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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以《研討會紀要》形式明確“商業賄賂犯罪法律適用”政策意見。
“行爲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財物，這種個人佔有的行爲就是受賄。以後不管是送人或者上繳集體，在處罰問題上不影響以前行爲的性質。”——曹子丹
“看起來有些不合理，但是從做法上分析，讓人感覺更合理。前提是，只要行爲人沒。
有主觀故意，案發或被檢舉之前退還行賄人的，可以從寬處罰。” ——盧建平
被迫受賄也是一些窩案形成的重要原因。但是案發之後，對於被迫受賄者，也可以考慮從輕處罰。
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用於公務支出是否可以從寬？原來並非熱點問題，但是上海市高院、上海市檢察院的一次研討會和一個會議紀要，卻使這一問題引發激烈反響。
7月18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二庭、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公訴處以《研討會紀要》形式下發“商業賄賂犯罪法律適用”政策意見。此前的6月26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二庭、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公訴處，共同召開商業賄賂犯罪法律適用問題研討會。會議形成的紀要規定：行爲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私自將財物用於公務支出的，一般應當依法認定相應的受賄犯罪，可以酌情從寬處罰。
有評論認爲，商業賄賂是典型的犯罪行爲，而將賄款用於公務活動，即便可以認定，但從法理上看，也不可做出“從寬處罰”的基本判斷。
行爲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私自將財物用於公務支出，既然依法認定受賄犯罪，那麼，給予“酌情從寬處罰”，到底合不合法？
量刑不影響定罪
“上海這樣做，我倒覺得是一種科學的做法。”北京師範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盧建平認爲，上海出臺的《紀要》應該稱爲一種政策。從某種意義上說也算是一種政策上的調整，在處罰時達到寬嚴相濟。目前，我們對受賄罪的界定是剛性的，數額就是唯一標準，5000元是個坎，跨越了就是受賄罪。當然受賄不足5000元情節嚴重的也會被定罪。
在國家嚴厲打擊商業賄賂的形勢下，上海出臺的這個《紀要》，是否會與國家現行的法律產生牴觸？盧建平說這要分開來看：“從形式上看確實有牴觸。但是在司法實踐過程中，這樣更便於掌握尺度，符合法律精神。對過於剛性的法律，具有調整的作用。該嚴的嚴，該寬的寬。”
《紀要》第一條(3)中規定：行爲人收受他人財物後，在三個月之內，並於案發或被檢舉之前，主動將財物退還行賄人的。對於該條文的規定，是否對行爲人過於寬大，這是很多人關心的問題。盧建平認爲，看起來有些不合理，但是從做法上分析，讓人感覺更合理。前提是，只要行爲人沒有主觀故意，案發或被檢舉之前退還行賄人的，可以從寬處罰。
中國政法大學刑法學教授曹子丹認爲，行爲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財物，這種個人佔有的行爲就是受賄。以後不管是送人或者上繳集體，在處罰問題上不影響以前行爲的性質。
“有人認爲，把受賄的財物交出來了，就不算犯罪，顯然從法理上是行不通的，但在處罰輕重上可以予以考慮。”曹教授舉例說，小偷偷人家的東西，然後又送回去，可以考慮對他從輕處罰，但是盜竊罪已經定性。
“賄款用於公務可以從寬處罰。”國家檢察官學院周其華教授對上海的做法持肯定的態度。他說，收受他人財物屬於受賄，是否構成受賄罪，要看其數額，超過5000元以上受賄罪就成立了。另外，數額少於5000元性質嚴重的，也可以定爲受賄罪。
安徽阜陽肖作新受賄1900多萬元，沒有動用，最後判了個無期，這和貪污幾千萬全部揮霍了，性質有區別。所以，肖被判無期應該是比較公允的。假如被他揮霍了，那麼判死緩甚至死刑都不爲過。肖作新沒被判死刑的原因，盧建平分析可能是因爲他受賄的錢還在。
收受的財物用於公務支出，那麼受賄的情節就減輕了，可以適當從輕處罰。周其華特別強調說，這裏的“酌情”是指酌定情節，不屬於法定情節。主觀上有無佔有財物的目的，這個要弄清楚，如果沒有弄清楚，證據不足，就不能定罪，疑罪從無。
對於貪官污吏要嚴懲不怠，這是一貫的政策。但是受賄來的錢，沒有據爲己有，而是用於公務或公益事業，司法機關從寬處罰。“這是一種合乎情理的一種考慮，當然老百姓可能不會滿意，認爲這是給他們減輕罪責。”盧建平說。
不大可能出現主動受賄增多現象
上海《紀要》的出臺，會不會導致一些公務人員利用職務之便，以公務和公益的名義而主動受賄呢？盧建平表示，不管什麼目的，收取他人的財物就是受賄，超過5000元就可以定爲受賄罪。即使全部用於公務或公益事業，只能在量刑時減輕處罰。所以，不大可能出現主動受賄增多的現象。
有一種情況不同，比如某官員貪污了10萬元，聽到風聲後趕緊用於公務支出，是否也可在定罪時從寬處罰？對此，盧建平回答說，這種情況就要從主客觀方面進行考慮。假如有證據證明他是在事情敗露，司法即將介入調查，緊急處置這筆錢，那麼罪責就不應該減輕。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官員將受賄的錢，名義上用於公務，卻開了發票又到單位報銷了，這樣，受賄罪就變成貪污罪了。
“感情投資”可能導致兩種罪
《紀要》中說，行爲人接受不具有具體、明確請託事項的“感情投資”，一般不能認定爲受賄犯罪。如果“感情投資方”多次給予行爲人數額巨大的財物，最後行爲人接受具體請託爲其謀利的，應當將多次收受的數額巨大的財物予以累計，以受賄犯罪論處。
周其華把所謂的“感情投資”比作是“放長線釣大魚”。他的看法是，行爲人在請託方今天送、明天送，數額已經巨大的情況下，爲請託人辦事了，那就構成了受賄罪。如果沒有給人辦事，則應以貪污罪論處。
《紀要》中還規定，如行爲人收受的健身卡、高爾夫會員卡等，申辯不想也確實未曾使用的，可以考慮扣除該部分受賄數額。周其華解釋說，行爲人收受了他人的健身卡、高爾夫會員卡或者銀行卡等，沒有使用也是受賄。如果僅收了一張銀行卡，數額又不足5000元，那就不能定受賄罪。
被迫受賄應該減輕處罰
據報道，合肥某三甲醫院一位醫生，多年來無法拒絕患者的紅包，便以匿名的方式全部匯給了希望工程，資助貧困學生讀書。盧建平指出，這種被迫受賄的現象應該從輕處罰。
被迫受賄也是一些窩案形成的重要原因，但是案發之後，對於被迫受賄者，也可以考慮從輕處罰。“有些時候受賄是一種無奈。”盧建平說，“一個班子，人家都收了，你一個人不收能行嗎？比如一把手說每人一份你就不要推辭了。”這種情況屬於輕的，而有些時候受賄具有強迫性，你不收還可能遭到威脅。“假如金額很大，你不收，他們會用匿名電話警告你，‘你不收是不是想把我們都弄進去？有一天事情敗露了，你想作證人？”
針對這種情形，盧建平的意見是，確實屬於被迫受賄，最後在定罪量刑時，應該給予考慮，從輕處罰。
據瞭解，目前我國還沒有一部法律規定賄款用於公務可從寬處罰。儘管上海的《紀要》具有一定前瞻性，但是仍然有不少人提出質疑。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專家指出：無論是檢察官起訴案件，還是法官判案都只能嚴格依據法律條文執行，隨意“造法”是對現有法律的褻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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