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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想對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革命英雄主義教育和藝術教育，這三個教育對人的全面發展很重要。我們給下一代的崇高和忘我的精神太少了
儒學是忠於皇帝，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我們是忠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個理想。道德和儒學有關，做人要講究道德，共產黨講忠，有自己特有的內容。我的名字就是一個儒學老學究起的
劉忠德縱論當下文化現象——
趙本山我也挺理解他，他也不容易，一個農村的演員到這個地步不容易。但有些節目，比方香港迴歸一週年的時候，演了個小品，戴了個破帽子，擤着鼻涕往鞋上一擦，多噁心，中華民族不是這麼沒文化，這是醜化中華民族
韓劇不看，韓劇婆婆媽媽的，一個事能弄兩三個晚上。看韓劇的多是家庭婦女，女同志特多，韓劇，不需要在屏幕上佔那麼多篇幅，不能像現在播得太多了一些，這不對，咱們中華民族優秀作品多的是。像《雷雨》就不錯呀，爲什麼不演演這些東西
我在宣傳部是提倡卡拉OK的，但現在看，問題也很多。你看他們的畫面。歌曲是健康的，但畫面不健康，而且畫面和歌詞是脫離的。但統一曲庫是不行的。只要是健康的，都是應該允許有，不能說宣傳部、文化部規定大家唱什麼，大家就只能唱什麼
美術，提倡寫實的，不反對抽象的；不反對冷抽象和熱抽象，反對政治波普，反對行爲藝術。現在的行爲藝術，把死孩子都拿出來展覽，搞得烏煙瘴氣
鄧麗君有些歌是不健康的，《何日君再來》《路邊的野花不要採》都是不健康的，但是總的來講，鄧麗君的歌曲，包括那個年代的臺灣歌曲是有思想、有情懷、有激情的
《手機》就不是太好。但像第五代導演一樣，也有他的優點，思想比較敏捷。但是缺點也是很明顯
最近沒有(看電影)，我們政協幾個同志最近跟我說，有個電影《瘋狂的石頭》太不像話，我準備去看一下。不看沒發言權
張藝謀《紅高粱》，中國人在釀酒時(往酒裏)撒尿，可能有一些人，那是極個別的，不代表中國，不代表中華民族。咱們文藝作品應該抓住典型性、有代表性的東西通過藝術表現，我認爲這就是缺點
《霸王別姬》劇中是演員自殺，咱們徽班進京都二百多年了，京劇演員自殺了，說明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太差勁了吧。後來改成劇中人自殺，這就不一樣。
一位前文化部長的價值觀
對我個人的任何評價，我都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我自己的遭遇也可能很慘，可能變成了歷史裏面的反面人物，這是可能的。我對歷史對我個人的評價無所謂，但歷史會證明，馬克思主義是對的，共產主義在全世界遲早會代替資本主義
“寧帶千軍萬馬，不帶八百雜耍”，這是意識形態管理者對自己工作的普遍認知。而作爲管理最敏感領域的高級官員，常陷入“左”與“右”、保守與開明、進步與落後的社會評價，他們總是備受爭議的政治人物。
劉忠德，20世紀90年代中國意識形態領域最高管理者之一，他的文藝觀是如何形成的？他的價值觀與劇烈動盪的中國社會有着怎樣的關係？他對中國主流意識形態有着怎樣的影響？
共產黨員的“忠”與“德”
人物週刊：前一段您發起成立了華夏文化振興基金，主要目的是什麼呢？都做了哪些事？
