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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心鴨蛋”風波未平，多寶魚藥物殘留超標事件又起。就算牙好，胃口也未見得就好——誰知盤中餐，粒粒從何來？從毒奶粉到注水肉，從毒大米到吊白乾腐竹，每一例個案的曝光，都引發着人們的想象。調查表明，國內消費者對任何一類食品安全性的信任度均低於50%，我們與食品之間的關係，從未惡化到今天這個地步。
從民生角度說，這種危機不啻是對“民以食爲天”的極大挑釁。“吃得不放心”，在相當程度上將“吃得飽”這一來之不易的成就給抹煞了；從文化角度說，這種危機是對中國綿延已久的食文化的變相謀殺；而從經濟角度說，這種危機是對“信用經濟”的肆意嘲諷，足以讓信用這一市場經濟的基石浮於薄土表面。
引發食品安全危機的相關企業理應受到彈劾，但問題遠沒這麼簡單。規範是環境的產物，而政府是環境的守衛者。但道德譴責、法律制裁，能用的監管手段都用了，爲什麼還保不了餐桌安全？缺陷顯而易見——比如，食品安全管理的權限過於分散，工商、農業、質監、衛生、藥監、城管、出入境檢驗檢疫，誰都有發言權，這留下了諸多監管空白和尋租空間；比如，在民生指數仍未能撼動GDP在地方官員考覈制度中的主導權的情況下，食品安全政策不以消費者利益爲出發點，而這爲地方保護主義提供了土壤；比如，食品監管仍注重衛生等基本質量指標，而缺乏對潛在安全風險和適宜性的具體制約，導致監管總是跟着事件跑……
另外，食品的源頭污染就不是企業可以獨力擔責的。從生產上說，農業源頭污染威脅食品安全，工業加工環節決定食品安全；從監管上說，市場監管的科學性影響食品安全。然而，目前在食品生產的前半程，政府的介入力度顯然不夠。事實已不止一次證明，政府只對食品安全的後半程階段進行干預，必然導致監管的部分失控並使監管處於被動態勢。因此在當下，需儘快調整食品安全戰略思維，確立對食品生產全過程進行干預的認識。如果意識不到食品行業的特殊性，亡羊補牢式的被動監管局面就改變不了，百姓的恐慌心理就去除不了，而食品向我們發出的警報聲，還將刺耳地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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