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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面李大倫
有影響的政壇“大佬”
與曾錦春被抓後舉城狂歡慶慰相比，李大倫的倒下，給人更多震動和沉重感。這位體格魁梧、舉止穩健的官員，是1949年以來湖南在任上被反腐鐵拳擊倒的“重量級人物”。
“我多次虔敬地向他彙報工作，現在想來是向一個大腐敗分子彙報，心裏直作嘔。”郴州市直機關一負責人說。
郴州一位老幹部對《瞭望東方週刊》表示，“黨在地方的一把手，本應在當地擁有最高威信，如今卻變成了人民的罪人。他在臺上教育別人，卻教育不了自己。現在郴州老百姓認爲，洪洞縣裏無好人，就連一些幹部也這麼認爲，執政黨形象受到了嚴重損害。”
李大倫49歲入主郴州。此前，他任過臨澧縣長、縣委書記，湘西自治州人民政府常務副州長、州委書記，省委農村工作部部長、省農辦主任。從人民公社一路摸爬滾打、當過2個市州和省直部辦委“一把手”的資歷，無疑增加了他在同僚中的份量。
湖南省委一位與李私交不錯的官員說，李到農辦後一度有些消沉，但後來“狀態”明顯回升，對自己有一個比較高的預期。本刊記者閱讀這期間他寫的美文《感受郴州》，熱力迸射，一連用了“我用激情的腳步觸摸”、“我用專注的耳朵傾聽”、“我用虔誠的心情拜謁”、“我用渴望的目光探求”四個排比段式，表示“惟有執着一念，以今天的努力再鑄輝煌”。已屆天命之年的這位官員渴望再建功業的衝動畢顯。
人“鬼”之間
郴州對李大倫有“前三年是人，後四年是鬼”的說法。一些人對他“出事”並不感到意外。雷淵利案發後，不少人就在議論，郴州的貪官不止雷一個人，比他問題更嚴重的人還有---這中間就包括市委書記。大家對他的議論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用人“看不懂”，二是熱心爲一些工程項目“現場辦公”。
“悠悠萬事兩件大事，招商引資項目建設”。郴州衆官員倒背如流的這一語錄，是李大倫在各種場合反覆強調的經典。他的註釋是“靠原始積累太慢，靠銀行貸款太難，靠財政投入太少，只有招商引資來得快”。官員們都承認他目光如炬，“抓住了牛鼻子”。但民間後來的解讀是：郴州貪官的典型特徵正是“和老闆打得火熱”。
2003年10月14日的《郴州日報》，報道了李大倫在雷淵利等陪同下到城市廣場、興隆步行街、興旺步行街、五洲大酒店等項目建設工地“實地調研”，李現場強調，對外商要給予更優惠的政策，對職能部門要搞行政過錯和行政不作爲追究，項目業主遇到的問題要定人限時辦理好等等。後來的調查證實，李大倫包括雷淵利、樊甲生這3名市級領導，都與上述項目業主發生了鉅額利益輸送。
爲了證明李大倫身上“有很多東西看不懂”，有官員談到李陪一位省領導視察整頓礦山的細節：李大倫當着這位領導的面，對幾個礦老闆破口大罵，非常兇狠。臨走時他又折返回來，對他們拱手作揖：“拜託各位了，這個時候請你們千萬不要添亂！”
嘉禾縣一位官員對媒體把李大倫過度“妖魔化”不贊同，他認爲李身上“見不得人的東西很多”，但這些年郴州的發展有目共睹，客觀評說，李是有貢獻的。但他接着又談了一件“自己看不懂”的事：常德臨澧縣有位退休幹部的兒子患了白血病，家裏根本拿不出錢來治療，李大倫知道這件事後說，“這個人我瞭解，過去拒收禮金，辦事正派，決不能讓這種廉潔的人爲難”，當即在郴州老闆中爲他籌捐了6萬多元，令這位老部下很感動。
湘西自治州委官員透露，李在湘西工作時，通過祕書向組織上交過2萬多元禮金，還上交了手錶、金戒指、皮大衣、消毒櫃和其他一些物品。據李大倫自己透露，到郴州工作後他也向紀委或廉政辦上交禮品禮金約128000多元，一些單位購買他那本頗有爭議的《大倫書法作品集》的135000元購書款，也全部捐給了郴州市教育基金會。這是當地一家專門資助在校貧困學生的半官方機構。
但在目前查出的李大倫夫婦3200多萬元“家庭存款”面前，上述數字真如肥牛一蝨，李的上交舉動更顯僞詐蒼白。
郴州“太上皇”
郴州市委大院連貫蘇仙嶺山麓，四季蒼翠蔥蘢，李大倫喜歡傍晚散步。但很多公務員遠遠見了他便繞道走，不敢上前打招呼。市委一位官員說，他的生活圈子很奇特，除了老闆和要害部門的頭頭，很多處級幹部他都不認識。
郴州一些老幹部對記者說，李大倫比較高傲，一般人不接觸；他想辦的事情，無論怎麼都能辦下來，很堅定執著，也有手段。過去每年過春節，都請老幹部向市委市政府提提意見，再吃一頓飯。後來會不開了，只吃飯。大家說吃飯並不重要，你一年到頭說了365天的話，希望能抽出半天，也聽我們講一講。但他我行我素，吃完飯就走。
據《瞭望東方週刊》瞭解，李大倫主政後期，權力被無限放大，大小事情決策基本是他個人專斷。市委書記本來是地方各種利益關係調配、調整的主宰者，但由於他缺乏最基本的黨性原則，不但把一些利益“調”到自己口袋裏去了，還憑藉“一錘定音”的個人霸氣和監督失靈的機制缺失，提供了一種壞的價值導向，既保護了一批腐敗官員，還製造出一個龐大的非法既得利益羣體，加劇了班子內外大面積瘍爛。他對郴州社會的傷害是深層的。
應當說，李大倫受到的主要挑戰來自媒體，這幾乎是官員到老百姓的一致看法。嘉禾高考舞弊、竹園賓館淫窩、珠泉商貿城拆遷事件、全國住房公積金第一案等等，還有被頻繁曝光、難以計數的礦難事故。2004年，在李的授意下，郴州市出臺了一份與中央精神明顯不符的“紅頭文件”，規定郴州境內任何單位、機構和公職人員，未經市委宣傳部門許可，一律不得接受新聞媒體採訪，違者將受到嚴厲的紀律和組織處分。新華社有關這份文件的情況反映引起高層重視，針對正常輿論監督設置的這個“土圍子”才得以被打掉。
2004年李樹彪案發後，李大倫公開在一次黨政聯席會上說，“如果媒體來曝光，就把他們的照相機、攝像機砸了再說！”現在來看，這與其說是李大倫氣焰囂張，不如說是他預感到末路來臨的一種緊張。
“李大倫是一個極其清醒的腐敗分子”這是郴州一位老幹部的精準點評。事發一年前的“保持先進性”教育活動中，李大倫剖析了自己七個方面的問題。“我的黨性分析”這份材料儘管不無文飾，避重就輕，但仍可窺見他內心的起伏波皺，某些披露逼近當今官員的言說“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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