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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弊鏈條利益博弈
在高考這場參與人數衆多的全國性大博弈中，每位考生的前途可以說彼此之間都存在“此消彼長”的互動關係，因爲高校限定的錄取名額，從高分到低分的錄取方式，決定每次高考都會有一部分考生金榜題名，相對應地也會有一部分考生名落孫山，而永遠不可能會出現所有考生都皆大歡喜的“全贏”局面。因此考生舞弊，事實上就是在損害其他考生的切身利益，甚至推而廣之地說是在損害整個社會和國家的利益。
成績信心都受挫
誠信者擔心被他人臭名所累
2000年湖南嘉禾高考舞弊事件確定杜雲海等203名同學作弊，被取消當年高考資格。這些人是“罪有應得”，但真正的受害者是那些守規矩的考生。一位在被攝錄的考室參加高考的女同學說着說着就哭了起來，她擔心這次事件影響到守規矩的她，而她家的經濟狀況極不好，供她讀完高中已非常不易。
嘉禾一中的一名高二學生也不無擔心地說：“明年到外地參加高考太不方便了，再說招生老師一看是嘉禾一中的，可能就不錄取了。”
2003年，陝西南鄭中學高三體育班的師生集體舞弊案發，考生信心嚴重受挫。高三某班同學一提起作弊就沒好氣：“我們所有人的高考成績，因爲‘這些老鼠屎攪壞了一鍋湯’，真擔心報考的學校會不會對我的成績誠信度表示質疑。”這種擔心並不多餘，除了校區外招生廣告欄上寥寥無幾的幾家民營高校宣傳紙外，西安外事學院派出的招生廣告員小王，直截了當地搖搖頭，“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學生的成績誠信度很可能要經受挑戰，雖然這裏面很多同學可能是無辜的！”
作弊者當時只想多弄分
作弊有極強的傳染性，安分守己的考生在知悉或目睹其他考生作弊之後，不免會產生他作弊而我不作弊則我肯定吃虧的心態，一些考生受此心理的驅使也會加入到作弊的行列中去。2003年，陝西南鄭中學高三體育班的師生集體舞弊案的受害者張震宇原是體育班成績較優秀的學生，高考答案公佈後，他保守估分360多。“作弊爲我的成績增加了四五十分。”張震宇說，“今年體育專業本科錄取分數線是260分，就算不作弊我也可以考上。但在考場上，我根本顧不了那麼多，當時只想多弄點分，上所理想的大學。”
記者在漢中中學採訪時，多名學生對“對高考舞弊者的處罰只是取消當年錄取資格”表示不滿。當時高二(9)班的張婷婷說：“對平時學習不努力的考生來說，如果作弊不被發現，那他就成功了，這也是對其他考生的最大不公。即使被發現，取消了當年錄取資格也不冤枉，因爲他不作弊也考不上，還不如鋌而走險作弊一次。”
替考者良心一輩子受折磨
2001年山東曹縣一中高考替考事件曝光後，一些學生致電致信媒體講述自己或他人的替考故事：1998年上高二時就曾替人高考過的王恆來信(化名)說：“當時我才16歲，我也知道那樣做是不對的。可我當時的處境不允許我不答應。我是班裏前3名的學生，全班前10名的學生都有‘任務’。那是一位副校長安排的，如果我不答應，明年的高考就可能有麻煩。”
王恆痛心地說：“我深知這些現象不是我所能改變的，替考之風不會因爲我個人的反對而會有絲毫的減弱。這就是社會給我們上的第一課！”
他在信的結尾懺悔和呼籲：“我錯了，我的良心將會一輩子忍受折磨。我也知道，我替別人考上了，將會有另一個不知名的考生因此而落榜。但我想說，我也是受害者。從良心到利益，替考的最直接的受害者是我們這些窮學生。”
