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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節目和往常不同，任務重、風險大，有關國際關係的大事。兩個國家、兩個民族的糾葛由來已久。從抗日戰爭算起70年了。如果追溯到抗倭、甲午戰爭那就更長。所以採訪過程中，語句要謹慎、形成文字材料，字句要推敲斟酌……”
3月5日上午9點，《巖鬆看日本》報道組一行登上了飛往東京的航班。一個半小時前，白巖鬆接到母親發來的短信，長達兩屏、字斟句酌。他說：“我們娘倆從沒交流過這個問題，你想她一個人琢磨了多少天。我媽是歷史老師，連她都這麼擔心。那一瞬間，我感覺壓力更大了。”
白巖鬆沒給旁人看過這條短信，他是個不太喜歡談私生活的人。面對《新民週刊》“竹筒倒豆子”，是因爲看日本之行讓他覺得“有太多的話要說”。
“先把愛和恨放到一邊”
新民週刊：《巖鬆看日本》是中央電視臺新聞中心近些年來第一次派出陣容如此強大的隊伍前往日本進行範圍如此廣泛的新聞採訪活動。人們自然而然會想到作爲中央臺，肯定是帶着任務去的。
白巖鬆：日本媒體也問過我：“是不是溫家寶總理要訪日，政府派你們來的？”我說去問問你們外務省中國科的科長(現已調至日本駐中國大使館)和NHK電視臺的原田誠，去年3月份我是不是找過他們，用民間的力量推動這件事情？
這是去年1月份我在記者招待會上所說：“日本是一個我們以爲很熟悉，其實卻陌生的國家。就像在日本開車、看報，路牌、報紙上的文字大多都是我們認識的，但放在一起卻搞不懂是什麼意思。因此我們需要去了解，先把愛和恨放到一邊。”
新民週刊：去年那段時間是中日關係最僵的時候，爲什麼會產生這樣的動議？
白巖鬆：既然日本這個鄰居永遠不會搬家，註定隔海相望，我很不願意看到這種僵局持續下去。
去年年底日本安倍首相到訪中國的當天，我們都預感到《巖鬆看日本》應該成型了。媒體當然要選擇一個合適的時機，尋找到最大的影響度和獲取最好的採訪機會。如果沒有這個契機，我們也沒有一個出發的機會。
新民週刊：爲什麼人們會把《巖鬆看日本》與政治做種種聯想？
白巖鬆：來自日本的誤解讓我痛感它對中國媒體30年的變化和發展太不瞭解，或者說它太不願意接受這種變化了。國內的誤解可能來自於我們對日本不願意瞭解，或者帶有某種情緒等等。但是我認爲人們慢慢會感受到媒體這支力量的獨立性會越來越強。
新民週刊：節目製片人劉愛民談到過：“中國經歷了改革開放這麼多年，又是一個和平崛起的大國，如果對自己的鄰居連客觀、勇敢地正視它的勇氣都沒有，那是非常大的問題。”
白巖鬆：王毅大使有句話說得特別好：“我在意的不僅僅是‘看日本’，更重要是展示中國媒體在中國改革開放到了這個時候，有一種大國平和客觀的胸懷和眼光去報道世界，中國應該給世界這種印象。”
上世紀80年代中日關係像兩個青年男女談戀愛，一下子進入了蜜月期。談着談着發現彼此門不當戶不對。分手不說，似乎反目成仇，整整失去了5年。失去的過程中大家開始慢慢冷靜下來思考：我們能不能不談戀愛的同時也不做敵人，學會正常相處、有所剋制地往前走？什麼是眼前的情緒，什麼是大的利益？不能因爲憤怒，就讓它遮蔽了我們的眼睛。我覺得這涉及到我們一個戰略的問題。也許這個節目的重要性5年後再來看要更清晰一點。
新民週刊：王毅大使說在過去相當長時間，在歐美包括日本，對中國的媒體是有一定偏見的，包括日本人經常說中國媒體就是整天在反日宣傳，煽動民衆對日本的仇恨。但他這次對《巖鬆看日本》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來自日本的反響如何？
白巖鬆：這個節目看日本的同時，也成爲日本老百姓看中國的一個窗口。日本媒體經常問我：“請問你會把拍攝到的內容怎麼向中國觀衆報道？”我明白潛臺詞：“你會客觀嗎？”我們這次令日本人覺得中國媒體報道的內容非常客觀，這本身也在改變他們的固有看法。
我舉一個例子。鹿兒島有個紀念神風特工隊的和平會館。就是當初一些日本年輕人坐上戰鬥機之後去轟炸已經進入沖繩的美軍。這個會館充滿了對感情的表達，展現他們如何跟親人訣別等等。
