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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回音
曾憲梓：『英國有這麼多殖民地，推行同樣的政策，為什麼只有一個香港？祖國其實一直都是香港發展最大的支橕。』
要讓夢想繼續照進現實，或許我們該重溫一下歷史。英國首相丘吉爾曾說，『回顧得越遠，可能前瞻得越遠。』不知是否由於這個原因，香港在英國統治的一百多年裡，竟然沒有一部完整的歷史。
其實，香港作為南中國的轉口港，在殖民歷史中的前一百多年裡，並無特別建樹。直到二戰結束，香港纔翻開了新的一頁。大批難民或移民如潮水般地湧入香港，香港的人口從1945年8月的60萬飆昇到1947年底的180萬。之後隨著國民黨的失利，1948到1949年兩年時間裡，香港的人口又激增到220萬。在這些移民中，來自上海的企業家被認為是香港經濟起飛的重要因素。1950年代起家的香港紡織業，幾乎全部是由上海來的企業家興辦。
香港嶺大校長陳坤耀在早年的研究中指出，『歷史的偶然』使香港在早期的經濟成長中並沒有花費多大的力氣就從大陸獲得了巨額資本、創業人纔以及後來不斷補充的勞工。
1960年代東南亞的排華事件，又使一大批東南亞的華僑企業家帶著龐大資金和技術來到了香港。而香港善用了上海資本家和東南亞華僑的資金、技術和設備。從紡織業起步，香港後來順勢開創了塑料、電子、玩具、鍾表和電器用品等一系列勞動密集型工業。在這個基礎上香港由一個傳統的轉口貿易港，迅速成長為亞洲工業制品的重要出口地區。
而英國政府在長達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統治期間幾乎從來沒有在香港花過錢，這是香港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在研究過香港的歷史後得出的結論。她說惟一的一次例外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幾個月，英國公務員的薪酬沒有人支付，所以需要從老家匯錢過來給他們發工資。
不過，殖民地政府在香港發展的關鍵時期為香港搭建了一套走向現代化的制度，並推行『善治』。這主要歸功於1971-1982年主政的港督麥理浩。
中文流利的麥理浩調整了過去港督政府對轄區內中國人的問題和需求不理不睬的歧視態度，改善民生，積極推動社會福利的提供，特別是在公屋、公共醫療、公費教育和工人保護領域。這一方面是對1966年、1977年香港暴亂所展示的社會不滿的回應，一方面也反映了英國本土工黨執政後帶來的新的意識形態的變化。
麥理浩主政期間正好見證了香港經濟的起飛。到1981年時，香港的人均GDP超過了6000美元，成為了亞洲僅次於日本的現代化社會。經濟的富足加強了這個移民社會的身份認同。香港人，或HongKongers，在1980年代開始普遍使用。
1979年3月，麥理浩正是帶著這樣一個富裕的香港到北京見鄧小平，希望中國政府延長對新界的租期。從那以後，中國政府堅定收回香港的一系列安排提上了日程。
也就在那時，鄧小平啟動了中國的改革開放，捷足先登的是香港的企業家們。由於他們語言和文化上的優勢，也由於香港日漸上昇的土地和勞動力成本，香港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漸次轉移到南部沿海特區。而香港則在八九十年代一躍成為以金融和服務業為主的國際大都市。
回歸後，歷史似乎要考驗一下這個新生生命。從金融風暴到SARS和禽流感，從幾十萬中產階級的負資產到政府連續多年的財政赤字，從破產率高企到失業率居高不下，香港特區遭受了一系列的打擊。
而與此同時，中國大陸的實力卻與日俱增，成為國際社會不能忽視的一股力量。在2003年香港經濟陷入低谷後，中央政府采取了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這是中國大陸給予香港的比WTO更優惠的貿易協定)、自由行等扶助措施，纔令香港經濟快速反彈。
隨著『繁榮神話』的破滅，香港人以往以經濟成就為支橕的身份認同又遭受了挑戰。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香港金利來集團董事局主席曾憲梓近期在接受采訪時也說，回歸10年來香港最大的變化是，香港現在的經濟發展是受內地經濟的發展推動。『但事實上這是一直存在的。英國有這麼多殖民地，推行同樣的政策，為什麼只有一個香港？祖國其實一直都是香港發展最大的支橕。』他說。
紐約劉氏投資集團主席、香港人廖子光認為，綜觀歷史，香港經濟總是由地緣政治而不是自由市場驅動，更不是由民主或法治驅動。因此，香港的未來不在於中國是否乾預香港的高度自治，或者自由市場的繼續，或者法治，而是在於香港能否再次順應全球地緣政治的變化。
正如《時代》周刊在最近關於香港回歸10周年的封面報道中所說，『作為正在崛起的中國的一部分，幾乎保證香港會繼續保持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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