劉忠德：主要想對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革命英雄主義教育和藝術教育，這三個教育對人的全面發展很重要。基金成立一個多月了，做了三件事，用實際行動說明基金的宗旨目的：1.給北京所有的幼兒園的小朋友捐贈《黨的知識幼兒版》，黨哪年誕生的，黨旗什麼樣，黨是什麼性質的黨。從小就知道共產黨怎麼回事，現在好多人對黨理解片面。2.演出《雷雨》，過去(演)四個小時，現在兩個小時不到。現在誰還能看四五個小時？那絕對不行。3.我們搞了一個傅庚辰(《閃閃的紅星》、《地道戰》的曲作者)的交響音樂會，向空軍、解放軍四總部，結合八一建軍節演出。
另外我們成立了華廈文化基金藝術團，像“心連心”藝術團一樣，招之即來，來之能唱的。一個月演一次。演出系列作品，《悲傷的黎明》、《八女投江》、中國劇《天鵝湖》，還準備拍一個電影《少女劉胡蘭》，劇本已經弄好了，就是找錢拍的問題。
人物週刊：我們對您和您的基金做的第一件事比較感興趣。怎麼會想到給北京所有幼兒園的小朋友捐獻《黨的知識幼兒版》呢，是不是有感於這一代人對黨的感情有所降低？
劉忠德：我們給下一代的崇高和忘我的精神太少了，年輕一代談到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帶着諷刺的口氣在談論，好像可笑。其實他們對共產黨的瞭解有片面性，並不認識共產黨，我想應該從小腦子裏有一個共產黨。年輕人對黨的認識很有偏差，不光是理解的問題。我最近在看一個原蘇聯解體帶有經驗教訓的資料片，看到蘇聯後期一些年輕人帶着嘲諷的口吻談論共產黨，這是很不理解共產黨的表現。
人物週刊：您最近出任了中國政法大學國際儒學院院長的職務，同時還是國際儒學聯合會常務副主席，這和近年來一些學者主倡的儒教復興有什麼關聯嗎？
劉忠德：對。按照當前社會存在的文化內容來講是多元的，有外來文化有傳統文化，有資本主義文化有封建文化，但從文化內容的指導思想來講是一元的，馬克思主義是惟一的指導思想，說大一點還包括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最近在成立儒學院的時候，我說了兩句話：我們黨我們國家我們民族能夠正確對待我們過去的文化，這是很不容易的。長期以來不能正確對待自己的傳統文化，把很多精華的東西當成糟粕來批判。儒學工作要把握好政治方向，不要怕犯錯誤。正確對待過去的傳統文化，要正確對待儒學文化。的確有人指出，中國文化的指導思想應該是儒學，這肯定不行。指導思想只能是一元的，只能是馬克思主義。
人物週刊：提到儒教文化，怎麼理解您姓名裏的“忠”與“德”這兩個字？
劉忠德：儒學是忠於皇帝，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我們是忠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個理想。道德和儒學有關，做人要講究道德，共產黨講忠，有自己特有的內容。我的名字就是一個儒學老學究起的。
人物週刊：共產黨人對“忠”和“德”有自己的理解嗎？
劉忠德：對。我自己的理解是，忠於共產主義事業，忠於黨和人民這是忠，不是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德，是個人修養，有道德，爲官講德政。
高雅與通俗
人物週刊：你作文章常有感而發是嗎？比如您給我們看的這一篇關於高雅的文藝作品和通俗的文藝作品。
劉忠德：我什麼材料都沒拿，在外地出差，晚上看電視，一個省省委主管文化的副書記和省委宣傳部部長作總結，一腦子糨糊，什麼都不懂。那是篇有感而發寫的小文章，一直沒發，後來他們才發的。
