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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夫走卒，引車賣漿，古已有之。但是在我國壯闊的城市化進程中，這些稱爲“小商小販”的人們被視爲城市這個有機體中的“盲腸”——他們是城市管理者的大敵，遊走於行政之手的縫隙間，而他們與城管部門的矛盾衝突正愈演愈烈。
與中國以行政力量管制小商販相比，發達國家的城市管理中多靠商販自治，同行互相敦促，遵紀守法，善待顧客，保持環境，繳納稅費。北京市崇文區革新西里小區也曾嘗試過這種思路，並且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商販們珍惜機會，愛護環境，居民們在生活便利的同時，重新擁有舒適的生活環境。這一變化的意義在於，居民委員會作爲基層的居民自治組織，對於小商販的態度代表了普通居民的態度，它與小商販之間的互信協議也表明：城市居民與小商販之間能夠達成互利互惠的局面。
遺憾的是，這一來自基層，以自治形態化解城市化沉痾的嘗試被叫停，原因僅僅是因爲與目前的某些規章和制度安排不合。爲了某個良好目的而做出的制度安排，未能適應變化的形勢，反倒因爲本身的路徑依賴和思維定勢，妨害了問題更優解的產生，這正是改革進程中十分熟悉的一幕。
因此，我們關注革新西里小區這樣一個微觀事件，目的無非是希望城市管理者：第一，能夠從城市居民的自發行動中發現智慧的火花。第二：有勇氣除舊革新。城市管理不是目的，目的是每一個人都能有飯吃，生活舒心，共享城市化的福祉。
小商販自治，不可能的任務？
——一個北京社區的實驗報告
絕口不提“社區管小攤販”的話題，這是夏素明現在的原則。
傍晚，她從革新西里居委會出來，走過西羅園北路，看看人行道上的小攤販，並和熟悉的街坊打着招呼。這條路已經不是她理想中的樣子，但仍然是她熟悉的那條路。
——賣菠蘿的小板車在馬路邊招徠生意；賣菜的人也將不太新鮮的蔬菜挑出來，紮成捆，堆在靠近馬路的人行道邊甩賣。人們在馬路邊停下，詢問水果和菜的價錢，並漸漸佔據了半邊馬路。來往的汽車速度緩慢下來，司機不耐煩地按着喇叭；飛舞的楊絮和蒼蠅的嗡嗡聲讓人內心燥熱，雖然只是4月中旬。
一個月前，夏素明，作爲革新西里居委會主任，勾勒出了她想象中西羅園北路的樣子。
2007年3月8日，她在革新西里小區124號樓前的西羅園北路人行道上畫了一條白線——在線內，小攤販可以賣各種蔬菜。她和她的同事還和小攤販約法三章：要求攤販們成立自治會自我約束；自治會條例中明確要求攤販負責周圍衛生、不許缺斤少兩等；攤販如有違約，擺攤資格將可能取消。
她還準備爲小攤販統一定製櫃檯，以規範形象。
那正是“兩會”期間，陳文佔、羅益鋒等全國人大代表正激烈地討論是否應當適當解除路邊擺攤禁令。革新西里的舉動受到關注，被稱爲“社區管小攤販”的一個大膽嘗試。
不過這些都已經不了了之。夏素明不想再提她的這個“嘗試”。當有記者找上門來詢問此事時，她會推脫自己要開會，或謊稱自己不是居委會主任，有時候也會無奈地說：“不好說呀，你還是去問城管吧。”
販夫走卒，引車賣漿，古已有之。但是在我國壯闊的城市化進程中，這些稱爲“小商小販”的人們被視爲城市這個有機體中的“盲腸”——他們是城市管理者的大敵，遊走於行政之手的縫隙間，而他們與城管部門的矛盾衝突正愈演愈烈。
與中國以行政力量管制小商販相比，發達國家的城市管理中多靠商販自治，同行互相敦促，遵紀守法，善待顧客，保持環境，繳納稅費。北京市崇文區革新西里小區也曾嘗試過這種思路，並且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商販們珍惜機會，愛護環境，居民們在生活便利的同時，重新擁有舒適的生活環境。這一變化的意義在於，居民委員會作爲基層的居民自治組織，對於小商販的態度代表了普通居民的態度，它與小商販之間的互信協議也表明：城市居民與小商販之間能夠達成互利互惠的局面。
