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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高爾夫球引發了一場有關“中國精英教育”的大討論。
“兩個月以後，國內最漂亮的高爾夫球練習場將在廈門大學建成投入使用，併成爲2006級廈大管理、法學、經濟、軟件學院學生的必修課。”10月15日，廈門大學校長朱崇實在介紹廈門大學對精英教育的認識和實踐時談到了高爾夫球課程的開辦，此言一出，引來議論聲一片。
10月27日，北京大學校長許智宏先生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北大已停止了高爾夫練習場的修建計劃，因爲遇到了太多異議。
不可否認，高爾夫球正在與我國高校頻頻“聯姻”，而小小高爾夫球也由此引發了一場有關“中國精英教育”的大討論。諸多跡象表明，中國高等教育中的“精英教育”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尷尬境地。
當高爾夫球貼上“精英標籤”
國內一家門戶網站不久前專門以“高爾夫球是否應成爲大學生必修課”爲題開設了一項網絡調查，參與投票的1775名網民中，表示贊成的佔45.9%，持反對觀點的達48.2%，另有5.9%表示中立。持贊成態度的網民大多認爲，高爾夫就是一種運動項目，其實跟足球、籃球沒有本質區別，讓學生多學一項社交技能也不錯，沒必要給它戴上“貴族”的光環；反對者大多表示，目前國內最漂亮的高爾夫球練習場，土地費用和養護費用得不少錢，這筆錢從何而來？這筆錢在教育資源十分有限的今天恐怕應屬“教育超前消費”。
多年研究教育問題的上海交通大學熊丙奇教授表示，在我國高校辦學經費不足、大學收費高居不下、教學質量下滑、學術毫無競爭力的背景中，大談高爾夫與高校的親密關係，不利於一流大學的建設、也不利於一流人才的培養。
熊丙奇強調，在我國，每個高校有30%左右的貧困生，貧困生交不起學費很大一部分是因爲國家教育投入不足以及高校搞大校園、搞大規模等過高的辦學成本所致。“高爾夫球場意味着鋪張的用地，高額的維護費用，現階段我國大學建高爾夫球場還爲時過早。”熊丙奇說。
精英教育遇尷尬
一邊是廈門大學校長的所謂“高球精英教育論”；一邊是間或傳來的大學校長們關於“中國大學目前的主要育人任務是發展‘藍領教育’”的聲音；一邊是號召中國大學生“要立志成爲普通勞動者”的言論。曾幾何時，在中國盛行久遠的“精英教育”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尷尬境地。
“大衆化教育時代”下的大學辦學定位缺失是導致尷尬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國的高等教育，在2002年前，按照“國際標準”，處於精英教育階段，所有的大學生，包括專科生，進入高等學校，都接受精英式教育——學校告訴學生，你們是“天之驕子”，應成爲國家的棟樑之材。這種感覺，確切地說，在1999年前後更爲強烈，因爲那段時間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只有8%。轉眼幾年間，2002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15%，這是國際公認的精英教育轉向大衆化教育的標誌，而到2005年，我國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達到21%。伴隨重點高校的大規模擴招，在過去幾年間，我國高校學生規模成倍增長。
熊丙奇認爲，從精英教育時代邁向大衆化教育時代，大學不應該追求一些虛無的“精英秀”，而應有不同的人才培養目標定位，要對人才進行非功利化、非職業化、非技能化的能力與素質培養，讓學生個性得到充分發展，樹立起做學問的理想，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心理，培養正確的價值觀念等，而非進行單純的知識學習和技能訓練。
熊丙奇還表示，大衆教育與精英教育的關係，並不是非此即彼的。在我國，少數大學堅持精英教育並不是壞事，但將高爾夫列入精英教育，把高爾夫打上精英教育的標籤，顯然會把中國高等教育引進新的死衚衕。
著名教育學家、廈門大學教授潘懋元同樣認爲，精英教育與大衆教育並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大衆化高等教育必須包含一定數量的精英教育，兩者朝不同的方向發展，都是‘科教興國’戰略的必要組成部分。”潘懋元說。
精英教育不該“功利化”
與此同時，社會對“精英教育”存在着嚴重誤讀。何謂“社會精英”，難道就是那些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擁有更多資源配置權的人士嗎？難道就是那些有着優厚的薪資，享受着貴族化運動的人嗎？
上海大學社會學教授胡申生認爲，由於我國各行業各崗位具有很大的薪資水平差異，所以人們往往以從事的工作崗位、擁有的經濟地位、社會地位來判斷某人是否爲精英。而真正意義的社會精英，並不意味着他們的工作環境好，社會地位高，享受着他人提供的高檔服務，而是他們要有遠大的社會理想，有肯關注社會基層、肯從社會基層做起的人生規劃，他們渴求在各自領域爲社會創造更多的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體現出自身更大的人生價值，而不在意自己生活的享受，社會地位的高低。
華東師範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唐安國表示，人們反對的不是國內部分高校進行真正意義的精英教育，而是擔心，高校的“精英教育”培養學生的是隻懂享受的“貴族心理”以及一心向往權勢、不擇手段鑽營權勢的“特權意識”，更擔心的是，高校的精英教育由於高校自身的“功利化”，無法提升學生的能力與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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