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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商的暴利從何而來？“聘政府工作人員當‘開發顧問’、在土地費上做文章、少交基礎設施配套費、送錢物‘擺平’政府官員後逃避項目抵押金、‘套’住銀行獲得貸款、僱用‘黑社會’成員強行拆遷……”
這些是7月11日“新華視點”《黑龍江一房地產商自爆官商勾結內幕》的內容(見本報7月12日)。文章發表後，讀者在指責官商勾結時，亦有人質疑，“報道的內容是不是編的？”
新華社黑龍江分社記者程子龍對《青年週末》講述了他的採訪經過：在收到舉報材料後，他趕到報料人所在城市瞭解情況。在與報料人詳談之後，就相關細節與當地的相關部門進行了覈實。採訪中，程子龍還接到了“不客氣”的電話。而報道中曝光的內幕僅爲調查真相的六成。
收到百頁舉報材料
“我原是黑龍江省某地級市一家建築公司的第二大股東。2002年，我同另一家公司一位股東合作，以他公司名義從事房地產開發項目。
按規定，我們應交1500萬元項目保證金，但如果交那麼多錢，就沒有流動資金搞建設了。後來我們給一位領導送了錢和物，只交了500萬元對方就答應了。
根據有關規定，開發商以拍賣方式購得的土地使用權，在拍賣摘牌後，馬上就要交土地使用費。我們應交土地使用費1100萬元，當時肯定交不起。於是同有關部門領導搞關係，不但推遲交費，也不用交那麼多。後來拖了一年多，項目已經開工建設了才交費。
在把土地‘拿’下來以後，我們請有關領導幹部去青島、海南等地遊玩了一圈。這些人回來後，就給我們‘用上力’了。”——開發商自述
在今年春天，我收到一份快遞：一個特別厚的文件袋，裏面裝了一份厚達百頁的舉報材料，50多頁自述，還有附上的證據材料。
看完整個材料之後，我覺得事情讓人非常震驚：報料人自稱原本也是一個開發商，後來因爲不滿拿錢賄賂官員、擺平銀行以及找黑社會搞強制拆遷的做法，被合夥人踢了出來。
這些內容是我從來沒有聽說過的，包括如何搞定官員和銀行領導，以及裏面的一些細節。
雖然素材不錯，但對於我們記者而言，卻非常棘手，因爲房地產交易的黑幕光靠一個舉報材料根本就說不清楚；另外我要是把材料中涉及的所有問題都覈實一遍，至少需要花上幾年時間，我也沒這個權力，沒這個能力。我只是一名記者，既不是執法部門，也不是紀檢部門，只憑個人的力量無法調查清楚，即便能查出來，也不一定被承認。這讓我一直猶豫，這個選題能不能做，要怎麼做才能保證它能發表出來？
最後，我還是報了這個選題給分社領導，在採編例會上，領導同意了，領導告訴我一定要嚴肅認真地採訪，保證事實絕對真實可靠，因爲新華社是不允許有失實的稿件的。
仔細採訪報料人
按照報料人留下的聯繫方式，我跟他聯繫，告訴他我要去他所在城市，約他見面嘮嘮嗑。
在那個城市採訪，我把時間分成兩段，白天我要採訪，晚上，我就把報料人約到我住的賓館裏詳談。約在我住的地方，我們都有安全感，畢竟這個事對於他來說是天大的事。
他是一個看上去挺樸實的中年人，個頭大概175釐米吧，穿得也很普通。在之前的幾次電話聯繫中，報料人已經給我留下了不錯的印象，見面之後更是覺得他是一個很誠實、很中肯的人，與印象中開發商的樣子一點都不相符：說話不很社會化，出手也不是那麼闊綽。
開始嘮嗑之前，我把醜話說到了前頭：“我這次不是爲你解決什麼問題而來，而是你把問題說開了，能爲國家做點貢獻。你考慮好，什麼能跟我說，不能跟我說的，我寧願不寫。”他答應了。他開始回憶，描述這些年來自己的遭遇，有時會因爲記憶的不清晰有些停頓，等回憶清楚後再說出來。在哪個環節送了錢、哪個環節送了物這些細節他講得很清楚，包括錢送給了哪個單位哪個人、對方叫什麼、什麼職務，送了多少錢等等。
爲了保證萬無一失，我全程都用了錄音。對於我沒有聽清楚的地方，我會讓他重新說一遍。第一次交談之後，我又讓他按照我想了解的脈絡又重複了一遍。
規劃部門：檔案拿不出來
“我們從事的這個房地產項目，有許多地方違規。有些費用還沒交齊，需要審批的那些章就都蓋出來了。
其實，繳納多項費用都要通過貸款。在貸款問題上，我們想了許多辦法，終於把一家銀行領導給‘套’住了。我們先期交納10%的土地使用費後，就把土地使用權證拿到了，後來又把項目許可證拿到了。我們找到一個縣城的銀行領導，通過他聯繫上市裏某銀行領導，以土地使用權證和項目許可證作抵押，從銀行貸款1200萬元。”——開發商自述
有報料人主動抖料，手裏還有他提供的材料，這個採訪看似容易，但揭露這樣的黑幕，僅以報料人的說法和提供的證據還不夠，畢竟這只是一家之言，我需要覈實。在覈實採訪中，我採取了與被批評者見面的方式採訪：對方違規的，他投訴中涉及到的內容，我都採訪了。爲了保證這些報料是事實，不是杜撰，我還去實地看了違規拿到了房產證的樓盤。