遺憾的是，這一來自基層，以自治形態化解城市化沉痾的嘗試被叫停，原因僅僅是因爲與目前的某些規章和制度安排不合。爲了某個良好目的而做出的制度安排，未能適應變化的形勢，反倒因爲本身的路徑依賴和思維定勢，妨害了問題更優解的產生，這正是改革進程中十分熟悉的一幕。
因此，我們關注革新西里小區這樣一個微觀事件，目的無非是希望城市管理者：第一，能夠從城市居民的自發行動中發現智慧的火花。第二：有勇氣除舊革新。城市管理不是目的，目的是每一個人都能有飯吃，生活舒心，共享城市化的福祉。
小商販自治，不可能的任務？
——一個北京社區的實驗報告
絕口不提“社區管小攤販”的話題，這是夏素明現在的原則。
傍晚，她從革新西里居委會出來，走過西羅園北路，看看人行道上的小攤販，並和熟悉的街坊打着招呼。這條路已經不是她理想中的樣子，但仍然是她熟悉的那條路。
——賣菠蘿的小板車在馬路邊招徠生意；賣菜的人也將不太新鮮的蔬菜挑出來，紮成捆，堆在靠近馬路的人行道邊甩賣。人們在馬路邊停下，詢問水果和菜的價錢，並漸漸佔據了半邊馬路。來往的汽車速度緩慢下來，司機不耐煩地按着喇叭；飛舞的楊絮和蒼蠅的嗡嗡聲讓人內心燥熱，雖然只是4月中旬。
一個月前，夏素明，作爲革新西里居委會主任，勾勒出了她想象中西羅園北路的樣子。
2007年3月8日，她在革新西里小區124號樓前的西羅園北路人行道上畫了一條白線——在線內，小攤販可以賣各種蔬菜。她和她的同事還和小攤販約法三章：要求攤販們成立自治會自我約束；自治會條例中明確要求攤販負責周圍衛生、不許缺斤少兩等；攤販如有違約，擺攤資格將可能取消。
她還準備爲小攤販統一定製櫃檯，以規範形象。
那正是“兩會”期間，陳文佔、羅益鋒等全國人大代表正激烈地討論是否應當適當解除路邊擺攤禁令。革新西里的舉動受到關注，被稱爲“社區管小攤販”的一個大膽嘗試。
不過這些都已經不了了之。夏素明不想再提她的這個“嘗試”。當有記者找上門來詢問此事時，她會推脫自己要開會，或謊稱自己不是居委會主任，有時候也會無奈地說：“不好說呀，你還是去問城管吧。”
不了了之的嘗試
夏素明的嘗試不了了之，是因爲革新西里所在的崇文區永定門外街道辦事處(下簡稱永外街道辦)和城管都不認同。
“她劃定了一個地方就能擺攤，那城管執法怎麼辦呢？這和城管執法所依據的法律是相違背的。”王建波，永外街道辦城建科的科長，在評論這個做法時直搖頭。
他提到的執法依據是指1997年開始執行的《北京市生活消費品、生產資料市場管理條例》和2002年10月開始執行的《北京市市容環境衛生條例》。在這兩個法規中，無營業執照的小販，和有營業執照但在戶外擺攤的小販都屬於違法，城管部門可以對之查處。
“你說，居委會認可他們了，那城管到底是算他們違法還是不違法呢？”王建波問。
永外地區的城管隊長閆建恆也抱同樣的態度，並不認同這種做法。“就算是上海等其他地區都放寬對小攤販的管理，北京也不行。08年北京還有個奧運呢！”他說。
上海重慶等地已經開禁路邊攤點：上海市將於2007年5月1日前出臺《城市設攤導則》，並於下半年正式開始實施；重慶市2007年主城9區將陸續開放部分背街小巷，允許擺攤設點，目前已規劃出443個攤區，設置攤點11169個；南京市市容局今年的工作計劃也提出，將有計劃地設置一些露天市場、夜市攤羣和夏季西瓜等臨時銷售網點。夏素明的“小區管理攤販”的嘗試在兩會期間和這些城市的做法相提並論，爲人們所關注。
北京市法制辦公室的立場並沒有站在夏素明和她的支持者一邊。這個專司立法的政府部門將在2007年着手製定《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規定》。而在這個規範中，小販解禁的問題並沒有涉及。市法制辦主任周繼東在3月下旬表態說：“(小攤解禁之後的管理)操作起來很難。”
這個理由在學者眼裏並不成立。“關鍵是要明確不同治理層次的權限。小區環境應該主要由對居民負責的居委會決定，小區以外的問題由城管或其他有權限的部門解決。如果大多數小區居民不介意攤販在那裏有序地擺攤設點，那麼外人似乎沒有什麼理由隨便干預。”張千帆說。
另一種嘗試
王建波和閆建恆正在做另外一種嘗試。
