震感。聽說地震在天津、塘沽一帶，擔心唐山有事，他立刻向會議組請假，並借了一輛車，帶着同事們趕回唐山。那時連石家莊市委書記也不清楚，究竟哪裏發生了地震。
車越往前走，他們的心越懸。本來半天能到的路程，他們走了一天一夜。道路毀壞越來越嚴重，司機不得不繞了幾次彎路，還遭遇幾次堵車。路上，他們看見大量軍車與他們駛往同一方向，拉着解放軍或救援物品。還有大量軍車駛往他們的反方向，拉着屍體或者傷員。
快到唐山了，陳仁泉看到路邊有十幾個孩子，從嬰兒到幾歲的，有男有女，有的衣不蔽體，有的啥也沒穿，一排死屍。他擔心起自己的孩子，心揪了起來。他結婚晚，雖然他當時已50歲，但最小的兒子才七八歲。
車終於走到唐山火車站附近，陳仁泉下車往東一看，整個城市全平了。陳仁泉蹲了下來，哭了。“這個城市怎麼辦？”這個經歷過戰爭生死的老軍人，感到無助與茫然。
十幾分鍾後，擦乾眼淚，陳仁泉繼續往市中心的市委大院前進。但是道路毀壞、傷員滿街，車根本無法前進。一起回來的同事們各奔各家。陳仁泉一路步行，花了兩三個小時，才走到了市委、武裝部大院。
大院門口停着一輛破公共汽車，上面掛着一塊布，寫着“抗震救災指揮部”。車旁邊的一個破席子裏，卷的竟是他的結髮妻子。所幸的是4個孩子還好，傷勢不太嚴重。
在這個城市裏，市委大院算是死亡率比較小的區域。這得益於他們住的是解放前遺留的德式建築，結構比較堅固。院裏住了50多人，被壓埋的有20多個。而且地震之後大約1小時，附近的空軍就到市委上空救援，所以市委領導無一人遇難。
根據《走遍中國》攝製組對當地地震局的採訪，唐山當時是“不設防”的城市，建築對地震沒有任何防範，很多死亡是因爲灰土嗆死。唐山地委(按當時建制，市委管理市區，地委管理周邊區縣)的家屬樓是解放後蓋的新樓，傷亡相對慘重，地委領導的震亡率達到50%。
陳仁泉來不及安頓家小，只掀開席子，看了一眼亡妻。市裏已安排他分管物資，其他一些市委領導則早已去唐山機場的總指揮部。陳仁泉到達時，市委大院裏已經堆積了大量救援物資，用防雨布覆蓋着。陳仁泉一方面按照“哪裏人多，哪裏急需，就往哪裏發放”的原則發放物資；一方面迅速組織民兵，守護重要的企業、銀行、商店等。
斷電斷水的城市一片死靜，不時傳來一陣哭嚎，撕心裂肺。忙碌了一天的陳仁泉摸索過死屍堆，去市委大院附近探望自己的老戰友，打聽傷亡情況。突然，遠處傳來一聲槍響，陳仁泉的心哆嗦了一下。
那時候，第一要緊的是救命。重傷員要緊急轉移。留下來的人，則要讓他們活下去。甚至29日晚上的那一聲槍響，他也沒有去仔細追究。
不過陳仁泉第二天緊急收集所有民兵的槍支彈藥，嚴加管理。那些參與哄搶國家物資的武裝幹部，後來也都受到了處分。根據他的回憶，唐山在地震之後四五天，各種秩序就基本良好了。物資分發在10天以後，也基本穩定。
政府逐漸開始計算唐山到底還有多少家底，根據陳仁泉的記憶，當時粗略估計唐山每年工業總產值有50億元，在地震中直接損失40億元，要重建則需要大概30億元。
關於災後重建問題，當時市委的爭論比較大。一種意見是死屍這麼多，清理不了，太傷心了，索性移到別的地方去。另一種意見是，那麼多物資不好再調動，不如就地重建。
最後中央下達指示，決定兩個方案同時進行。而後來的實際執行中，主要實現的還是廢墟重建，《走遍中國》這次去採訪瞭解到，豐潤新城是最近10年才真正發展起來的。
