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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受關注的富士康案終告一段落。9月3日，第一財經日報社與富士康科技集團(鴻富錦精密工業(深圳)有限公司)發表聯合聲明，稱雙方“基於建設和諧社會、充分尊重新聞從業者的社會職責、保障企業正當權利之目的”，決定和解。富士康科技集團已於當日撤訴。
結果出人意料。在雙方簡短的聯合聲明中，沒能讀到任何關於真相的解釋：引發訴訟的那篇報道是否屬實？“被機器罰站12小時”的現象到底有過沒有？那些工人的收入到底是多少？觸目的只是雙方互致的一連串“敬意”、“歉意”以及“善意”表白，頗有些“不打不成交”的意思。看其中濃濃的“和諧”氣氛，讓曾經特別關注此案者感到很困惑：你們雙方到底誰對誰錯了呢？而我們的知情權又在哪裏？
是的，我們的知情權呢？富士康案(現在，或許應改稱“富士康事件”了)發展到今天，已決不是第一財經日報社與富士康科技集團兩家的“門內事”。雙方一爲容納了幾十萬人就業的大型企業，一爲被稱爲“社會良心”的媒體；引發爭執的內容涉及工人權益保護，涉及勞動法規的落實。如此身份和訴訟內容已經決定了這是一樁公共事件。既然是公共事件，就不宜“私了”——“私了”或也可以，但請先留下真相。
企業和媒體，一方有雄厚資本基礎，一方佔據了話語權的制高點，同是社會上兩個非常強勢的機構。如此兩個機構“互相尊重”、“攜手合作爲創建和諧社會，並增進勞工權益而努力”是必要的，但所謂“和諧”絕非兩個強勢機構之間就要一團和氣、息事寧人，乃至不打不成交、惺惺相惜。欲求社會之大和諧，越是這樣的強勢方，越不能“爲友者諱”，雙方理應本着“理不辯弗明”的態度。
興訟，並非一定是基於仇恨或惡意。媒體對忽視勞工權益的企業進行監督，幫助企業把好“人道關”，是對企業的救贖而非打擊。同理，企業如果認爲媒體監督有誤或有惡意，去司法機關起訴媒體和記者，是澄清事實、挽回清白的有效手段，同時也可促使媒體監督進一步得以完善，這同樣也是一種責任而非報復。這其中的最關鍵詞，就是“澄清”。如果在事件得到徹底澄清之前，雙方糊里糊塗地和解，着實開了一個不好的先例。循此，今後那些財力雄厚的企業會不會成爲“老虎的屁股”，讓媒體不敢摸？如果媒體對於一樁牽涉甚廣的報道，也可以如此不了了之，公信力何在？何談鐵肩擔道義？
如果報社自信報道內容是確實的，就理應堅持公理，爲勞工鼓與呼，直到富士康向公衆“低頭”、向勞工作出補償爲止。這是對自身尊嚴的維護，更是對“求得真相”這一媒體天職的堅守；而如果報道不屬實，則報社也不能恃話語權強大，謀求“和解”了事，而是應該勇敢地向富士康和公衆道歉。
這是一個必要的過程。因爲這不僅是對那些富士康工人的負責，對公衆知情權的負責，同時也必能幫助其他企業更好地把握法律和道德底線，幫助其他媒體進一步完善監督技巧，提升媒體監督信心和能力。可以說，這樣一樁事件怎樣收場，是對兩家強勢機構公共精神和“危機公關”技巧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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