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是怎樣取得高考自主權的
高考反思
“全國那麼大，發展不平衡，有的地區是‘西歐’水平，有的還停留在‘非洲’狀況。10億人民一個大綱，祖孫三代一本教材，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中國應該有多本教材，應該有很多種教育模式”
把上海高考的命題權從教育部拿過來，實現自主招生，這是我當(上海)教育局顧問時的“得意”之舉。
上世紀60年代上海的高考曾經戴過“王老五”的帽子，錄取線排在全國第五名(福建是全國高考狀元)，錄取線似乎總排在全國後面，壓力很大。其實，上海的情況跟人家的確有點不一樣。入學率不一樣，分數線就不一樣。我們是中等水平的學生能進大學，人家是高材生才能進大學。全國比的時候，不比百分比，只比錄取線，這不合理。人家500多分才能錄取，我們300多分就錄取了，現在100多分也可以上專科了。人家是分母大，分子小，我們是分母小，分子大，要比，得先“通分”，這是學過算術的人都知道的。
由於落了個“王老五”的外號，有人就不斷刺激大家去追逐高分。我很早就提出來：全國那麼大，發展不平衡，有的地區是“西歐”水平，有的還停留在“非洲”狀況。10億人民一個大綱，祖孫三代一本教材，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中國應該有多本教材，應該有很多種教育模式。我提出，要多綱多本，即大綱有多種，教材有多種版本，允許地區與學校自己選擇。不少國家的教育部都沒有制訂統一的大綱，但高考一樣考，而且多數是學校自主招生，全國並沒有什麼錄取線的統一要求，而我們是越搞越死。大綱如果一放寬，學生可以學習各種知識，面就寬了。各地教育也可辦出地區特色，以適應不同的發展水平。我當時擔任全國課程教材審定委員會委員，就在會上提出了這樣的理念，但有人反對。有人說，正因爲中國這麼大，所以要有一個統一的東西。同一個問題，卻得出了兩個相反的結論。我堅持己見，認爲正因爲中國大，發展不平衡，不能搞劃一主義。後來大家把意見折中了一下，提出“一綱多本”，即教育部制訂統一大綱，在大綱指導下，可以編多種教材。
上海首先搞教材、課程改革。這涉及到一個問題：教材自己搞，高考還是全國命題，這個教材誰敢用？我就琢磨，要想辦法把高考權要過來。有了這個指揮棒，上海的很多改革就可以很主動了。
當時，我就找分管教育的副市長談自己的想法：向教育部要高考權。分管副市長看了我幾秒鐘，大概在想，這傢伙三天兩頭出鬼點子，然後說：“這太難了，歷來沒有過這種事情，教育部也不會同意的。”我說：“你答應，我就去要，我自己去要！”我連續找了他幾次，後來他鬆口了：“你去要要看，教育部如果肯的話，我們就試試。”
我很高興，心裏想，我要的就是這句話。以後，我就一直留心着找機會。不久，教育部部長和分管高考的副部長到上海來視察，我就抓住這個機會，對分管副市長說：“這幾天部長在上海，我們去看他好嗎？”他說：“好啊，你和我一起去。”
我們來到他們下榻的延安飯店，向部長彙報上海教育的情況。後來，我抓住機會，把話題往中心引：“現在高考，全國只有一張卷子。高考命題，歷來都是衆口難調，每年都有人評頭論足。教育部何必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呢？何不把權放下來，你們在上面監督，搞得好就表揚，搞不好就批評，就非常主動。”他們看了我兩眼，說：“能行嗎？”我說：“中國一個省比西方的一些國家都大。一個省的教育局長還招不來幾個大學生？”他想了想說：“不行，要搞亂的。”我說：“你制定幾條原則，搞幾個統一的政策，題目叫下面搞，有什麼不好？”
就這樣，你一言，我一語的，我慢慢跟他們磨。後來，部長說：“上海可以試試，其餘的地方不放。”我等的就是這句話，馬上接茬：“那好，我們上海自己搞。”我對一旁的副市長說：“市長，部長已經同意了。”副市長接着說：“教育部領導同意了，我們就試試吧。”
沒想到，部長回北京就變卦了。當時，我正在外地出差。等我回來，局裏的同志告訴我，他們都請示好幾回了，部長改變主意不同意了，“要不，你再去一次北京，最後再爭取一下。”我心裏嘀咕，真是好事多磨。
快到春節了，我也顧不上過年，與市教委辦的一個領導一起去北京。一到北京，我就去找相關人員打聽。幸好我在部裏呆過，朋友多，終於打聽到實情。原來是管高考的司長在部長面前講了很多負面的話。部長心裏本來不是十分同意，一聽他的話，於是就改變了主意。幸好，那個司長跟我也很熟，我就直接找他去了。一見面，我衝着他說：“××啊，你怎麼反對我？”沒頭沒腦的一句話把他說愣了，“什麼事？我怎麼會反對你呢？”“就是你搗蛋。”我一肚子意見，半真半假地發出來。
開過玩笑之後，我就講了這件事情。他說：“唉，高考這事不好弄，你就不要弄了。還是全國統一吧！”我態度堅決，說：“這事，我已經想好了。明天上午，我向部長彙報。你參加，但不許講話。部長什麼態度就什麼態度。這樣可以吧？”他覺得部長不會答應，就賣個人情說：“好，我不講。”第二天，我向部長彙報。彙報完了，部長擡頭看着他，希望他表態，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這是個關鍵時刻，空氣彷彿有點凝固。他坐在那裏，接受我們期待的目光，憋了老半天，最終沒有吭聲。部長看他不吭聲，就說：“這個事情本來是答應你們的，就是他不贊成。現在既然他不講話，那你就去搞吧。”
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是需要勇氣和智慧的，既不要被他堅硬的外表所迷惑，更要避開它鋒利的螯。
以後，那個司長到上海來的時候，我還跟他說起這件事，我笑着說：“真謝謝你啊，守信用，沒有講話。”他也回敬我：“我上你的當了。”
我把高考權拿了回來，爲課程、教材的自主改革創造了前提條件。接下來就是要改革高考辦法，同時改革課程、教材。遺憾的是那時我離休了，接任的同志沒有改革高考制度的想法，也沒有聽取我關於改革高考制度的構想，僅僅是自己組織命題，而一切辦法照舊。我的想法是，上海學生少，初中畢業後分流，40%進中專、職校，60%的人進普通高中，畢業時只要會考及格，就可以上大學。不過，大學二年級時要再一次分流，一部分人上大學本科，一部分人上大專。大學實行寬進嚴出，改變“一試定終身”與“進大學難，出大學容易”的狀況。離休以後，自己的理想就很難實現了。對此，我至今還覺得十分遺憾。不過總算課程教材的改革工作在上海展開了，“多綱多本”的主張也在全國實行了，這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另一件令我高興的事是現在全國高考自主命題的省市越來越多，改革大潮勢不可擋，建國後形成的一張試卷考遍天下蒼生的局面已被全面衝破，千呼萬喚的高考制度改革也將會在不久的將來實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