2006年，陝西漢中市洋縣中學考點就查處了兩起替考事件。此次替考學生小俊(化名)事後被查處。小俊爲自己喊，說自己是“事件的受害者”。7月8日下午，記者找到小俊的住處。據其家人說，小俊7日下午回家後，情緒很不好，經多次詢問，才得知他當日在高考時替別人考試被查出，家人當時非常生氣。小俊的母親明確告訴記者，小俊是在他們班主任的安排下參加了當時的高考。
升學率誘惑不小
嘉禾要到省裏爭飯碗
嘉禾一中出現如此嚴重的舞弊事件，究其根源是升學率在作怪。據被“兩規”的監考員反映，2000年7月5日，嘉禾縣招生考試委員會在嘉禾一中召開監考人員培訓工作會議，考點副主任、嘉禾一中校長雷建文說了一番意味深長的話，其大意是：對考生既要嚴格要求，又要關心愛護，要到省裏爭飯碗。學生10年寒窗不容易，家長付出了很多心血。主要防止大面積舞弊和試卷雷同，你們自己把握一下。監考員對這番話的理解是：“爲讓嘉禾多出人才，能鬆一點就鬆一點。”
據知情人士透露，當時的嘉禾一中一直在申報省屬重點中學。爲了達到這一目標，學校一方面加強硬件設施建設，另一方面拼命提高升學率。因爲提高升學率可吸引更多的擇校生，增加收入，同時可增加申報省重點中學的分量。爲確保升學率，嘉禾一中的領導可謂用心良苦，費盡心機。一方面，不惜增加學生負擔，利用假期補課，另一方面對爲提高升學率做出重大貢獻的教師許以重獎。1999年，該校獲獎最高的教師便拿到了1萬多元。
南鄭多考上幾個臉上有光
2003年高考期間，陝西南鄭中學高三體育班的師生集體舞弊。體育班班主任、這次舞弊主要責任者王琥總結了作弊動因：“作爲班主任，多考上幾個學生我覺得臉上有光。”
2000年，王琥當上了體育班班主任。他一心想把這些學生“帶出來”，做出點成績給大家看。爲此，他每天早上5點半起牀，和學生一起訓練、學習，晚上很晚纔回家。4月份在西安的體育考試，他的學生們大多成績優異，這既讓他激動不已，也讓他有些擔憂：這些學生的文化課基礎差，6月的文化課要想考出好成績恐怕很難。一些家長也知道自己孩子的底細，有的找到學校，有的打電話，希望他能夠“幫孩子一把”。學生們由於和他的親密關係，更是請求老師“幫忙”。高考前的動員會上，師生們不謀而合，想到了用手機發短消息作弊的方法。
碭山鼓勵替考爲學校爭光
由於警方事先接到舉報，今年安徽碭山縣高考開考當天，當場抓獲2名從合肥某大學“遠道而來”的替考槍手，消息傳出後，該縣考場出現大面積缺考的現象。
察看以往的新聞，發現碭山縣前些年也發生過比較嚴重的高考舞弊事件，應該說有關部門和學校都應該吸取教訓纔是。遺憾的是今年“桃花依舊笑春風”——不僅很多學生和家長主動找人替考，一些學校更“鼓勵”高二的優等生替考“爲學校爭光”，甚至規定凡是尖子生不參加替考的，明年不許參加高考。真是不以爲恥，反以爲榮。
今年，央視記者臥底河南鄲城發現，河南鄲城50個考場中，竟有10人替考。隨後，又爆出宣威學生作弊、“槍手”替考的特大新聞。鄲城花8000元可任改考生檔案，宣威花5000元可以搞定一個監考老師，只是爲“槍手”替考掃清障礙。“槍手”替考每套題最高付兩萬元，更是開出了天價。
替考者和被替考者的身後除了家長之外，還有老師和學校的影子，作弊者屢試不爽，他們功不可沒。雖然教育主管部門在文件中不準學校對升學率進行排序，但升學率作爲一個考覈指標，學校心知肚明。高考是以省爲單位的。對一省之內的某個地方來說，高考作弊的結果確實是“多贏”。正如一位監考老師所說，“考生成績上去了，學校升學率提高了，教育部門可顯示自己所謂的政績，學校可獲得更多教育資源，老師也可以得到更多的獎金。”於是，面對舞弊，各方心照不宣，或默認，或縱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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