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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的決定，1939年1月16日，以周恩來爲書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正式成立。周恩來、博古(秦邦憲)、凱豐、吳克堅、葉劍英、董必武六人爲常委。
南方局是抗戰時期中共中央派駐重慶，領導南方國民黨統治區和部分淪陷區黨的工作機構，直接領導四川、雲南、貴州、湖北、湖南、廣東、廣西、江蘇、江西、福建以及香港、澳門地區的黨組織。由於國民黨不允許共產黨在其統治區內公開活動，因而南方局始終處於祕密狀態，其領導人大多以中共代表或國民參政員的身份活動。
南方局在重慶的主要工作地點是紅巖、曾家巖和新華日報社。重慶近郊的紅巖嘴13號既是公開的第十八集團軍駐重慶辦事處(八路軍辦事處)，同時又是祕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機關。曾家巖對外稱“周公館”，周恩來等南方局領導經常在這裏辦公和住宿。南方局內部先後設立了組織部、宣傳部、社會部、統一戰線工作委員會、文化工作委員會、敵後工作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室、劍英工作組、南洋工作組、祕書處等十餘個機構。
從1939年至1946年，南方局在周恩來等領導下，在極其複雜、險惡的環境中，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貫徹黨的抗戰、團結、進步的方針，通過各種公開和祕密渠道，爭取和團結各界抗日進步力量，用各種方式向廣大羣衆宣傳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並不斷地發展黨的組織，壯大黨的隊伍，提高黨在全國人民中的威望和在世界上的影響。
南方局的一項重要任務是維繫國共合作，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林伯渠、王若飛等代表中共中央多次同國民黨談判，協商團結抗日的具體事宜。通過複雜的談判鬥爭，既表明我們黨對國共合作抗日的誠意，又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活動和投降傾向進行堅決鬥爭，從而擴大了共產黨的政治影響，維繫了國共合作的局面。同時，南方局重視同國民黨內民主人士的聯繫，把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譚平山等國民黨左派視爲知己，經常徵詢他們的意見。周恩來等還同馮玉祥、于右任、孫科、邵力子等人保持接觸，共商抗日民主大計。1941年夏，周恩來提議由一部分國民黨民主派人士以及國民黨政府中擔任幕僚的進步人士，組織一個祕密政治團體。經王崑崙、王炳南等人的籌劃，在重慶祕密成立中國民族大衆同盟(後改爲中國民主革命同盟，又稱小民革)，參加者後來發展到200餘人，對爭取國民黨上層進步人士，分化國民黨頑固派，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起了重要作用。
南方局還用很大力量團結和爭取其他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在南方局的推動和幫助下，1941年3月19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重慶成立，它由國共兩黨以外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中華職業教育社、鄉村建設派、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以及少數無黨派人士組成。10月10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其機關報《光明報》公開發表對時局主張綱領和成立宣言，提出堅決抗日、加強團結、結束黨治、實行憲政、實踐民主、保障自由等主張，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
南方局還積極爭取受國民黨統治集團排擠的地方實力派。1942年2月，周恩來在重慶會見川康地區地方實力派劉文輝，向他介紹國內政治形勢和共產黨的主張，表示共產黨願意同國民黨內一切願意抗日的人士合作，尤其希望同西南地區的民主力量建立密切聯繫。後來，中共中央和南方局派人同劉文輝、雲南地方實力派龍雲聯繫，並分別設立同延安直接聯繫的祕密電臺。
同一時期，南方局從多方面對大後方的民族工商實業界人士、港澳同胞以及海外華僑華人、宗教界人士開展卓有成效的統一戰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對發展壯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揮了重要作用。
南方局根據鬥爭需要，積極開展了外事工作。南方局領導人和工作人員經常會晤外國駐華使節、援華機構人員和新聞記者，廣交外國朋友，以大量事實和文字資料說明共產黨在抗戰中的貢獻，揭露國民黨頑固派反共內戰的陰謀，努力擴大和發展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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