他們所在的崇文區和豐臺區正嘗試“協作管理”——豐臺區東鐵匠營街道與崇文區永定門外街道的執法部門可越界50米執法，以取締無照商販和佔道經營等違規行爲。協作還包括兩個區的主管部門每月展開至少一次聯合執法行動。
這個舉措源於一個偶然。據王建波介紹，2006年12月初，北京市市長王岐山看到一份報紙報道了位於崇文和豐臺交界的無名衚衕髒亂差。他要求兩個區聯合執法。
“我們在市長下命令不到20天的時間裏，就完成了清理整頓。”崇文區永定門外街道辦事處城建科科長王建波說。他清楚地記得王岐山下命令是在2006年的12月5日；20日，他們已經完成了清理工作。
之後，兩個區決定將這個聯合行動繼續下去，並且選定了3月27日來舉行《城市管理協作意見書》簽字儀式。“那天是奧運倒計時500天。”王建波強調了一下那天的特殊意義。
“現在無名衚衕的情況很好。”王建波說。
現在，他所在的街道僅僅和東鐵匠營街道就無名衚衕一段進行“協作管理”。下一步，這兩個街道辦事處將就其他交界街道進行協作管理。“那段路走下來一趟就可長了，將近3公里呢。”王說。
再下一步，他所在的街道還要和豐臺區的西羅園街道合作。西羅園北路就在此範圍中。
不過，王建波對於“協作管理”能起到的長期效果並不樂觀。
“崇文區常駐人口8萬，流動人口3-4萬。”王建波說。這個數字意味着大量外來人口在這裏謀生計。在崇文區的西南角，北京南站源源不斷地迎來西北地區來京打工的人羣；而豐臺區甚至更南邊的京郊農民也在不斷北上做買賣。他們中很大一部分留在了崇文區。在革新西里附近的衚衕裏，能看到人力三輪車排在路邊等待生意——這在北京城區的其他地區並不多見。
“他們做的都是些小本生意。這邊不讓做，就跑到那邊去，都是爲了謀生計。”王建波說，倘若一律禁止這些人做買賣，那也未免太不近人情。
除了同情以外，這些人的流動性也讓管理成爲了問題——他們和執法人員打着游擊戰。
這一點，作爲城管隊長的閆建恆更有體會。
“我們永外地區3.03平方公里，派出所有120號人，但是我們城管只有16個人。”閆說，“而且我們管的事情特別多，300多項。”。除了取締無照商販和佔道經營，門前“三包”、廣告牌的統一規範等等都在城管的職責範圍之內。
閆所煩惱的還有超常的工作時間。早上7點到晚上10點都是他們的工作時間；節假日他們也只能休息法定假期的一半。
這個職業帶給他們的壓力遠遠要大於榮譽。“社會不理解，家庭也不理解。工作那麼辛苦，都幹些什麼了？”閆抱怨說。自從1998年他當上城管之後，就沒有休息過一次完整的雙休日。更可怕的是他和他的同事經常遭到報復。“前不久，我同事接女兒放學回家，有個人就一直在後面跟着。他的家庭地址，小孩上學的學校全都暴露。還有一次，我的另一個同事在飯館裏吃飯，對面就來了一個不認識的人把滾燙的湯潑臉上了，現在傷還在呢……”
“協作管理”，意味着閆建恆們工作會更辛苦，更危險，招來更多的罵名，可就是很難解決問題。
街道辦事處也沒有想到更好的辦法來有效地解決小攤販的問題。王建波甚至擔心這個問題會比以往更影響自己的工作——崇文區正在創全國衛生區；設立在他所在辦公室的“08辦”(2008奧運工程指揮部辦公室)也正緊鑼密鼓地進行環境整頓治理——這些都需要那些小攤販乖乖配合不要搗亂。
而閆建恆在不斷總結自己的經驗：“對待不同小販，要用不同的方法。”他希望憑藉這個，執法能更順利些：“比方說，如果碰到崔英傑這樣的，一激動就拔刀，那就拍拍他的肩膀，跟他稱兄道弟，講講義氣；如果是碰到老人家擺攤，那就叫大爺大媽，說些軟的好聽的……”
他也不知道這是否能夠讓自己的職業獲得人們的尊重，也不知道自己會不會有一天因爲壓力而出現在執法中怒上心頭的情況。
只是，西羅園北路每天仍然會熙熙攘攘。丁字路口往南，已經有一兩家大排檔將桌椅擺在人行道上；被大排檔擠下人行道的菜攤水果攤擺在了馬路邊；來吃大排檔的人將汽車停在小攤旁，任由堵在一旁的汽車拼命地按喇叭……
夏素明拒絕記者的採訪。目前爲止，她不能也不想再做改變現狀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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