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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首任國家藥監局局長鄭筱萸
藥監風暴
錢都拿去行賄了，結果藥價就定得很高。
我去國家藥監局上訪，住在附近的招待所，那裏住着的，都是提着十幾萬現金等着藥監局某些領導接見的。
對話人物
高純原是湖南省岳陽市中湘康神製藥廠的製劑室主任，該廠曾是江南最大的一家抗生素製藥廠。高純從1995年至今從未停止過署名舉報工作所在企業新藥造假，被企業掃地出門後，又連續多年被剝奪“執業藥師考試”資格，只得離開了醫藥行業在外打工。他還起訴國家藥監局行政不作爲，持續向中央各部門舉報企業和國家藥監局的違規行爲。
先把批文搞下來再說
當時就從香港買過來幾種藥，換了一個包裝，就送去審批了
記者：一說到舉報者，大家可能都會覺得有個疑問，當時你已經是那個企業的製劑室主任，一箇中層幹部，你爲什麼會選擇舉報你所在的企業的問題？
高純：我從大學畢業就在這個企業工作，對這個廠感情很深。我是畢業後的大學同學裏第一個成爲工程師，第一個被提爲主任級別的，我是製劑室的主任，所有的原料要通過製劑室來報批，製劑又是個對外的窗口，所以我知道的肯定多一些。可是自從1994年開始，換了一個所長之後，我們就開始不做實驗了，開始偷別人的產品報批。誰都知道這是不行的，這是偷，是拿來主義。
記者：你們廠是怎麼做的呢？
高純：我們有12個業務骨幹，廠裏就開了一個骨幹會議，說今年我們要完成多少的新藥指標，按照這個行業的規律，沒有三五年是研製不出來一個新藥的，你一年要完成十個新藥，可能嗎？我們說不可能。但是所長說：沒有不可能。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只要把別的企業的藥買過來換一下包裝，不就可以了嗎？當時就從香港買過來幾種藥，換了一個包裝，就送去審批了。
記者：如果這樣做，你們怎麼生產呢？是分析出裏面的成分然後仿造嗎？
高純：說起來這就是一種悲哀。其實申報的時候，根本無法生產。當時做的就是先把批文搞下來再說，到生產的時候再去找別的企業買配方資料。因爲我們每種藥的研發都可以拿到幾百萬元的科研經費，科研經費省下來了，就可以做別的用途了；另外項目完成了，政府還有獎勵。
記者：這種情況普遍嗎？
高純：非常普遍，但是這種做法不行。最後只能是害別人害自己。
記者：你們這個實驗室一共有多少人？
高純：我們藥物研究所一共是60多個人。
記者：那爲什麼最後別人沒有去舉報，站出來的是你？
高純：當時我們也是鬥爭了很久，這個想法是在1994年底就產生了。我是主任，這件事就由我來牽頭。其實大家都很清楚，要麼是把他告下去，要麼就是我們失敗，再無退路。大家商量了很久，都覺得有風險。我站出來說：我是主任，那就由我一個人來簽名吧。
記者：你知道你這麼做的後果是什麼嗎？
高純：考慮過，會有困難，會有壓力，但是沒有想到（後果）會這麼迅速，這麼可怕。我沒想到政府會這麼護着企業，我剛剛把材料送到我們市裏的藥政局（後來主管部門變成藥監局），第二天他們就把我的實名舉報材料交給了我們所長。我就在廠裏再無立足之地了。從此我就“停職反省”，說我是誣告領導，破壞生產，從那以後我不能上班，不能拿工資，只能繼續把舉報之路走下去。
造假隊
一個2000人的醫藥企業，起碼要組成一個10人的隊伍專門造假，來應付藥監繫統的檢查，或者搞批文
記者：你覺得藥價飛漲的根本原因在哪些方面呢？
