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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中國作家餘華的名字出現在《紐約時報》上，《紐約時報》形容餘華是，“目前中國最炙手可熱，最有爭議的作家”。採訪餘華的是《紐約時報》駐中國上海記者張大衛。
餘華對張說，“我的作品《兄弟》可能顯得有些極端但你能在中國的任何地方找到這些場景……中國最大的現實就是超現實。”
在中國，張大衛不僅採訪文藝界的人，更多的時候是以財經記者身份出現。
6月的一天，張大衛坐在一輛寶馬車上，縱橫太行山脈數百公里。那是個暮春的雨天，汽車在山路上飛馳，草木蔥鬱的山林間偶爾可見些黑點子，那就是煤礦。
2006年，紐約時報年度報道的主題是“能源”，“中國煤”是重大話題，這是張大衛第二次來山西。
“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地方像中國一樣廣大，發生着如此迅速的變化。我在這裏能看見橫跨19世紀到21世紀的場景。”張大衛說，“這是每個記者的夢想之地。”
從冬季到暮春，紐約時報關於中國煤炭的報道也從原定的一篇擴展到四篇。
對於NBC(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北京站站長埃力克而言，正爲奧運報道忙得焦頭爛額。“北京辦公室要增加兩名記者，參與奧運報道。”他在電話間隙，擡起頭說。
NBC得到了北美奧運報道的獨家轉播權，此次奧運會對他們非常重要。“這不僅僅是個體育盛會，這是一箇中國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機會。”埃力克說。
據外交部新聞司統計，截止2006年2月，共有來自46個國家的291家機構，516名記者在華常駐。與2002年相比，駐華外國新聞機構增加了93家，記者人數翻了一番。
他們常駐於北京、上海、廣州、重慶與瀋陽，活躍在中國的各個角落。
外國記者的“樂土”
張大衛至今記得第一次來中國的場景。那是2002年11月，《紐約時報》出資讓他去中國旅遊兩週，從而決定是否駐華。
清朗的晚秋，當飛機降落在上海浦東機場，出租車沿着高架橋穿過上海繁華的市區時，“那一刻，我想起了紐約。”張大衛說。
此前，他的好友兼同事楊金新(JamesYardley2005年普利策國際報道獎得主)，一直告訴他，中國正在發生鉅變，去那裏肯定能寫出了不起的報道。抵達上海的第二天，張大衛就給總部寫報告：“我申請來中國。”
目前，《紐約時報》駐華記者已經達到5名，成爲該報最大的外國記者站。正有越來越多的記者申請來華。“在中國就意味着你必須寫出更多更好的報道。”張大衛說。
隨着中國報道力度的增加和所佔版面的日益重要，中國正成爲各國記者的樂土。
截止到2005年12月25日，《紐約時報》2005年已刊登了3000多篇涉及中國的報道，其中445篇出自其駐華記者之手，86篇新聞上了頭版。與1995年同期相比，報道總量是原來的3倍多，頭版文章數翻了一番。
英國記者華衷JonathanWatts 近兩年回國，常常遇到野心勃勃的同行們：“他們告訴我，自己正在學習普通話。有的甚至直截了當地問我，打算什麼時候回國(他們想接替)。”
“天哪，我希望至少呆到2008年奧運會。”華衷說。
華衷所服務的英國“衛報”TheG 於1999年將辦公室從香港搬到上海，2003年，從上海搬到北京。華衷把他的辦公室安在了北京大山子藝術區內，那裏幾乎聚集着所有重要的中國當代藝術家。
不僅是西方媒體，卡塔爾的半島電視臺於2002年來到中國。在其北京辦公室的入口處有個宣傳畫，上書：“如果每個人都看CNN，CNN看什麼？”目前，阿拉伯世界共有4名記者常駐北京。
來自巴勒斯坦的體育記者馬蒙常聽朋友說：“你就留在中國吧，這裏沒有戰爭。”
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周慶安這樣描述他所認知的外國現任駐華記者：他們大多有比前任更好的語言背景；很多人有中國文化背景，有的夫人是中國人，或者本人是華裔；由於上述原因，他們對中國社會與文化有着更深入的瞭解。
在記者採訪的8名外國駐華記者中，兩名在1980年代之前來到中國，他們對中國的體會可能比“80”後的新生代還要深，屬於老資格的中國通。
其餘四位有過長時間的在中國求學的經歷。路透社的儲百亮(ChristopherBuckley)甚至選擇了一個非常特殊的專業——“中國共產黨黨史”。他是當年中國人民大學此項專業惟一一名外國人。“我希望瞭解中國，必須先了解中國共產黨。”儲百亮說。
張大衛有位中國太太，他在美國時就結交了很多中國好友，來中國後經歷了3個多月的語言培訓。華衷來中國前在日本當了七年記者，對中國有着近水樓臺先得月的理解。
他一直在努力學習中文。華衷在辦公室的牆上，寫上各種中國俗語，便於記憶：“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
視角在變化
