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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光東：媒體怕的不是罰款幾萬
真正讓媒體怕的，是那些高深莫測、深淺不定的人治式處分，諸如開除記者、罷免主編、內部整頓、關停報刊等等
這幾天，媒體都很感激全國人大的常委，歡呼他們在二次審議突發事件應對法草案時，刪掉了媒體“違反規定擅自”報道突發事件的，由所在地人民政府“處5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款”的緊箍咒條款。不過，換個角度看，這個條款其實未必需要刪掉，保留下來或許好處更多。
這麼說，有以下兩個理由：
其一，這買賣可預期，也很划算。如果我們把報社、雜誌社等媒體還原爲一家企業，就要覈算媒體的投入與產出比。按照原先草案中規定的5萬至10萬的罰款數額，媒體不聽有關官員招呼，“擅自”報道了突發事件真相，收益肯定成倍增加。同行的尊敬、讀者的愛戴這些還都屬於無形收益，有形的收益則是發行數量節節攀升，廣告客戶紛至沓來。而5萬元——充其量10萬元——的罰款，基本上半個彩版的廣告費就足夠對付。以現有中國絕大多數媒體的經濟實力，這點罰款根本就是毛毛雨了。因循這樣的成本覈算思路，當然等於無形中賦予媒體報道突發事件的極大自由，拿錢買新聞報道權嘛。
其二，這罰款還可明着討價還價。政府罰媒體的款，那是行政處罰，媒體如果不服，可依法向上一級行政機關申請行政複議；再不服，還可向人民法院起訴。而這樣的行政案件，總會吸引其他媒體的新聞眼，到時羣起而報道之，有關方面迫於壓力，或許就不了了之。於是乎，媒體“擅自報道”突發事件的收益就更大了，幾乎要零成本。
這樣細細一想，可知新聞媒體怕的不是幾萬元罰款。凡是法定的處罰，都是可預期的、可計算的，也都是有相應的法律渠道可救濟的。真正讓媒體怕的，是那些高深莫測、深淺不定的人治式處分，諸如開除記者、罷免主編、內部整頓、關停報刊等等，或者如彭水詩案那樣貌似法制式的失去人身自由。於是屢見不鮮這樣的情形：當地瞞報的突發事件，往往由中央級媒體和外地媒體報出，本地媒體充其量也只是發幾篇當地政府寫好的統發稿。
正因如此，我希望草案保留罰款條文，但還希望它進一步完善，即明確規定：除人民政府罰款外，任何組織對擅自報道的媒體一律不得另行給予任何處分。突發事件應對法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法律效力極高，政府機關自然得執行，憲法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各地黨組織自然也會謹遵此法。
不過，我也承認這“立法建議”是一廂情願。新中國立法史上，刪掉的條款還沒有再增補的先例。而個人印象裏，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專門把媒體作爲立法對象的，突發事件應對法草案的罰款條款應屬第一次，遺憾的是，這個第一次僅僅曇花一現。
之所以專門對媒體立法以前沒有、現在剛有也被刪，且前前後後風波不斷，或許正說明對媒體“管制”之難、之敏感。媒體貌似一家企業，卻又不同於一般企業。不否認媒體有虛報事實的時候，但更多情況下，媒體身上附麗的是公衆知情權，是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權，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普世價值。單行法對言論自由等憲法基本權利的規制，只能是保障、擴大憲法權利，否則就有違憲之嫌。所以，“新聞立法無小事”，專門針對媒體的立法，稍有不慎，就會陷入進退失據的尷尬境地，立法者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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