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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7日上午，於建嶸又一次走進了東莊，這個在中國版圖上目前不同於一般意義的村莊。
於建嶸已經說不清自己來東莊多少次了。作爲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爲評估新《信訪條例》實施近兩年來的績效，他和課題組成員從2006年12月起，便將“家”搬到了這個因聚居上訪者而“著名”的村莊，住進了村裏一個只有4平方米的小屋。從此，於建嶸和上訪羣衆吃住在一起。碰到有人問他是做什麼工作的，於建嶸自己就說“我是上訪的”。
4個月後，通過對560名上訪者進行訪談和問卷，兩份調查報告寫了出來。調查結果讓於建嶸和課題組成員多少有些失望。調查報告顯示的情況表明：新《信訪條例》實施近兩年來，一些地方政府壓制上訪羣衆，甚至變象打擊報復的現象依然存在，信訪形勢不容樂觀。
獨特的“上訪文化”顯現“上訪村”
東莊位於北京永定門地區，這裏緊鄰北京南站，交通便捷，“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人民來訪接待室”、“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人民來訪接待室”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人民來訪接待室”都聚集在這方圓幾百米的地方。因此，這裏成了進京上訪者聚居的首選之地。
年過古稀的上訪者商學珍就住在東莊，而且一住就是3年多。
3年前，已經從山東省濟南市再生物資公司退休的商學珍因一起感情糾紛被打傷。直到現在，商學珍還是一直犯頭疼，大小便失禁，並伴有遺精現象。他到公安局報案後，公安機關經過法醫鑑定，認爲構成輕微傷，屬於治安案件，不構成刑事犯罪。但是又多收了他60元鑑定費。爲此，商學珍懷疑公安機關弄虛作假，隨後他向公安機關索取法醫鑑定結論書又遭到拒絕。拿不到法醫鑑定結論，他到法院起訴又被拒之門外。無奈之下，他踏上了漫漫上訪路。
和商學珍一樣住在東莊的上訪者衆多。社科院的調查報告數字顯示，“上訪村”平時大約有2000名訪民，而“兩會”或國家重大政治活動前後，人數會增至萬人。這個龐大的上訪羣體在上訪村形成了一種獨特的“上訪文化”。
在“上訪村”，訪民的生活條件十分惡劣。由於長期上訪，他們沒有絲毫收入，只得以乞討和撿拾垃圾爲生。露天居住的訪民舉目皆是。在“上訪村”路邊的小攤上，國家頒佈的各種法規應有盡有，大到《憲法》、《信訪條例》、《拆遷法》，小到各地頒佈的法規、規章，不一而足。小攤上最引人注目的東西是以上訪者的上訪經歷爲藍本而改編成的《上訪歌》。有一位訪民還當着記者的面用家鄉的沂蒙小調唱起了《上訪歌》，唱到傷心處，聲淚俱下，很具有感染力。
社科院的調查報告認爲，進京上訪人員長期聚集在一起，會出現許多意想不到的問題。比如，上訪人員的相互影響，對各自的案件傳遞一些錯誤信息，造成各種傳言流行，在這裏容易形成自發組織上訪的“集體行動”。
近六成羣衆“告御狀”爲給地方政府施壓
2005年5月1日，新《信訪條例》正式實施。“把問題解決在基層”的原則曾短暫緩解了上京信訪的形勢。此後，各地紛紛開展“變上訪爲下訪”及“大接訪”的活動，以圖消除進京上訪。
然而，社科院的調查顯示，許多上訪者是由於對答覆不滿意或者對地方領導人不信任，再次進京上訪。記者在採訪中瞭解到，一些訪民已經把“上訪村”作爲一個社區組織，他們堅信只要能引起中央領導重視，自己的問題一定就能夠解決。
社科院的調查也表明，超過60%的訪民希望通過進京上訪引起中央領導的重視，問題可以直接解決。而且也確實有訪民因上訪得到中央領導的重視而解決了問題。
2004年底，農民張麗反映她家的一個臨時房屋被拆遷，但是她沒有得到任何補償。在上告這個問題的時候，爲了增加分量，順便把村幹部、鄉幹部在退耕還林補償款等方面的問題，也抖出來了。因爲她所在縣在國家信訪局外面有人截訪，所以通過在京打工老鄉的幫助下把狀紙遞進去了。結果，引起了國家信訪局有關領導的重視。該縣信訪辦立刻責成她所在的鄉政府解決，但前提是不要再來北京告狀了，並給了她200元錢，讓她回家。回去後，賠償問題圓滿解決。
在調查中，課題組同時發現，大多數訪民也知道通過上訪直接解決問題的可能性不大。他們上訪的主要目的是催促辦理。超過半數的訪民希望得到中央的批文。60.71%的上訪者進京上訪的目的主要是把問題反映到中央來，讓中央知道情況。還有59.77%的訪民表示，到北京上訪的目的是給地方政府施加壓力。
於建嶸告訴記者，由於在基層上訪過程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一些上訪者的信訪訴求已經發生改變。在他們看來，他們在信訪過程中所形成的問題要比最初他們要解決的問題嚴重得多。此前要反映的問題解決與不解決已經變得無關緊要。
58歲的黃進安原來是一個包工頭。1999年6月，他承包了河南省駐馬店市豫劇團住宅樓工程。然而，工程完工後，60萬元的工程款對方分文未付。爲此，雙方不惜對簿公堂。黃進安最終勝訴。官司打贏了，法院卻不執行，黃進安還是拿不到一分錢。無法面對300多名民工討要工資的目光，黃進安開始背井離鄉到北京上訪。
8年過去了，黃進安的案件成了一個“懸案”。然而，他給記者的材料中，更多是反映他在上訪過程中的不公待遇。在和記者的訪談中，他反覆叮囑記者：“我的案子不重要，我們上訪羣衆的真實生活你一定要反映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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