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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重溫忠誠”
“我志願加入中國共產黨……永不叛黨！”面對鮮紅的黨旗，舉起右手，重新立下誓言，這是“縣官”們上的第一課。
上海興業路76號，石庫門莊嚴肅穆。在浦東干部學院培訓的“縣官”，來到“一大”會議會址宣誓。
“在‘一大’會址前宣誓是第一次。”甘肅省平涼市涇川縣委書記劉旭賓說。
西裝革履的“縣官”們彷彿回到了那個血與火的年代，許多人異常虔誠，認真抄錄先烈們書信中的語句。不過，也有兩三個人悄悄離開“隊伍”，去了一牆之外的上海著名繁華勝地“新天地”。
這樣的忠誠教育，在其他學校則被就近分別換作井岡山、延安等革命勝地。
“中國的天，某種意義上是被這羣人所撐着，”一位縣委書記說，“他們忠誠與否，素質高低，直接關係着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
這次大輪訓，同時是對縣級幹部的一次重新錘鍊。到達學校的第一天，每個“縣官”都會接到一紙通知，載明諸多注意事項，其中第一條就是不得帶祕書或家屬。
在浦東干部學院，學校明文規定學員之間不得互相用公款請吃請喝，每晚11點前必須回到宿舍——“縣官”們所使用的門卡能自動記錄開門時間。
整個培訓，幹部學院的帶班老師們就像一羣幼兒園阿姨，事無鉅細地看管着這羣“縣官”。
知情者介紹，“縣官”中有人感冒了，有人筆壞了，有人不會用U盤，老師們都會精心照顧，甚至有縣委書記會把不小心受傷的手指伸到他們面前。
當遲到的人被提醒，請假條被退回，上着課溜出去打電話或抽菸的人被一個個“請”回教室，最初顯得有些懶散的課堂很快變得安靜而有秩序。
一位縣長感慨，“想不到居然還有這麼認真的培訓，看來國家院校還是有國家級的權威。”
後來的培訓中，有人寫學習總結到凌晨兩點，有人記了大半本筆記，也有人看完了大半本《感受印度》。
統一基層官員思想
“說實話，以前以爲新農村建設只是喊喊口號，”一位縣委書記說，“來培訓後才知道中央原來有完整部署。”
事實上，這樣的反差正折射出一個現實，官員們不能有效理解並執行決策層的意圖，一直是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
培訓的一個內容即是讓“縣官”們知道“形勢嚴峻”。一場關於耕地保護線的爭論，讓100多名“縣官”都坐直了身子“支起耳朵”。
中國耕地以年均500萬畝的速度流失，而需新增的用地難以勝數。在各個部門之間，圍繞劃定耕地保護紅線的爭論一度緊張。
爲“縣官”們講課的農業部巡視員，講述了當時部分機構對“劃定耕地保護線”的反對理由：按人均來算，倘若要達到美國的水平，光機場就得新建250個，更不用說鐵路、高速公路這些不可避免的用地了。
“每個地方都說要土地上項目，可是你們知道土地這麼緊張嗎？”巡視員問“縣官”們。培訓者意圖很明顯，即告訴“縣官”們：耕地危機真實地存在。
這是專題講座中的一幕。十天培訓中，重在介紹宏觀情況和國內外經驗教訓的講座被分爲5個主題：深化農村體制改革、縣域經濟、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村精神文明建設與國外案例。
除了專題講座，培訓還分視頻講話、案例教學、現場教學、小組討論4個部分。
胡錦濤、溫家寶等領導人的內部講話從中央的角度，講述爲什麼要建設新農村、怎樣建、建成怎樣的新農村等宏觀問題。
系統培訓讓“縣官”們得以瞭解全局，而數百同仁的集聚，則讓他們多了一個知道別人在幹什麼的機會。
一個意外的收穫是，不同地區的相互比較，讓他們更爲清晰地認識了自己。
當甘肅的縣委書記發牢騷說西部大開發並不實惠時，一位縣域與西部交界的中部縣委書記一臉羨慕地反駁，“你們修一公里路國家補助20萬，我們只有一半！”
而當前者聽說後者去年縣財政拿出2000萬建設新農村時，驚訝得兩眼瞪得溜圓：“蘭州一個市去年拿出1000萬，我們還覺得破天荒呢！”
看來除了思想得到統一，培訓更是“鼓了天下之氣”。
在小組討論會上，“縣官”們形容自己過去常常是“風箱裏的老鼠”，既不受民衆歡迎也不被上級信任——有人唸了這樣一首民謠：“中央是親人，省裏是恩人，市裏是好人，縣裏是壞人，鄉鎮幹部是惡人。”
而現在，許多“縣官”們都坦言，這次培訓讓他們重新知道自己還“被中央記得”，也才真正明白“發展纔是硬道理”。
“縣官”有話說，彙集中組部
“我們聽到了中央的聲音，中央能聽到我們的聲音嗎？”七八雙眼睛互相詢問，無聲地尋找着答案。
這是一次縣委書記小組討論會上的場景。
“我們不僅想聽中央告訴我們建設怎樣的新農村，也想告訴中央建設中有哪些問題，”一位來自中部的縣長說，“中央提出的戰略得了民心，可實際問題卻要基層解決，結果從上到下卻都以爲是基層念歪了經。”
“中央經是好的，被歪嘴和尚念壞了”，這是民間對基層官員的描述，而這些基層官員也有話說。
3次小組討論提供了說話的機會，幾乎每個人的發言都會引起共鳴，父母官們共同描繪了縣鄉之困：
信訪是一個“縣官”們頭疼的大問題。由於《信訪條例》並沒有區分正當上訪和無理取鬧，也沒有制定非正當上訪所應當承擔的責任，而考覈官員時常常會計算上訪人數多少。有的老百姓便以上訪威脅“縣官”，或者是在官員們去北京領人時要求“坐飛機回家”，以致“縣官”們中間流行起一句話：“不被上面嚇死，就是被下面折騰死。”
基層政府的“殘廢”也令“縣官”覺得處處掣肘。越來越多的部門垂直管理，而大量的新農村建設資金是通過“條條”逐級下撥，“塊塊”卻無法統籌使用。
現有財稅制度遭到普遍詬病。主要稅種中80%左右的收入被逐級上繳，而轉移支付又是一條並不透明的渠道，爲了跑資金，“縣官”們不得不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土地則是更爲現實的制約因素。如果說過去財政的困窘往往能靠出讓土地來緩解，那麼現在這條路已經在宏觀調控中被國家一紙不得佔地的命令堵上了。
如此一來，一邊是政府沒有收入，一邊是項目無法落地，工業無法發展。即便是在明白了土地之緊張後，“縣官”們依然不得不繼續質疑這種“一刀切”——“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是否合理。
“最根本的問題是，中央說要建設新農村，地方卻都是自己幹自己的，”江蘇一位縣委書記說，“這不是拿小農經濟的思維來建設新農村嗎？”
這些尖銳的提問都被記錄下來做成簡報，上報中組部。加上培訓之前各“縣官”必須上交當地新農村建設狀況與思考的書面材料，以及培訓期間各學院都作了一些關於地方官員政績考覈意見之類的問卷調查，所有這些材料都將由中組部彙集寫成報告上呈中央領導。
“彙集這些材料，”中組部一位官員說，“可以形成一個全景式的關於當前中國農村問題的分析。”
據悉，高層領導人將會親自審閱，那意味着“縣官”們的進言將“上達天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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