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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是種強大的力量，得罪不起
年初兩會期間，媒體瘋狂轉載王旭明回答人大代表質詢“上學貴”的話被定義爲“教育買衣論”，旋即引起了網友強烈反感，北大清華只能讓富人階層消費成了網友們抨擊的熱點之一。
他解釋這番話，其實是記者把和他閒聊的內容擇出來，進行了突出處理，並且沒有考慮到當時的語境。
記者把我閒聊的話當新聞
青周：面對罵聲，您就憑藉這樣良好的心態不予理睬，我自巋然不動嗎？
王：新聞發言人並不是講自己的話，是代替部門發言。也是代替部門去面對媒體和公衆的。
當然不能對公衆意見不聞不問，是要科學理性地去看謾罵，要學會從謾罵中捕捉到一種情緒，蒐集到對我們工作有借鑑意義的東西，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但即便是我心態那樣好，在年初備受非議那一段，我還是一度動搖了。我曾經想過，不再把記者當成朋友，處處防着他們，也不想再見到他們。
青周：網上90%對您的謾罵都來自您在兩會期間所說的“教育買衣論”，您爲什麼那樣說？
王：我當時就是私下裏和三位記者聊天。談了兩個小時，他們從中提出那樣一段話，話的表述基本也沒有什麼問題，應該說，他們還是很有新聞敏感性的。其實我當時的原話是：在計劃經濟時代,孩子從小學上到大學花的錢很少,因爲國家都給包了,但是在市場經濟時代,形勢已經發生變化。非義務教育階段的教育已經成了家庭的一種消費,既然是消費,就要根據自己的經濟、智力、實力來選擇。北大、清華這些優質教育資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較貴,不是所有人都消費得起的。就好比逛市場買東西,如果有錢,可以去買1萬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沒錢,就只能去小店,買100元一套的衣服穿。現在很多人不考慮自己實力如何,都想讓孩子往好學校裏擠,這是非理性的,也是形成“上學貴”觀念重要來由之一。
只不過，那是我在這種輕鬆的語境下，打的一個比方，讓他們理解在保證教育是公益事業的同時，非義務教育階段的教育消費作爲補充的必要性。我至今認爲，這也是我們當前國情下，需要轉變的觀念。
我絕對不是在什麼兩會期間的新聞發佈會上答人大代表的質詢，這種表述是完全錯誤的，我沒有得到任何授權去回答人大代表的質詢，我怎麼會去說呢？
之後，這番話也經過很多人的演繹，變成了“有錢就上清華北大，窮人沒錢就不用上學”，我會說這樣的話，犯這樣低級的錯誤嗎？
媒體是種強大的力量，得罪不起，很多時候，我覺得自己處於一種弱勢地位。無論我怎麼說，聲音還是有限，怎麼解釋還是被罵。
我仍把記者當朋友
青周：這是不是後來您對媒體不那麼待見的原因？
王：恰恰相反，我經過這件事後，雖然一度對記者存有戒心，但也是記者，讓我徹底放下了這件事。
有次央視記者柴靜打電話給我，說她對於一些政策的事情不清楚，想問問我。我就在電話中把政策和我們通常的處理辦法給她講了十多分鐘。她掛斷電話後，我突然一個激靈，她不會就是在採訪我吧？她是不是已經錄音了，那午間新聞是不是馬上就會播出？但那並不是我正式接受採訪的說法呀，裏面還涉及到部裏一些內部情況不能隨便說的呀。我一想，糟了，趕緊回撥她的電話，內部情況，求你了，不要播出去。但她那時候正在採訪，電話一直未通，我就一直撥。
有15分鐘，那是我內心情緒交錯在一起的痛苦的15分鐘。電話通了，我連珠炮地說了一番話。柴靜回答，旭明，你怎麼能這樣看我的新聞素養呢，我說是問情況就是問情況，如果是採訪，肯定會對你說的。
過去我覺得自己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現在，我居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了，自己想想，在小人和君子之間，我還是選擇做君子吧。
但，事實上，真正讓我放下的還是三個採訪過我的記者中的一位。他後來寫了一篇反映安徽四個少年屈打成招被錯捕的報道。這件事他採得非常到位，錯捕對小孩造成的深刻傷害，各方面的反思，寫得很具體翔實，讓我看了忍不住掉眼淚。就憑這篇報道，他是個有良知的人，他對我們教育工作是關心的，和這篇優秀的報道比起來，我的委屈又算得了什麼呢。我於是忍不住，給一個朋友打電話，讓他轉告我對這個記者的敬意。
我仍然把記者當成朋友，即便是他們曾經傷害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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