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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理念的反思
由於香港回歸不是自下而上的社會運動，因此回歸後香港經歷了『不變』、『怕變』和『反變』的歷程，社會趨於保守。
極力倡導經濟自由主義、反對國家乾預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米爾頓·弗裡德曼曾說過，如果你想知道什麼是自由放任經濟，那就去香港。他認為，香港的奇跡就是自由放任經濟的成功。
自由放任經濟在香港對應的詞是『積極不乾預政策』。1961年上任的財政司司長郭伯偉是首位提出『自由放任』政策的官員。其繼任者麥理浩政府的財政司司長夏鼎基對有關主張加以系統整理，正式定名『積極不乾預』政策。
去年9月18日，香港特首曾蔭權在剛閉幕的『十一五』經濟高峰會回答記者提問時說，香港政府向來所持理念都是『大市場、小政府』，但他首次說明：『積極不乾預政策早已不是政府的施政藍圖。』
一石激起千層浪。93歲的弗裡德曼在《華爾街日報》撰文《香港錯了》。隨後香港行政會議的幾位成員又相繼撰文反擊，香港一下子陷入『積極不乾預』政策的意識形態爭論之中。
很多香港學者指出，正是由於以往港府把『積極不乾預』政策教條化，政府沒能像韓國、新加坡和臺灣那樣出臺適宜的產業引導政策，導致香港制造業錯失昇級換代的機會。當這些勞動密集型、低附加值的產業轉移到內地以後，香港的產業陡然空洞。
更何況，當年提出『積極不乾預』政策的夏鼎基，其頂頭上司正是在殖民地香港第一次建立基本福利體系、推行善治的港督麥理浩。在他主政的11年裡，麥理浩政府推動九年免費教育、十年公屋建設、政府全資興建地鐵，這些與『積極不乾預』政策恰恰是背道而馳的。
總的來說，『積極不乾預』之爭，正是香港『變與不變』這種矛盾心態的寫照。
在香港特區行政會議成員、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張炳良看來，由於香港回歸不是自下而上的社會運動，因此回歸後香港沒有像其他那些進行反殖民化斗爭而獲得獨立的國家一樣銳意改革，而是經歷了『不變』、『怕變』和『反變』的歷程，社會趨於保守。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教授呂大樂認為，『已到中年的香港需要運動』。而七八十年代的黃金十年則是香港意氣風發、機會均等的青春期。
陳冠中就屬於那些1970年代投身社會、1980年代成功上位的鍍金一代。這位《我這一代香港人》的作者認為，回歸後香港所遭遇到的結構性矛盾這個果，其實是他們這一代人種下的因：那時大家都只顧著從飆昇的房價股價中發財，誰還理會制造業空洞化、資源投在非生產性的建設、競爭力消失、房價比新加坡高三倍、大陸在改變、地緣優勢在磨滅、熱錢靠不住？一個亞洲金融風暴，這些問題全都出來了，可是已積重難返。
不過，陳冠中十分看好香港的下一個十年。到時，香港人可能個個都是民主派，個個都親中，香港將進入『光榮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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