地震20天后，陳仁泉開始負責清屍。地震之後，解放軍運輸出去一部分屍體。陳仁泉妻子的屍體也在震後第三天被運走，至今不知葬在何處。但是還有大量屍體被市民們就地淺埋。震後三四天，城市裏已經瀰漫着腐爛的味道。繼續下去，更將成爲傳染病的隱患。
陳仁泉從全市各地組織了1萬多民兵，用了大概10天時間，清理出1萬多具屍體，全部挖坑深埋。然後在此基礎上，搭建簡易房，開始了重建工作。9月份，部分能源工廠已經恢復生產。
重新建設的唐山，參照日本經驗，所有建築都加了防震設計。所有房屋建設選址，都需要地震局審批。
活着的人，水和衣服
陳仁泉一直以來沒有接受過任何採訪的一個理由是，他不是地震的親歷者。他沒有如《講述》採訪到的一個當年的小戰士一般，見到地震前那一道褐紅色的地光；也沒有如更多的親歷者一般，經歷被壓埋的驚慌絕望。
《走遍中國》採訪到的一位親歷者是當時擔任唐山軍分區幹事、後來擔任唐山軍分區副政委的高慶友。他還記得地震剛響動的時候，他還以爲是颱風，跑到屋外，遇到軍分區司令員沈光厚。這位1938年入伍、抗美援朝時擔任團長的老同志，這時候也不明就裏。“我說司令這是怎麼回事兒？怎麼弄？他說蘇修真是可惡，甩這麼大原子彈，毀滅性的，他都沒想到是地震，那老同志，都沒這個意識。”高慶友回憶說。
當陳仁泉回到唐山的時候，這片土地已經歷了大震和多次餘震。
“當時根本就沒想究竟死了多少人。死的已經死了。當時主要是，(活的)怎麼弄水喝，弄飯吃，弄衣服穿。”當被問到，作爲市委領導，當時有沒有統計傷亡人數時，陳仁泉回答。
地震之後的唐山最缺的是水。陳仁泉曾帶人到處找能喝的水。游泳池、洗澡堂的水，防空洞裏的積水，都被用上。
可是這些依然難以滿足當時災民的需求。當時28歲的教師王學軍清晰地記得，自己那時口渴難耐，見到地上小坑裏積有雨水，把上面的蟲子拂去，埋頭就喝了起來。《講述》節目採訪到被困地下15天的礦工，甚至曾經喝尿解渴。
與此同時，位於唐山的陡河水庫，卻因爲大壩受震斷裂，又遇大雨連綿，面臨着必須開閘放水的險境。這個水庫庫底高出唐山市10米，有3600萬立方米的儲水量。一旦決堤，已經破碎的唐山將完全置於沒頂的洪水之中。
當年水庫的工作人員主動給《講述》節目打來電話。他們的講述，成爲《講述》“獨家揭祕”的亮點之一。
當時水庫使用電動閘門，但是地震之後，唐山斷電。如果人工打開兩扇40噸重的閘門，需要幾十人輪番工作20小時。可是當時水庫只剩下幾個工人。時不我待，工人們立刻跑到附近高炮團找來解放軍。
他們使用的手搖絞車，搖60圈，閘門才能提升1釐米。要放水，閘門至少需要打開1.5米。但是面對沉重的閘門，即使4個小夥子，一口氣也只能搖上20圈。偏偏在閘門搖到1米時，還遇到了一場強餘震。
所幸餘震過後，大壩還在，絞車房還在，房裏戰士們的號子聲還在。工人和解放軍努力搖動着絞車，閘門終於開啓，黑暗中聽到洪水嘩嘩瀉出的聲音。
震後唐山的另一個關鍵詞是“衣服”。由於地震發生在盛夏凌晨，很多人穿得很少。陳仁泉還記得他29日上午回到唐山時，見到大部分人都是“光着膀子”。他一路走回家，一路脫衣服給路邊的災民。
《講述》節目採訪到位於唐山的陸軍255醫院的一個司機。地震中，他被壓埋了幾個小時，被一個老兵用搖汽車的搖把給扒了出來。他獲救之後，第一眼看到的，卻是一個孕婦光着身子跑出來了。
老兵讓他把自己身上的背心脫下來，給那個孕婦。當時255醫院有很多病人，不少都是光着身子跑出來的。老兵想到，士兵們睡覺時，枕的都是自己的衣服。他便要求這個司機重新鑽回廢墟，把自己枕的衣服取出來。