這幾天，美聯社北京分社社長韓村樂(charlesHutzler)正忙着招兵買馬。目前美聯社在中國共有25名工作人員，面對越來越重要的中國報道及各家通訊社之間的激烈競爭，這個人數已經遠遠不夠了。
“我們正嘗試着報道一個真實的中國，普通人在這個國度裏的生活，他們的喜怒哀樂，以及他們的命運在時代中的變化。”韓村樂表示。
2004年下半年起，外國媒體的中國報道漸入高潮。美國《財富》雜誌、加拿大《環球郵報》、英國《衛報》和《金融時報》，推出了以中國爲主題的系列報道。2005年3月，BBC將政治辯論節目“提問時間”移到了上海。5月4日，CNN舉行了“聚焦中國”的報道，歷時一週。其後，《時代週刊》、《新聞週刊》紛紛推出中國特刊。
姚明、章子怡，還有更多的普通中國人進入到他們的視野。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國際傳播研究中心選取了《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1995年、2000年、2005年的中國報道作爲研究對象，他們發現，西方主流媒體對中國報道有所變化。
研究員周慶安表示，一個重要變化體現在主題設置上：人權問題、臺灣問題等傳統話題仍然存在；但經濟話題有了大幅增加，社會、文化領域報道增多，純粹的政治報道比重有所下降。
以經濟題材報道爲例，3家報紙2005年的報道量比1995年提高了20%以上，佔所有涉華報道的1／3；從社會報道來看，3家報紙2005年的報道量與1995年相比，有兩家報紙提高了15%以上。
專業財經類媒體的中國曆程無疑走得更快些。美國《華爾街日報》和英國《金融時報》甚至有了自己的中文網站。《金融時報》的中文網站上，除了翻譯英文報道之外，還邀請了中國的專欄作家撰寫中文稿件，討論社會問題。目前的熱門話題是“中國有無中產階級”。
英國人華衷至今記得剛到“衛報”時，編輯說的一番話：“人是最重要的。關鍵是社會變革中人的命運。”社會新聞是“衛報”中國報道的重頭戲。環境、收入分配、土地以及婦女地位等等，都是他們非常熱衷的話題。
華衷採訪過一位30多歲的建築工人。他在上海工作了近10年，建造了20多座摩天大樓，他居住的工棚邊上，便是車水馬龍的陸家嘴金融中心。他最大的願望是，讓自己的孩子改變命運，融入城市。
這讓華衷想起英國工業革命。“不同的是，英國用了近百年才走完這一歷程。”華衷說。他覺得自己正在中國經歷歷史。
清華的研究者認爲，在文章的傾向性上，根據2005年數據，3家美國主流媒體對中國的平衡報道佔多數，大約在40%左右，而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後期，西方主流媒體妖魔化中國的報道佔涉華報道總數的60%到70%。
變化原因
對於美聯社北京分社社長韓村樂而言，他感覺這一變化出現在1990年代中後期，經濟發展開始成爲主題。
1999年前後，韓村樂在北京日報上看到一則故事，說京郊一個村落的農民見到了UFO。韓村樂於是驅車前往採訪，那是個非常偏僻的村莊，位於狹長的山谷中間，交通極不便。看到一個金髮碧眼的老外要採訪UFO，熱情的村民叫來了村支書。村支書很健談，他跟韓村樂說了幾分鐘UFO之後，就開始大談村子的發展計劃，如何發展旅遊業，盤活經濟。
“這個時候，我忽然感覺到了他們對我如此熱情的真正原因。”韓村樂說，“我感覺到，發展經濟的渴望已經融入了每個中國人的生活。”
韓村樂對此有自己的理解。“1980年代，外國媒體把大量的報道篇幅花在改革本身，是否改革，如何改革，而到了1990年代中後期，每個中國人的生活都隨着經濟改革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已經不可能再退回去了。所以，媒體就把報道的重點從改革本身轉移開來，進入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如今，整個世界都在消費“中國製造”。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國與國之間的利益聯繫更加緊密。牽一髮而動全身，關於中國能源、貿易、環境等任何環節的問題，都會引起全世界的關注。
張大衛在山西腹地的小村莊看到這樣的場景：源源不斷的煤炭從地底挖掘出來，它們被裝上火車，運往東部各省份；煤炭轉化成動力，支撐着東部巨大製造業基地的正常運轉；然後，那些產品被打上“中國製造”的印記運往世界各地。全球化巨大的利益鏈條，讓這個遙遠的村落不再是異域情調。張大衛覺得自己看到了整個世界。
NBC北京記者站站長埃力克承認，作爲一家美國電視臺，首先必須提供美國觀衆喜歡的新聞。在他看來，1980年代是西方媒體與中國的蜜月期。時處冷戰時期，中美兩國有着共同的戰略利益，而且，中國正在改革開放。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前半期，中美關係降至冰點，此時的美國媒體把大量的目光集中在人權及相關政治話題上。其後，隨着中國的發展與利益格局的改變，報道熱度又起，關注點自然有所變化。
