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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政治體制改革，從黨的十三大報告到十六大報告都有集中的論述，其中1987年十三大關於政治體制改革內容最多，其篇幅都超過十四大、十五大和十六大的總和，提出的方案也較爲具體，在很多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當時首先就明確提出了”把政治體制改革提上全黨日程的時機已經成熟”。時隔20年後的2006年10月8日～11日，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了到2020年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九大目標和任務之一，就是“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更加完備，政府管理和服務水平有較大提高”。
2007年1月，被譽爲“良心經濟學家”的吳敬璉在《北京日報》發表《2007年改革的重點和難點》中提到：在新階段我國改革所面臨的挑戰中，政府自身的改革是要害所在。我們法治國家和民主政治建設的步伐落後於大衆的預期和社會的實際需要，使良好的公共治理成爲當前我國社會的一項最具稀缺性的公共產品。如何在有限的政府資源的約束之內進一步強化、優化公共服務職能，跟上社會需求不斷提高的步伐，是今後若干年中各級政府都將面對的一個嚴峻挑戰。
實際上，在2005年底到2006年初前後，就曾經出現一次對改革方向的一場新的爭論。面對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現象越來越嚴重的問題，當時提及的一個基本論題是：在中國目前已基本解決溫飽問題的條件下，社會基本矛盾是否有了新的變化？提出的一個基本觀點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產品嚴重不足與人民日益增長的對公共服務產品的需求之間的矛盾已成爲新階段的基本矛盾。這場爭論基本以原人民日報副總編周瑞金(即引發推動中國第二次改革浪潮輿論的皇甫平)的文章《改革不可動搖》而取得共識，最後以胡錦濤總書記和溫家保總理在2006年“全國兩會”上的小組討論講話而息爭。
周瑞金在《改革不可動搖》等文章中提到，“中國社會貧富差距情形愈來愈嚴重，主要是中國政府行政管理體制出現了問題。政府原本的功能應該在調節經濟政策，監督經濟，管理社會，增加公共服務的使命，政府的功能未轉變在公共服務上。” “中國改革繼續向前發展，最主要的是真正轉變政府職能，多發展社會福利，解決公共品欠賬的問題。換句話說，改革該改到政府頭上了。”
引人注目的是，2007年1月，《中國經營報》、香港《明報》接連刊發專訪周瑞金的文章，都再次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他說，“今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大時機。當前改革中出現的很多新矛盾、新問題，都聯繫到我們政治體制改革沒有到位。市場經濟的發展必須有新的政治體制相配套，在傳統政治體制下，不可能使市場經濟發展得很完善。以前，我們的關鍵問題是找出市場經濟這條道路；而現在，我們的關鍵問題是，完善市場經濟道路需要政治體制改革配套”。
無獨有偶，不久前《炎黃春秋》雜誌刊發《任仲夷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思想》一文，詳細記錄了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共廣東省委原第一書記任仲夷有關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思想。其中尤其提到，中國經過20多年的改革，經濟基礎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市場化，而政治體制還基本上是計劃經濟時的那一套，因此，必須啓動政治改革，實現“計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轉型，使之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
“當今中國的政治改革嚴重滯後，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成爲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瓶頸，到了不得不改的時候了。政治改革的最終目標，就是建立民主的政體，這是毛澤東當年在延安回答黃炎培時向人民莊嚴的承諾。這是中國共產黨還未完成的歷史任務。政治體制改革最需要的就是勇氣。經濟改革要有勇氣，政治改革更要有這樣的勇氣。政治體制改革是得民心順民意的好事，會得到中國多數人的擁護，有這樣的民意基礎，改革不會亂。”
周瑞金希望，今秋召開的中共十七大的一個收穫就是，“推動中共黨內政治體制改革，給目前中國社會發展中出現的諸多矛盾死結尋求解決之道。”
兩會關注點：政府職能轉變 公共服務 權力制衡 民主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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