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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司司長邱小平日前在天津表示，爲了促進勞資關係的和諧，勞保部將採取推動落實最低工資指導制度，推動企業建立健全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及時發佈相關信息，加強對企業勞動標準的管理以及推動落實艱苦崗位津貼制度等五項措施來提高企業普通職工工資。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這些措施，應該算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因爲這意味着流行多年的放任市場自由博弈決定職工工資做法的終結。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措施既是對中山先生當年提出的“節制資本”政策的迴歸，也是對建國初期曾經實行過的“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政策的迴歸。如果政府不用“看得見的手”保護普通職工，就必然會出現一系列難以解決的經濟和社會問題。
在承認這些措施是一個巨大進步的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這些措施仍然是戰術性的，沒有超出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一個部門業務考量的範疇，而且修修補補的味道很濃。但以中國今日的情況，要實現和諧社會的理想和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就必須採取更具戰略性的措施。在這方面，日本曾經實行過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可以爲我們提供很好的借鑑。
1953年，日本的GDP已經達到了二戰前的水平，但社會並未就此穩定，產品積壓、失業增加、勞資關係緊張。1960年，池田勇人內閣宣佈啓動爲期10年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採取最低工資制、社會保障計劃、增加農民收入、推動中小企業發展、削減個人收入調節稅等一系列措施。結果，只用了7年就使日本國民的收入翻了一番。日本經濟學家林直道在《現代日本經濟》一書中指出，日本實現“國民收入倍增”以前和以後相比，國民生活方式、社會形象、人們的思維方式，乃至日本的面貌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就“像換了個國家一樣”。
爲什麼會“像換了個國家”呢？因爲“國民收入倍增”所造成的影響，並不僅僅侷限在解決內需不足這個經濟問題。從政治的角度來說，國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增強了國民的凝聚力和認同感，中產階級人口的大幅度增加，爲民主政治的良好運行，提供了堅實的基礎，而政治穩定則吸引了更多的投資；從社會效益的角度來看，國民收入倍增，使國民可以將更多的資源投入到教育，導致了科技水平和勞動力素質的提高，促進了產業升級——正是這些變化，才使得日本具有了現代化國家的全部特徵，成了名副其實的現代化國家。
今天的中國，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四，外匯儲備則爲世界第一，實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條件，要遠遠好過當年的日本，而我們目前面臨的產業結構在低端徘徊，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等問題，也均和貧富差距過大有關。從各方面的情況看，中國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時機，不是已經成熟，而是已經過熟，如果我們繼續猶豫不決，則很有可能陷入“有增長，無發展”的“拉美陷阱”，與建成一個現代化國家這一千載難逢的歷史良機失之交臂。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五項舉措，開了一個好頭，希望政府能夠以此爲起點繼續前進，制定並實施中國自己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文/郭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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