“現在人真難以想象，我剛生死一線，剛出來，你又讓我回去。”《講述》主編說。而當時，司機什麼都沒說，立刻又鑽回廢墟，找出了自己的衣服。
《講述》節目採訪的多位親歷者，都銘記着當時曾受過的贈衣之恩。其中一位當時只有四五歲的女孩回憶，她當時看到很多解放軍冒着大雨在救援，她就在路邊傻傻地看着。從隊伍裏衝出來一個解放軍，把自己身上的雨衣脫下來，披到了她的身上。女孩說，她一輩子都忘不了這個解放軍。她長大以後，就嫁給了軍人。
另一個當時也只有七八歲的女孩，則對衣服有着另一種記憶。這個女孩的父親是軍人，她家住在營房，建築質量較好，對28日凌晨的地震，她幾乎沒什麼感覺。直到早上天矇矇亮，她母親起牀，發現院子裏的雞窩塌了。一二十隻雞，只搶救出一隻瘸腿雞。
女孩的母親坐在地上哭了起來。女孩的父親已在外面救援一圈，回來看看自家的房子塌了沒有，卻見到妻子在哭死雞。男人吼了一句：“你出去看看！”
母親走出營房大院一看，觸目所見，一片廢墟。她不哭了，回到家裏，把米、面、衣服、被褥，能搬的都往外搬，送給需要的人。之後，她還參加了婦女救援隊。
救援工作結束之後，這位母親忽然有一天醒過味來，說：“我的呢子大衣也捐出去了，那是我最貴的衣服！也不知道穿到誰身上了。”
潑辣爽朗的女兒講到這裏，笑了起來，說：“我媽就是個家庭婦女。”編導們卻聽得笑中帶淚。
主題轉移傷員轉移
由於節目長度等方面的限制，不少故事沒有出現在《講述》播出的節目裏。“有一些故事是類似的，我們只能用一個。”《講述》主編在介紹取材標準時說。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李汾元製作的節目上。
李汾元原計劃拍10個與唐山大地震有關的人，做10集。這10個人包括當年的地震孤兒、救援戰士、被壓埋了8天的礦工、後來家庭重新組合的夫妻，還有錢鋼、張慶洲這樣關注唐山大地震的作家，以及陳仁泉。
李汾元找到陳仁泉的時候，他仍身體健康，表達清晰。老人在地震之後，在原職工作了8年後離休，此前沒有接受過任何訪問。李汾元曾經當過兵，經朋友介紹，認識了老人。
李汾元片子的主題，後來被確定爲“十萬傷員大轉移”。在李汾元製作的24分鐘的片子裏，陳仁泉出現了兩個鏡頭，說了兩段話。一個是看到城市癱瘓以後，他說自己心中一片茫然。還有一段，是10多萬傷員被運出去的時候，陳仁泉說市裏不清楚有多少人被運出去，運到哪裏了。
根據李汾元查找的數據，當時唐山市有90萬人，被壓埋進去的有80多萬人，有60萬傷員，其中10萬是重傷員，需要往外轉移。在李汾元看來，“救助尤其感人，甚至比地震中被壓埋，比親人離去，更加震撼心靈。”
但是具體怎麼做才能比較感人，能滿足節目提高收視率的要求？李汾元心中還沒數。好在唐山遍地都是故事。他打算先去唐山採訪。巧的是，當攝製組第一天到唐山，在地震紀念碑前拍攝的時候，遇到了一個他們要的故事。
地震時才28歲的青年教師王學軍，後來成爲唐山一所中學的校長，今年剛剛退休。他的父親、原唐山鋼鐵公司的老工人王振和，地震時在單位值班，被壓斷了雙腿，所幸被轉移去外地治療，老人挽回性命，直到1992年去世。
老人的遺囑是讓兒子一定要找到當年的救命醫生，好好致謝。王學軍謹記父親的叮囑，每到10年紀念的時候，便往煙臺媒體投寄一封感謝信。花了十幾年功夫，終於通過媒體，找到了當年救治他父親的煙臺海軍407醫院的王恆鬆醫生。