人物週刊：爲何會有感而發呢？
劉忠德：他們就不懂什麼叫高雅藝術，什麼叫通俗藝術，對市場弄不清楚。來做總結髮言，他們省開展了高雅藝術和通俗藝術討論，總結就沒把事說清楚。高雅藝術應該怎麼看，通俗藝術應該怎麼看，這兩樣和市場的關係應該怎麼樣，前途怎麼樣。
人物週刊：高雅藝術和通俗藝術在您這兒有一個很嚴格的標準嗎？
劉忠德：高雅藝術代表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文化水準，通俗藝術跟高雅藝術一樣，是一定社會發展階段的產物。通俗藝術滿足大衆年輕人的娛樂，對社會穩定發展有積極需求，這個積極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高雅藝術和通俗藝術也沒有嚴格的界限，《三國演義》是經典的，但它原來不也是通俗的嗎？
人物週刊：是不是有些人在裝高雅？
劉忠德：也有。有些學者，我不說他們的名字了，他的東西，他覺得老百姓越看不懂，好像他的水平越高似的，弄得他們自己都暈乎乎的，附庸風雅，不懂裝懂。其實他自己也不見得懂多少高雅藝術，我認爲雅俗共賞是藝術的最高境界。
有一次在人民大會堂聽音樂會，樂隊的指導是外國人，把我氣死了。想把他哄走。一萬人的大會堂鬧哄哄的，他拿把凳子放中間，說你們什麼時候安靜下來我什麼時候開始指揮，好像只有他懂高雅藝術似的。這是對我們中華民族的極其不尊重。我在底下看，真想把他哄走。我跟這個國家駐華大使一起看，交響樂每個樂章之間不能鼓掌，但那個大使每個樂章剛完就鼓掌，我也不好意思說你不能鼓掌，他們美國人有多少文化，他們的大使根本不懂交響樂，但他認爲，我們的觀衆不懂交響樂，好像他懂。我說這就是不懂裝懂。
人物週刊：高雅藝術現在在國內這種尷尬的處境，是高雅藝術本身的問題，還是其他因素造成的呢？
劉忠德：我不評論它現在的境地怎麼樣。但我在的時候這種現象絕對沒有，什麼歌星拿高出場費，唱倆歌拿幾十萬塊錢，港臺歌星在港臺發不了財，跑內地來發財，沒有。這有一個文化導向問題。
人物週刊：我們也看到您的文章論述到文化產品與市場之間的關係。您認爲文化產品光靠行政手段還是不行，也要靠市場，如何解決高雅藝術的市場化？
劉忠德：前兩年開“兩會”的時候有人提出教育產業化，後來有的人提出文化產業化。教育和文化產業應該大力發展，但是絕對不能“化”，“化”是完全違反馬克思主義的。
我最喜歡的港臺明星是鄧麗君
人物週刊：您最喜歡的港臺明星都有誰？
劉忠德：鄧麗君。她有些歌是不健康的，《何日君再來》、《路邊的野花不要採》都是不健康的，但是總的來講，鄧麗君的歌曲，包括那個年代的臺灣歌曲是有思想、有情懷、有激情的。包括張明敏的歌都是不錯的。我反對低俗，不反對通俗。鄧麗君，我當時想讓她到中國來，到大陸來，我剛想讓她來，媒體寫了個消息，說鄧麗君參加了特務組織，最後就不能來了。我找人去調查，調查清了，她死了。這對我是個遺憾，對鄧麗君也是個遺憾。
人物週刊：那個時候好像對不健康文藝有過一些大的討論，您本人是怎麼來界定？
劉忠德：看人要全面。比方說，對第五代、第六代電影導演，社會上的非議很多，全盤否定。他們雖然有缺點，但是也有很多優點，他們有思想、有新意，像張藝謀，在太廟搞《圖蘭朵》，我讓他當導演了。在太廟弄兩個亭子，太廟死的佈景就變活了，就非常成功。有些導演未必能搞出來。對一個人，誰都有缺點，要看到他的優點，缺點給他指出來就行了，不要因爲有缺點就一棍子打死，那什麼人都完了。
人物週刊：除了聽鄧麗君的歌，您還聽其他歌手的歌嗎？
劉忠德：現在這些通俗的歌曲，我不是很喜歡。
人物週刊：您喜歡的中國導演是誰？