清華的研究者綜合了《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三家美國主流媒體對2005年中國形象的描繪。
經濟形象：高速增長，前景廣闊，積極參與世界經濟交往；政治形象：在國際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但國內也有問題；社會形象：傳統文化魅力久遠，但公共衛生和環境水平需要提高，社會問題成爲制約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改革初期的記者們
如果目光追溯到20多年前，則是另一番圖景。1978年，中美邦交正常化之後，隨着中國在外交上的一系列勝利，國外主流媒體紛紛入駐中國。《紐約時報》來了，《時代週刊》來了，“美聯社”來了，CNN、NBC都來了……
“就像一扇封閉很久的大門忽然打開，一個神祕的國度終於開放，對於西方讀者而言，關於中國的任何事情都是新鮮的。”埃力克說。
1980年代的主題是改革。埃力克他們做了大量關於改革的故事。“比如，農村的土地制度改革；比如，北京的老字號飲食店改制。現在說起來稀鬆平常的事情，但那個時候，卻是很不平常。”埃力克說。
1980年代的中國，外國人少見，外國記者更是特殊。埃力克有時申請去農村採訪，採訪車輛剛剛開進村莊，就被好奇的人們包圍了。“我覺得自己像熊貓進了動物園，完全沒法工作。”埃力克說。
而之後，中國報道在1987年前後達到了高潮。1987年，NBC經過一年的申請與準備，成功派遣了150人的報道團隊來到中國，展開題爲“變化中的中國”特別報道。
當時北京的涉外飯店有限，這樣一個規模空前的記者團隊前來，連住宿都顯得緊張了。整整一週的時間，中國的畫面與符號出現在NBC熒屏上，天安門、長城、外灘還有大熊貓。
1980年代末至到1990年代上半期，外國駐華記者站的規模也有所變動。紐約時報在1990年代初期，駐華記者從以前的3名(2名北京，1名香港)，變至2名(1名北京，1名香港)。此後，隨着中國經濟的成長，這些數字又發生了改變。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所張國慶老師，長期關注美國政治與媒體研究，他說了個很形象的比方：“1980年代，外國記者到中國，說，請帶我去看大熊貓；1990年代，他說，請帶我去看不同政見者；到了21世紀，他會說，請帶我去商務部。”
百年交流
時光如白駒過隙，時刻奔騰，不捨晝夜。或許很少有人記得，中國與外國記者的淵源可上溯至百年前。
莫里遜報道八國聯軍入侵，並將慈禧太后推行立憲告知世界，澳大利亞記者端納首先向世界披露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美國記者斯諾夫婦採訪陝北紅軍，寫成《紅星照耀中國》，和中共領導人面對面；白修德則因爲描寫中國共產黨抗日的《中國的驚雷》而名揚世界。20世紀早期，動盪不安的中國局勢爲外國記者提供了一舉成名的絕佳舞臺。
“早在1904年，我們就在東交民巷了。”美聯社北京分社社長韓村樂說。
100年前，中國的精英階層，與西方媒體也接觸甚多。1896年，時值晚清帝國風雨飄搖之際，74歲的李鴻章訪問美國。他接受了《紐約時報》的專訪。這位老人抨擊了當時美國的排華法案，稱之爲“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
《紐約時報》還採訪過袁世凱，那個時候，他還在天津。
新中國成立後，外國記者與中國的聯繫並未切斷。
隨着中國與外界交往的日益頻繁，今日的外國記者更爲專業和職業化。澳大利亞人儲百亮更願意把自己看成一名記錄者與寫作者，他這樣解釋自己的擇業原因：“愛八卦，愛故事，愛政治，愛中國。”
在埃力克加盟NBC的1984年，所有外國記者都需入住外交公寓。那是個物質貧乏時期，極爲耀眼的建築羣，專爲外交人員及國外記者設置。埃力克戲稱之爲“京城豪宅”。當年住房緊張，外國記者幾乎也不可能在其他地方租賃辦公場所。
如今，已沒有嚴格的居住和辦公選址限制。《時代》週刊記者崔淑珍(SusanJohannaJakes)把家安在雍和宮邊上。那裏青磚黑瓦，草木旺盛，每戶門前都打着紅格子屏風。一牆之隔便是典型的北京胡同。崔淑珍認識衚衕裏的每一位中國鄰居。
籠罩在外國記者身上的神祕色彩正日漸淡去。“以前，我們是大部分地方不能去，少數地方能去。現在應該說是，大部分地方可以去，少數地方受限制。”埃力克說。
7月20日，埃力克坐在他那間東南亞風情的辦公室裏回顧一生。1971年8月，菲律賓大學生埃力克第一次來到中國。他見到了一個紅色的國度。其後，菲律賓馬科斯政變，埃力克被迫滯留。
從政治難民到外國記者，埃力克在中國經歷了“文革”，上山下鄉，“文革”後的第一次高考，直至改革開放。如今，作爲NBC記者，他已在中國工作了整整22年。
中國有他的家和事業，中國報道讓他獲得了一次“艾美獎”。“一切恍如夢境。”埃力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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