媒體還找出了王振和當年的病歷。老人是8月6日被送到海軍407醫院，10日做的手術。由於送到醫院時，老人已經昏迷，醫生根據別人口述，把他的名字寫成了“王振河”。
當時這家海軍療養院牀位雖多，但只有一名骨科醫生，就是36歲的王恆鬆。他還記得，8月6日那天，醫院一下子來了140多個唐山傷員，最後醫院共接收198名重傷員，其中絕大部分都需要接受骨科治療。
作爲軍醫，雖然接受過戰傷訓練，但這是王恆鬆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遇見如此陣仗。頭3天，他完全沒閤眼。此後的1個月，他1天也只睡兩三小時，終於做完全部手術。而全部傷員沒有1例死亡。
今年6月，終於找到恩人的王學軍拿出自己兩個月的工資5000元錢，邀請王恆鬆和其他幾位醫生來唐山做客。李汾元在唐山地震紀念碑前拍攝的時候，正好遇上王學軍爲這些醫生送行。
李汾元抓緊王恆鬆離開前的幾小時，匆匆採訪了醫生們，然後順着這個線索，採訪了更多當年海軍407醫院救治過的傷員。
恢復的不僅僅是身體
雖然救了這麼多唐山人，王恆鬆只是在1980年去過一次唐山，隨訪病人的恢復情況。震後4年的唐山，在他印象中，還是一片斷壁殘垣。時隔16年之後，他再次來到唐山，“想再尋找一下地震的痕跡，找不到了，找不到了。”老軍醫感嘆說。
他沒有想到唐山變化這麼大。更沒想到，在唐山，竟還有這麼多人記得他。認出他的，有一位是坐在輪椅上的老大媽劉愛英。當年38歲的劉愛英，高位截癱，王恆鬆送她出院時，判斷她大概能活3到5年。沒想到30年後，他竟然見到了笑容爽朗的劉愛英。
劉愛英在報紙上看到王恆鬆來唐山的消息，特意讓老伴推着她來見“恩人”。
劉愛英原本在張家口一個單位做會計，丈夫張紹良則是唐山豐南的一個工人。兩人長期兩地分居。地震前，劉愛英剛剛帶着孩子從張家口搬到唐山，一家團圓。
劉愛英雙腿受傷被轉移後，丈夫並不知道她被送去了哪裏。“當時就是醫生判斷這個人屬於重傷，就地不能治療，馬上寫個條子轉運。立刻就有人擡上車，輪到哪裏的車就去哪裏。火車站，來個火車，裝滿就走。飛機也是。送到哪兒都不知道。”李汾元介紹說。
大地震的第456天以後，劉愛英作爲最後一批傷員返回唐山。張紹良聽醫生說妻子最多還能活3到5年，淚水頓時涌出，說：“無論如何我得把我老婆伺候好了。”
張紹良自創了一套按摩方法，30年來堅持給老伴按摩。現在劉愛英的腿部肌肉不但沒有萎縮，而且恢復了彈性，還可以坐在輪椅上做一些簡單家務。
唐山傷員，讓軍醫王恆鬆印象深刻的，是他們的堅強。雖然受傷嚴重，但幾乎沒有哭喊抱怨的。不過這其中也有一個格外愛哭的女孩，讓醫護人員們記憶猶新。
這便是當年21歲的姑娘史玉芬。史玉芬當時師範畢業，剛到農村工作隊兩個月。地震後她被埋在老鄉家的炕洞裏，屋樑上一枚大釘子釘進她胯骨，動彈不得。
到醫院後，年輕倔強的史玉芬一直哭嚷着要保住自己的雙腿。醫生後來救了她的腿傷，但是因爲骨盆骨折，擔心她以後不能生孩子。
李汾元聯繫到史玉芬。51歲的她健康、幹練，走路絲毫看不出受過傷。她還奇蹟般地生了一個兒子，現在19歲，已經在上大學，她自己則擔任了唐山市婦聯副主席。
史玉芬回憶起當年，淚水漣漣。被壓埋之後，她不停呼救，喊到嗓子幹了，摸到旁邊有兩瓶紅墨水藍墨水，就把兩瓶墨水喝了，繼續喊，最後終於被救了上來。
