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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惑之年
長期關注社會轉型的呂大樂表示，在香港各界對於經濟轉型的種種討論後邊，還有一個被許多人忽略的重要問題：那就是香港已經進入『中年時代』。
1970年代的香港是青年人的時代，那時的香港不但經濟起飛，而且本土文化也蓬勃發展：新粵語歌流行、新電視劇出現、電影『新浪潮』興起，『我們向全亞洲輸出創意』。與之相對應的是，像呂大樂這樣的『年輕人』在10年內迅速成長，並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
『1980年代我們中的很多人已經是教授和企業主管了，跟內地同行交流時讓他們很吃驚；而今天輪到我們為他們的年輕而吃驚了。』
呂大樂表示，到了1980年代中期，在香港迅速成功的年輕一代已經達到了事業的巔峰，同時也開始陷入不斷重復過去成功經驗的怪圈裡。
『今天你讓香港報刊編輯創辦新的雜志，只會再克隆出一份《壹周刊》來，因為他們只有那個經驗。』49歲的呂大樂正考慮是否要提前退休，『給年輕人騰出位置』，他認為這樣纔能為香港帶來新的生機與活力。
『已到中年的香港需要運動。這不一定是個問題，問題是你願不願意重新開始。』而在這一點上，呂大樂認為許多香港人並沒有意識到，『香港實際上是在誤解之中步入中年的。』
站在內地這個生機勃勃的『少年』身邊，香港這位『中年人』的無奈在於：當自己智慧日增、視野益闊之際，旁人卻在說你再也不能跟身邊的『小巨人』跨欄賽跑了。『中年最是尷尬。』香港作家董橋寫道，中年就像『攪一杯往事、切一塊鄉愁、榨幾滴希望』的下午茶，『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但在更多人看來，時至中年的香港依舊充滿活力，只是這種活力不再是躁動不安的青春荷爾蒙；而是更加開闊的視野、豐富的智慧和寬厚的理解。
曾在1995預言『香港將死』的《財富》編輯總監，在6年後回答記者『怎麼形容香港』的問題時，思考良久，最後的答案是『活力(Vitality)之都』。
在一周的采訪中，幾乎所有的被訪者都向南方周末記者提到了香港的『活力』：經濟學者談到轉型的靈活；社會學家談到制度的健康；精英人士推祟『民間力量』的柔韌；普羅市民則為政府的自律與廉潔而驕傲。
面對著人言人殊的見解，香港的『活力』究竟是什麼？南方周末記者將這個問題擺到了陳景祥的面前。
『我覺得香港最大的特點是：開放以及跟西方觀念的接近，這是香港一百年的歷史所造就的，』陳景祥沈思著說道，『香港的活力並不僅僅意味著自由競爭，它還來自於文化的差異。從這個意義而言，香港至今仍然是東西方文化和價值觀念碰撞與交流的場所。』
香港獨特的歷史背景與地理位置，使得它能夠在吸收和消化西方價值觀念的同時，將之轉化為中國文化和制度傳統的一部分，『就像歷史上的長安，它的活力就來自中外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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