高純：很多問題。第一個是GMP認證，把企業的成本提高了，一個企業做GMP認證，要花幾百萬甚至幾千萬元，還有一個藥品流通企業的GSP認證，把標準定得老高。這樣的後果就是99％的企業達不到這個要求，那怎麼辦？結果就是作假，行賄，給權力部門造成一個很大的空間，還對具體的設備和生產方案提出要求，企業爲了有口飯吃，不得不去買藥監部門推薦的高價生產設備，這些成本都打到藥價裏面去了，這是藥價升高的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就是生產企業爲了便於銷售，給醫院等大量的回扣，錢都拿去行賄了，結果藥價就定得很高。這兩個原因是藥品價格奇高的最重要的原因。
記者：去年曾經被禁的隆胸藥物奧美定，也是拿到國家藥監局批文的，卻給千萬婦女造成了永久的可怕傷害。據你所知，這種危害巨大卻能堂而皇之拿到藥監局批文的情況多嗎？
高純：像奧美定這樣造成嚴重的惡劣後果的，不多。但是臨牀上發生各種不良反應的藥品非常多，應該引起重視。還有就是醫院進行的臨牀試驗藥品，給人體造成的傷害非常大。有的醫院並不告訴患者，你所用的藥品是試驗藥品，還要收取鉅額藥費。
記者：這些試驗是醫院要做還是企業要做？
高純：兩種都有。企業要醫院做的，起碼還有個批文，但是醫院自己做的，就什麼都沒有。
記者：你瞭解的情況還有哪些？
高純：一個2000人的醫藥企業，起碼組成一個10人的隊伍專門造假，我們叫它造假隊，來應付藥監繫統的檢查，或者搞批文。
記者：搞這個批文難嗎？
高純：怎麼說呢。不花錢就很難，而且基本上可以說是搞不到的。但是隻要有錢就能搞到。在行業裏，這是公開的祕密。有一家企業的老總跟我聊天，他說你信不信，從送資料到拿批文，一個星期我就能把兩個藥批下來，結果他還真的拿到了。我去國家藥監局上訪，住在附近的招待所，那裏住着的，都是提着十幾萬現金等着藥監局某些領導接見的。
記者：現在每年拿到國家藥監局批文的藥品有一萬多種，這裏面企業自主研發出來，到底能佔到多大的比例？
高純：非常非常少。有幾個是新藥？很多都是翻新的東西。沒有新鮮東西。
記者：是抄襲了國內其他企業的呢還是國外的？
高純：都有，主要是國內的。中國人非常聰明，看到一個工業流程，就能把它做出來。而且國家藥監局都會把你的申報生產資料賣給別的廠家。
記者：那有沒有這種情況，一個企業費了很大力氣研發出一種新藥，但是目前的這種制度就很容易被其他的廠家盜竊、複製了？
高純：現實就是這樣。一個企業開始申報資料，馬上就涌出幾十個企業都報類似的甚至同樣的資料。這個材料怎麼泄露出來的呢？值得去追查。
記者：你當時就親自參加過報批工作，是嗎？
高純：對。在國家藥監局裏面有個跟我們比較熟悉、負責跟我們聯絡的官員，她有藥品（生產）資料可以賣給我們，讓我們去報批；我們也把上報的資料先給她，她幫助我們和藥監局領導聯繫，有一次因爲她給我們資料太晚了，導致時間已經過了申報截止日期，她就跟我說，這沒問題，改一下不就行了嘛，她就把資料上的日期給提前了一段時間，改在了有效期內。
記者：她是義務幫你們這麼做？
高純：當然不是，小的方面我給她送過很多土特產，大不了裏面夾一沓錢，這不算什麼，大數額是我們領導給她。這個大數額是多少，對所有人都是保密的。
記者：你確定是有的嗎？
高純：肯定是有的，因爲我們企業一年裏要花掉這樣的公關費幾百萬元。
旁白：因爲長期舉報，高純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不僅失去了工作和收入，還被打成骨盆骨折、恥骨聯合分離，移位約0.5釐米；長期在國家藥監局等部門反映舉報未果之後，2003年，高純把國家藥監局告上法庭，起訴國家藥監局不作爲，並且要求給予自己職業醫師資格。一審二審得到的結果都是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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