怎樣覈實，問誰，怎麼問？我考慮了很久：在地方上，人們對於消息的敏感度是我們很難想像的，如果因爲我的採訪不謹慎，暴露了報料人，對他，可能會是滅頂之災；對我，也會使採訪進行不下去。
兩天的時間裏，我跑了當地的規劃部門、消防部門、當地的法院(開發商在法院有其它糾紛訴訟)、該房產所在地的區政府以及當地的房屋質量監督管理辦公室。
在這些採訪中，有些部門非常配合：房屋質量監督管理辦公室的工作人員明確告訴我，我所詢問的房屋項目沒有經過竣工驗收，但已拿到了房產證。
有些部門直到現在也沒有給我答覆：比如我到規劃部門去了解情況，我直接找到該部門的負責人，告訴他想查一下“某某項目是否經過規劃許可、審批？”
負責人表示“會全力配合我的採訪”，不過要“查一下檔案”。之後又告訴我“檔案拿不出來”，說找到後給我答覆。不過直到今天，我仍舊沒有得到規劃部門的反饋。包括消防部門，也是這樣。
區長：不能接受採訪
“把項目和土地等拿到以後，最難的一項工作是動遷。我們找到有關部門的一名領導，暗地裏聘他作爲項目開發顧問，給他好處。第一步，先讓產權處凍結動遷戶的房證，防止動遷戶改變用途增加我們的動遷成本。在此過程中，我們可以摸一下動遷戶的底數。第二步，委託評估公司對動遷戶的房產進行評估。
我們藉助有關部門的熟人，可以給評估公司提供動遷區域房屋交易的最低價，這樣評估公司就會給動遷戶的房屋價值評估得很低。”——開發商自述
報料人所說的開發項目就在該市的某區，我決定直接跟該區的區長那裏瞭解情況。在區政府的樓下，門衛就把我攔了下來，讓我先跟當事人聯繫。於是，我在收發室給區長打的電話。
第一通電話打通後，當我表明自己是在調查“某某某房地產項目的問題，想了解一下區裏包括區長是怎樣看待這個事情的，爲什麼會這麼做？”時，區長表示，“沒有時間啊。”讓我先和宣傳部門聯繫。
跟區宣傳部溝通之後，我又給區長打電話。剛開始，他並不直接拒絕我，直到打了幾次電話後，他很乾脆地告訴我，“不能接受採訪”。“這個問題如果區裏不答覆的話，我就到市裏採訪，讓他們給我一個答覆。”
或許是這句話起了作用，區長雖然拒絕了我的採訪，但他派了另一名工作人員接受我的採訪。這也算是當地政府的一個態度。
成稿前接到“不客氣”電話
採取迂迴的方式做這個調查，倒不是我怕事。在我調查回來之後，成稿之前，我接到熟人的電話，當然多是來求情的，也有詢問採訪情況的。
對於這樣的電話，我也不直接拒絕或者應承下來。這樣的事，在以前的採訪中，我也碰到過。他們的話說得更露骨呢，直接就恐嚇我“不想活了，是不是活夠了。”
求情的電話至少也有5個，都是表示，“稿子如果不發，忘不了你的好處”或者“以後表示感謝，能不能關照一下”等。實際上，這些話對我來說，不能說沒有壓力，因爲我還要生活在這樣的羣體裏，還要生活在這個城市裏，不過，爲了正義，爲了履行一個記者應盡的責任，我不怕我的朋友不理解我。
稿子只寫了事實的六成
稿子出來後，影響很大，正面的、負面的評論都出來了。新浪網上的評論我也看到了。有人說我寫的東西是編出來的，我只能付諸一笑。
採訪時我就怕人家說我是編的，爲了保證報道的真實性，我只寫出了採訪中獲得的訊息中的六成。事情比我報道出來的還要嚴重，還有揭露開發商偷稅漏稅的情況，我沒有寫進去。我有采訪筆記和錄音，第一手的材料我也掌握着。
這篇報道的風險也是顯而易見的。的確，報料人披露賄賂當地的主要官員和銀行領導這部分內容，我沒有辦法和當事人進行覈實。這些我只能一筆帶過，報道也沒有表現出具體的細節，比如賄賂了誰，拿什麼賄賂。這就是我爲什麼以自述的形式來做這篇報道。如果以調查的方式來表現，它的影響可能更大，風險也就更大。當然，靠我自己的力量，也很難調查出來，我只能期待着有關部門能認真查處此事。
當地建設部門表示要調查
自從文章發表了之後，黑龍江省有關建設部門給我打電話，讓我透露事情的發生地及相關情況，他們要調查瞭解有關違規問題，以便向建設部交代。我回絕了，因爲我必須保護報料人的人身安全，除非是紀檢部門介入嚴查此事。
有這樣的擔憂很正常，報料人檢舉的是黑龍江某地市的主要官員，黑龍江省建設部門是很難單獨查處這些官商勾結問題的，我把想法跟省建設部門溝通，他們正在研究。
爲了保護報料人的安全，在這裏，我不會說明我採訪報料人以及當地官員的具體時間、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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