劉忠德：張藝謀、陳凱歌、田壯壯都是很有思想的，當然也有些老導演，讓他們弄個事，他們能弄得起來。
人物週刊：您覺得第五代，像陳凱歌、張藝謀他們主要的缺點是什麼？
劉忠德：比方說，張藝謀當時拍了《紅高粱》，我認爲它藝術上還是不錯的，攝影很好，是第一流的。但中國人在釀酒時(往酒裏)撒尿，可能有一些人，那是極個別的，不代表中國，不代表中華民族。咱們文藝作品應該抓住典型性、有代表性的東西通過藝術表現，沒有代表性不能表現，我認爲這就是缺點，把個別當成典型是不對的。很多外國人，就此說中國很落後。這是我自己的分析，張藝謀也不一定是這麼認爲的。
人物週刊：他現在做奧運會開閉幕式的總導演，您怎麼看？
劉忠德：我很信任他。把張藝謀定爲奧運會的總導演，我認爲這是對的。對他們要大膽地用，用他們的優點，發揮他們的長處，他們能完成任務。
人物週刊：您認爲張藝謀和陳凱歌，誰更好？
劉忠德：這就很難說了，同一類型的人。
人物週刊：第五代導演後來拍的《無極》、《英雄》，批評頗多，怎麼評價？
劉忠德：《無極》投入很大，出來效果不太相稱，這是他的缺點，缺點心裏有數就行了。《無極》沒拍好，不等於說這個人什麼都沒拍好，那不行。要相信他。總認爲有些是另類的，我不這麼看。
人物週刊：您怎麼看“另類”這個詞？
劉忠德：老一輩有老一輩的優點，年輕人有年輕人的優點。年輕人怎麼引導？他們一說另類就打入冷宮了，那不行。我兒子思想比我敏捷多了，但他的父母都是共產黨員，那麼要求就不行，但他也有他的優點，看問題代表年輕人的思潮，代表在前進在進步的社會。
人物週刊：您和他溝通，他不會說和您思想合不上拍，說您守舊？
劉忠德：溝通是有點距離，但他畢竟是我們的後代，他對黨、對國家、對民族是有深厚的感情的，儘管他有時候看到我批評這個，批評那個，讓我別管閒事。人家有人家的想法，我之所以要批這批那就是希望大家要有點社會責任感，主要是對主管部門、主管單位講，對那些孩子無可指責。你不能把他們看成另類。
我喜歡有些電影
人物週刊：美國電影《阿甘正傳》是您做文化部長期間審查的，那個片子，您怎麼評價。
劉忠德：要審查一個片子，要捕捉一個片子最本質的東西，最重要的是一個藝術作品，最本質的思想內容是什麼。這個片子我就講可以在中國放，我說我的理由是：第一句，人生是不可琢磨的，就像風中羽毛一樣不知道會飄到哪裏吹到哪裏。他們一看，中宣部的負責人，講這話？第二句話一說，他們更楞住了。我說人生是命裏註定，好像一切都是命運的安排，他們一看，還信這個？第三句，我說人生不是要堅強而是必須堅強。要想活在這世界上就必須堅強，而不是去考慮是不是要堅強，不堅強就活不下去。阿甘很堅強，只要堅強，就能改變命運的安排。
人物週刊：您喜歡這個電影嗎？
劉忠德：我很喜歡這個電影。
人物週刊：您最喜歡的西方電影有哪些？
劉忠德：一些戰爭片。美國這個民族非常堅強。咱們總是滅自己威風長別人志氣，這個我不贊同。那些人那麼反動，但從來不說美國一句壞話。
人物週刊：您也這麼喜歡西方電影，那我怎麼理解您的那句話呢：資本主義的文化是落後的文化？
劉忠德：落後文化和先進文化是以社會發展階段劃分的。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之前的社會，沒有社會主義那麼先進。所以它的文化，比起社會主義文化，必然落後，這是總體來講，但局部來講，並不見得那樣，要具體分析。意識形態不一樣，文化管理電影管理都不一樣，有些也比我們先進，不能一概而論，要實事求是地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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