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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重病抗爭多年後，一個早春飛花的日子，我的岸青舅舅去了。
享年84歲的岸青舅舅在外公毛澤東所屬的韶山沖上屋場一支中可能是最高壽的一位。然而，他的經歷也是毛家成員中最坎坷的。
在蘇聯的日子
岸青舅舅生於1923年。當年，舅舅有過溫馨的家。在上海、在武昌，他與父親毛澤東、母親楊開慧、兄長毛岸英同享天倫之樂。在那張著名的照片裏，襁褓之中的岸青舅舅依偎在開慧外婆懷裏，身邊站着岸英舅舅。不過，這一切在80年前的1927年消失了，一連串常人難以承受的轉折接踵而至——岸青舅舅4歲時父親離家苦鬥，直到22年後才得以團聚； 7歲時母親遇害犧牲，留下孤兒相依爲命；10歲時漂泊上海，過着三毛一樣的流浪兒生活，被毆打致傷留下終身病根；13歲時與兄長遠渡重洋，在異國他鄉度過青春歲月。蘇聯國際兒童院裏和岸青舅舅同窗的大多是各國革命領袖子女和烈士遺孤，而如他這般經歷坎坷者絕無僅有。
然而，世界上畢竟有陽光，人世間依然有溫情。楊家親人和中共地下黨組織冒生命危險護送他脫離險境；蘇聯黨和人民以及共產國際在自己並不寬裕的條件下給他儘可能的照顧；一直牽掛兒子的外公與他們恢復聯繫後，立即欣喜地寫去書信並託人買大量少年讀物寄去；特別是有一位自己信賴而能幹的哥哥在身邊，岸青舅舅得以頑強而樂觀地生活着。
1937年底，我的外婆賀子珍懷着身孕到蘇聯療傷、學習，並在國際兒童院見到了開慧外婆的骨肉——我的岸英舅舅和岸青舅舅。外婆熱情地向這兩個自幼失去慈母的孩子敞開了母親的懷抱。一開始，舅舅們還難以接受自己有了新媽媽的現實，外婆以誠摯的心靈融化了堅冰。次年，外婆最後一個孩子、我的小舅舅廖瓦在莫斯科出生，在人間只停留了10個月。小舅舅夭折後，岸英、岸青舅舅與悲痛欲絕的外婆擁抱在一起，喊出了代表人類最美好感情的詞語——“媽媽！”
1941年，我的媽媽李敏(嬌嬌)被外公派人送到蘇聯與外婆團聚，見到了自己的岸英、岸青哥哥。出生不久就住進保育院的媽媽得到從未有過的滿足感，因爲自己一下子有了兩個哥哥！媽媽一直記得自己當時畫過這樣一幅畫：兩個哥哥一邊一個，把自己夾在中間，而且特別把兩個哥哥畫得小小的，把自己畫得大大的。岸青舅舅看見後立即提出“抗議”：我們是哥哥，比你大，怎麼在畫上比你小？媽媽自有道理：怎麼樣？我就要這麼畫！……可惜，那些可愛的圖畫都沒有保留下來。
在媽媽眼中，大哥岸英和二哥岸青是兩種類型的人：大哥器宇軒昂，能言善辯；二哥則大大咧咧，沉默寡言。男孩子一般都粗心，岸青舅舅經常丟三落四。他寫字用的蘸水筆總是找不到筆頭，兒童院發的本子、橡皮、鋼筆也是隨用隨忘。東西找不見，又不能補發，岸青舅舅就來央告外婆，外婆就去街上買來給他。和媽媽玩得來的也是岸青舅舅，他經常帶媽媽去森林裏釣魚。清清的小河溝一望見底，其實只有一隻螃蟹，而舅舅還是不緊不慢甩下魚竿，自己靜靜坐在河邊，媽媽則在一邊玩耍。總要這樣過上幾個鐘頭，兄妹才戀戀不捨地回去。
他是我們的爸爸
可是，還沒容媽媽把美好的一切收入記憶，人類歷史上空前慘烈的蘇德戰爭在那年6月爆發了。全家人被疏散到距莫斯科東北300公里的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開始了一段飽含艱辛和激情的日子。作爲長征三十女傑之一，外婆後來在給外公的信裏說：在蘇聯的那幾年，比長征還苦。
在供應極其困難的年代，食物供給成了第一難題。兒童院每天發給舅舅和媽媽三片白麪包，外加稀薄的菜湯。至於外婆，則只能從街上面包店得到配發的三片粗糙的黑麪包。人人都吃不飽，可正在長身體又飢腸轆轆的舅舅是多麼期待賀媽媽的幫助啊！望着他們每次到家熱切的眼神，外婆咬緊牙關，除了勻出了自己的口糧給孩子們，變賣自己出國後新添置的衣服給他們買糖果外，還學別人開荒種起菜來。土豆好養活，春天播種下去，秋天收穫了一些，胡蘿蔔的收成就差多了。原來，城裏長大的外婆不善農活，在胡蘿蔔苗密密麻麻露出來時，總是捨不得間苗，結果長成後都瘦瘦小小，“只有這麼大一點”——媽媽用小手指頭比劃着記憶中的胡蘿蔔。外婆又到集市上用衣服換得若干個頭較大的胡蘿蔔，一家四口才勉強果腹。
媽媽記得，外婆總把自己打發到兒童院喝菜湯，優先保證舅舅們的伙食。她還記得岸青舅舅參加過伐木工作，爲的是保證兒童院鍋爐的運轉。在中國讀者熟悉的蘇聯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裏，有一段著名場景是主人公保爾·柯察金在冰天雪地的森林伐木，爲修建向前線運糧的鐵路提供枕木，舅舅他們遇到的艱辛則有過之無不及。200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週年之際，我的外婆賀子珍和舅舅毛岸青等27位在蘇德戰爭期間作出過貢獻的中國人獲得俄羅斯政府頒發的“1941-1945年偉大衛國戰爭勝利60週年”紀念章。只是當羅高壽大使把獎章送到獲獎者及代領者面前時，舅舅已重病臥牀，外婆已去世21年了。
不知怎的，岸青舅舅與媽媽這對兄妹在冥冥之中有着奇妙的互動，其中一人的言行往往會決定對方的命運。
比如媽媽的身世。出於安全考慮，外婆在蘇聯期間一直從不和媽媽提有關外公的事情。久而久之，媽媽已習慣了不提也不去想自己的爸爸。在她記憶中，第一個向自己談起爸爸的，就是岸青舅舅。
那次，岸青舅舅坐了一夜的火車，從莫斯科到伊萬諾沃兒童院看望媽媽，還買了一小捆長長的彩色的手杖糖——在這方面，舅舅從不吝惜花費。兄妹倆邊吃糖邊在無人的禮堂聊天。
你說他是誰？——舅舅指着牆上掛着的各國革命領袖照片說。
我知道。他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他叫毛澤東。——媽媽答道。
是的，他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可你知道嗎？他還是我們的爸爸……
——舅舅正要進一步解釋，可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就被媽媽打斷了——
你瘋了？你瞎說！他不是我們的爸爸，他不是……我沒有爸爸！
雖然幼小的媽媽對岸青舅舅的說法很不以爲然，但“爸爸”這個詞與“毛澤東”這個人之間從此有了某種聯繫。媽媽在心底記住了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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