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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在房價、環保、煤礦安全監管等問題上，出現了中央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現象，“垂直管理”如今是一個很熱門的改革思路。一份民意調查表明，公衆中有高達85.9%的人認爲，在當前的形勢下，中央應強化“垂直管理”。(《中國青年報》2006年11月20日)似乎“垂直管理”就是一條濟世良方，萬應靈藥。但最近接連爆出的鄭筱萸案和邱曉華案，卻對這種思路敲響了警鐘。
先來看邱曉華案。邱曉華任國家統計局局長後，曾爲了防止地方統計數據造假，努力推動統計調查隊伍管理體制改革，建立直屬於國家統計局的統計調查隊。但在他高調改革的同時，卻又給省以下改革定了基本調子，即省以下基本維持現狀。結果是上改下不改、換湯不換藥，基層隊員被當頭澆了一盆涼水。而他代表統計局提供的一些“美好”數據，也受到了廣泛質疑。
而鄭筱萸案就更典型了。鄭筱萸1998年就任藥監局局長，先將權力大規模集中，啓動藥監局藥品監督管理體制改革方案，實行省以下藥品監督管理系統垂直管理。從機構設置上、技術機構設置、機構管理、編制及幹部管理、財務經費管理等，審批權限上收到省一級。接着又推行企業優良製造規範(GMP)認證，並統一藥品國家標準，即“地標”升“國標”。
權力一統後，接下來，就開始修改遊戲規則了。修訂《藥品管理法實施辦法》(修訂)，將原來的“生產”，改爲“上市銷售”，一藥多名的生存空間由此而來。對藥品審批程序進行改動，將原來從專家庫中隨機遴選專家參加審評，改爲內審，審評人員的位置相對固定。
尋租的通道打開了，金錢自然就滾滾而來。拿生產批號，“有錢就批得快，沒有錢就等吧。不說不合格，也不說缺材料，反正就是這樣耗着。”某醫藥公司的老總說；出“新”藥，藥監局一年能批一萬多種，“批號越多，藥監局收的錢也越多，不但起不到監督的作用，反而鼓勵企業不去創新。”一位醫藥專家說；GMP認證，“沒有錢，即使合格的企業也拿不到GMP證書，企業爲了生存，只能用錢進行交易，而對一些不合格的企業，更是有機可乘。”某醫藥公司工作人員說；“地標”升“國標”，“上交到省裏是每個藥品要交1萬元，想拿到國家標準，必須上交20萬~50萬元不等的費用，才能完成這個過程。”知情人說，有一個省就賣出了1000個批文。
結果，就是齊二藥假藥事件、欣弗劣藥事件等接連發生的震動社會的藥品傷害事件了，數以萬計的受害者還在苦苦找尋着公正。
爲了解決當年因藥監地方分權造成亂局而進行的藥監垂直管理改革，就這麼種下龍種，收穫跳蚤。極其迅速地走向了其良好初衷的反面，造成了更大的亂局。
若不能真正束縛住權力本身，任何權力都是靠不住的。鄭筱萸案和邱曉華案，不過是又一次告訴了我們這個現代政治常識而已。不論何時何地，權力的天生屬性都是一樣的，分到地方的權力可能被貪腐勢力收買，垂直到中央的權力，也可能被貪腐勢力收買。唯一的不同，只是價格可能更貴些。因爲地方分權好歹還有兩個婆婆管着，地方“塊”上的婆婆和中央“條”上的婆婆，顧忌還大一點。而垂直管理，權力集於一端，持權柄者就越發地好操弄，尋租更便捷了。
當然，我並不是想在這裏討論地方分權和垂直管理誰優誰劣。真正的問題是，爲什麼非要讓公衆在地方分權和垂直管理這兩種選擇之間打轉轉呢？我們改革思路爲什麼就不能在束縛權力本身上多下工夫呢？加強像兩會這樣的代議制機構的權力，加強輿論監督，加強司法審判獨立……讓民意能暢通且理性的表達，把公權力這頭怪獸關進“籠子”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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