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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紛揚揚的富士康訴記者案，日前有了一個戲劇性的結果，富士康與《第一財經日報》雙方發表聲明：富士康撤銷訴訟，雙方互致歉意，以作了結。
案子雖了，但啓示發人深省。富士康案最爲直接的一個啓示是：只要有利益動機，資本的力量就必然會試圖踐踏新聞業的理念。這一訴訟案是中國迄今爲止針對記者的最大一起名譽誹謗案件，它引發了人們對新聞記者權利的空前擔憂。我們不得不承認，被大衆視爲無冕之王的新聞媒體，正面臨被多重力量擠壓而成爲弱勢羣體的可能。當新聞在試圖保衛社會的時候，沒有人注意到新聞自身卻常常無險可守、退無可退，這就是衆多以深度報道爲己任的媒體和新聞人的生存現實。
而另一方面，作爲新聞人，我們還應該看到，在訴訟中報道者淪爲弱勢，還有來自職業訓練不足的深刻原因——《第一財經日報》如此解釋“爲什麼是和解還有歉意”：“以一篇有瑕疵的報道即便大獲全勝，也不是真的勝利”。因此，對於富士康案，如果僅僅得到“企業的不軌”這樣一個結論，是遠遠不夠的。記者應該如何通過業務行爲的合理化，以做到法律意義上的自我保護？這是又一個重大問題。
如果說富士康案給我們帶來了什麼正面的影響，那就是使得人們第一次如此驚悚地意識到，必須保衛新聞——並且是從主客觀兩個方面來保衛。也許，一個強有力的、高清晰的《新聞法》——約束與保護新聞業的法律的誕生，是時候了。
我並且以爲，在富士康案的整個事件中，以上這些還並不是最有趣的啓示。考察富士康在事件中的其他表現，我越來越感到對其定性於“無知”頗有可能。在網絡採訪中，該公司人力資源部員工稱“索賠3000萬隻是手段，目的是想警告媒體不要亂報道”。似乎，這個在法律上顯然缺乏依據的非常舉措正是如此感情用事地做出的。接下來，索賠降爲1元的理由也如此趣味盎然：因爲企業“沒想到”會產生這樣的社會輿論。再接下來，“富士康撤銷對《第一財經日報》的訴訟，雙方互致歉意”則像是一場兩頭怕的遊戲的終結。或許，在富士康看來，對記者的威脅，與新聞界的爭執，正彷彿是幼兒園裏的一場糖果之爭。一系列的情緒用事、“沒想到”和腦筋急轉彎意味着什麼？這些是否源自富士康作爲公共關係主體的無知？
懂得如何面對危機，是一個社會組織的媒介素養的必修課。社會組織通過媒介來獲取信息，通過媒介瞭解社會對組織本身的評價，認識現狀和自我形象。在危機面前，企業媒介素養的鐵律是：須向媒體提供真實的信息；不得干涉媒介的正常新聞活動；不得拒絕採訪甚至以更加惡劣的方式來對待媒體記者。違反了以上準則，不僅無助於化解危機，而且將造成企業形象的進一步惡化。富士康案中，企業方違反了以上幾乎所有的準則，終於以和解之名完成了一場自傷累累的“零和博弈”；並且，更可悲的是——此事必將被反覆談起。
我以爲，任何公衆對於類似事件的懵懂，盡皆可以原諒。但是像富士康這樣的大企業對於新聞規律、媒介公共關係和社會輿論機制的無知，就完全不可思議了。我們緊接着要問的一個問題是：在無數企業年復一年地針對新聞媒體的名譽權訴訟中，有多少是因爲媒介素養的欠缺所致？並且，在未來，還會有多少？
找到一篇過去的報道，在被問到富士康成長的祕密是什麼的時候，其老闆郭臺銘說：“四流人才，三流管理，二流設備，一流客戶”。原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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