那是中國媒體第一次去拍攝，日本有三家電視臺採訪我。我很坦誠地交流：“我充滿了理解，更多的是遺憾。在這裏面，我看到你們對自己生命的關注，但是沒有對別人生命的關注。我看到了你們的情感，看不到對與錯。這個會館其實是一張試卷，取決於你參觀完了走到門口如何給出答案。會館前面有一個爲和平祈願的鐘。如果你走過去敲響和平的鐘，祈禱這樣的悲劇永遠不再上演，你答對了。如果你走出這裏，感慨這就是“大和魂”，我覺得就是錯誤的答案。我相信絕大多數日本人都會去敲鐘。”我最後的話他們播出了。第二天NHK國際部50多歲的主任澤先生碰見我說：“我昨天晚上看到了你，有幾段話說得真好。”
“看得到日本，照得見中國”
新民週刊：這個專題中“學日本”的特點比較明顯。在“防震減災”專題末尾，主持人會總結說：“他們的寶貴經驗，值得處在地震多髮帶的其他國家和地區人民借鑑。”
白巖鬆：我們的節目分爲人物專訪和專題兩大部分。人物專訪我一定要聽到日本各界的聲音。而專題必須是一面鏡子，看得到日本、照得見中國。考慮做這些選題，是因爲我們遇到類似的問題。比如日本的交通問題如何解決？產業工人對於中國來說又面臨一次斷層，日本爲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工人？我設計的時候就在想，這些選題與其說是巖鬆看日本，不如說是巖鬆看中國。
我覺得中國在走向大國的路上最重要的因素不在經濟，在大國性格的塑造上。這是中國媒體下一步的責任。
新民週刊：你對日本最感興趣的是什麼問題？
白巖鬆：老年人問題。日本現在65歲以上的人口占到全部人口的20%，而中國60歲以上的人口占到全部人口的11%，有1.44億，超出了日本的總人口，在全世界的排名是第七位。中國現在就有點應接不暇了，但日本的做法非常值得我們借鑑。
新民週刊：我看到在日本的職介所裏，專門設有老年人就業的櫃檯。
白巖鬆：這是一個很新的概念。日本用這種方式來解決老年人的精神慰藉需求，並對他們的經濟給予適當的補貼。
我在採訪中瞭解到，老年人就業的第一要務不是錢，而是“我還被社會需要”。日本人的平均壽命是全世界最長的，退休的時候還很健康，餘下的幾十年怎麼過？現在上海、北京這樣的大城市人口平均壽命已經到了80歲，中國人將來怎麼養老？
新民週刊：雖然近一二十年中日文化的交流非常缺乏，但是在時尚、動漫、影視劇等領域，日本是在“玩命地”影響我們。但這些內容在你的節目中所佔比重並不大。
白巖鬆：沒錯。我當時去做BAPE的時候還犯嘀咕，只聽說它是日本最前衛、最代表街頭文化的。回來一問十幾歲的孩子，他們全知道：“不就是那個猴頭嘛。”其實時尚的內容我們做得非常豐富，最後還是狠下心來把它壓縮到了10分鐘，而把環保變成了兩個20分鐘。
新民週刊：你在日本最大的感觸是什麼？
白巖鬆：細節，無處不見的細節。我們去採訪鐵臂阿童木的創作室，路過城鄉接合部一處荒廢的廟，那裏有一個極其簡易的廁所。我問司機要手紙，司機說裏面一定有。我走進去，赫然看見剛剛換了不久的新手紙。
日本是一個很細緻的國家，它的垃圾分類已經做到了讓你感動的地步。
就像我們去日本的“我孫子市”，垃圾分成了17種。家庭主婦拿着垃圾過來，會把瓶子擰開，瓶身放一個地方，瓶蓋放一個地方，瓶子是洗乾淨的。我們拍攝快結束的時候，看到一位婦女推着車匆忙走過來，拎着兩袋垃圾在分好的垃圾堆裏開始找，過了一會兒又拎着垃圾回去了。我們追上去問爲什麼，她說來晚了，這種垃圾已經被垃圾車收走。他們的垃圾一般是一個星期收一次。這位婦女說或許她可以去其他社區問一下，更大的可能是拿回家裏再放一星期。
日本的垃圾分類做了26年。剛開始也是一塌糊塗，後來循序漸進，由3種，逐步擴大到5種、7種，直到17種。所以有機會我當然要放大這些細節。哪怕10個人中隻影響了一個。我覺得中國慢慢在變。中國前28年的改革是粗線條、物質性的階段。從現在開始，正式進入到軟件和細節的改革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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