史玉芬姐妹4人，她排行第二。姐姐在地震中死去。母親說：我最愛的就是這二女兒，她如果已經死了，就別讓我看了。救護隊員告訴她：你女兒還有一口氣。
母親掀開被子，見到女兒渾身是血，滿嘴紅的藍的不知什麼東西，又被炕灰薰得黑黢黢的以爲女兒送去醫院，也活不過來了。哪知道，不到一個月以後，女兒竟然拄着雙柺，好好地回來了，還帶着部隊送的一箱煙臺梨。
史玉芬回家之後第二天，父親就帶她去單位報到。她本來在市教育局工作，卻主動要求去了“傷愈返唐接待站”。
記錄災難記住災難
得知當年的救治醫生來了唐山，史玉芬推掉一個婚宴，打上車，往醫生們住的飯店趕去。“這一路上我不知道想了幾個角度，第一句話說什麼，不控制自己的激動，但也不要見了人家，讓人家感覺都50歲的人了，還那麼脆弱，又是當年那個愛哭的孩子，所以我忍着吧，結果去了以後，見了他們我還是哭了。”51歲的史玉芬說。
醫生們感動於唐山人的感恩之情。可是面對新環境下成長的新一代，李汾元和這次邀請醫生們的王學軍都有一種危機感，擔心人情淡漠，擔心人們對唐山地震的追思漸漸淡化。王學軍把醫生們請到自己所在的中學演講，可是孩子們的反應平淡。
這讓李汾元更加有了一份記錄唐山的使命感。今年42歲的李汾元是山西太原人，卻一直與唐山有着不解之緣。他的父親是軍人。李汾元還記得12歲時，太原各種大院的人們曾住了好一陣子防震棚，領了一些物資。一開始，他還覺得好玩。住了幾天，也覺得沒意思，蚊子多，又吃不好，就還是回家住了。
回家住了一個來月，唐山地震了。“唐山一地震，就覺得太原鬆了一口氣。”李汾元說。而真正讓他對唐山大地震有切身感受的，是那一年秋季學期開始，學校轉來十幾個唐山孤兒。從此以後，李汾元的同學、戰友裏，越來越多人與唐山有關。李汾元也越來越想做一個關於唐山的紀錄片。
他這次去唐山採訪時發現，雖然30歲以上的唐山人對於地震都還有着深刻清晰的印象，可是年輕的孩子們已經對這一事件頗爲淡漠了。
《講述》節目的採編們大多隻有二三十歲，而且沒有唐山人。年紀稍長的主編今年也只有34歲，是河南人。她只記得唐山地震之後，她家裏也住了一陣防震棚。
“我們以前都是從國外的一些大片裏看到關於海嘯、颶風的場景。當你實際面對着這些親歷者的時候，他真的看到了天崩地裂，而且面對面地跟你講述出來，那種感覺跟看電影電視是完全不同的。”《講述》的編導說。
央視10頻道的另一個節目《探索·發現》則是從科學的角度出發，探討了地震問題。
就在唐山地震前一年的1975年，遼寧海城的地震工作者曾觀察到大量的宏觀異常現象。各種反常現象清晰地預示着將要發生一次大地震。2月4日上午10點半有關部門發出了地震警報，大疏散開始了。9個小時後，海城發生了7.3級強烈地震，建築物大量倒塌，但人員傷亡很少。
這是目前世界上惟一的一次有減災實效的地震預報。更多的是失敗預報，也包括唐山地震。“海城地震成功預報後的第二年，唐山地區的地震監測者又發現了一些跡象。然而，這些跡象不像海城那樣有着統一的模式。科學家們產生了爭論，最終沒有足夠的信心發佈地震預報，人員沒有及時疏散。”《探索·發現》的解說詞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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