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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文捷已經在江蘇省鎮江市供電公司工作了近30年。近些年來，這名50多歲的技術員突然養成了上網的習慣。
對於公司黨委最近的工作，哪些幹部要提拔，那些人要出國考察，這位普通職工說起來一清二楚。
“在我看來，除了幹部的身高體重，黨委該公開的差不多都公開了。”老郝對黨委工作的透明度表示滿意。
如今，在中國，很多企業的中共黨組織都像郝文捷的單位這樣，把黨務情況通過網絡向全體職工公開，接受監督。
企業黨委擴大透明度是中共衆多基層黨組織建立開放體系的一個縮影。
擁有7000多萬黨員的中國共產黨提出建設開放型政黨，保證黨員羣衆對組織活動享有充分知情權，監督領導幹部的執政行爲。這一黨內改革得到了基層組織的積極響應。
江蘇省鎮江市是中共實行黨務公開最早的一個城市，從2004年7月開始，鎮江市在全市推開黨務公開，公開的內容都是黨員羣衆關心的事項，涉及6大項30多個子項。
“黨務工作這個一直以來被老百姓看成相當封閉的工作，逐漸揭開了神祕的面紗，袒露在廣大黨員羣衆的視線中，這表明中共自身建設更加成熟。”長期關注黨建的中共江蘇省委黨校教授桑學玉評價說。
黨務公開首先給黨內的領導幹部帶來了壓力。“黨務公開把黨組織和黨員幹部的‘家底’明明白白亮給黨員羣衆看。”隸屬鎮江的丹陽市延陵鎮黨委書記李忠法坦言，“只有經得起黨員羣衆的監督和檢驗，才能贏得信任和擁護。”
中共基層黨組織領導班子成員每年都要進行羣衆滿意度測評，以前作爲祕密事項，結果是不向黨員羣衆公開的。但實行黨務公開後，這一結果必須用海報、網絡等形式，向其服務範圍內的所有黨員羣衆公開，工作不夠出色或以權謀私的領導幹部就會面臨民意的壓力，在下一次選舉中面臨落選的風險。
“只要不涉及黨內祕密的，黨員羣衆想要知道什麼，我們就公開什麼”。丹陽市委書記楊根林很支持黨務公開工作。
“過去，基層一些幹部在決策事項上存在一些不規範，甚至也出現了‘以公權謀私利’的現象，缺乏羣衆監督是原因之一。”老楊回憶說。
丹陽市少數村級組織在落實“低保”政策上就曾經出現過問題。一些村幹部把自己不符合“低保”政策的親屬也列入名單中。由於決策程序是不公開的，羣衆議論紛紛但難以糾正。
“實行黨務公開後，所有符合低保政策的村民名單都必須在村部公開上牆報，接受全體村民的監督，一旦發現不符合政策或村幹部徇私舞弊的行爲，就要立即糾正，否則黨員羣衆放不過，反映到上級黨組織，一經查實，幹部就要受到紀律懲處。”楊根林介紹說。
三年多來，僅丹陽市就有6名村幹部因爲違反黨務公開原則，在落實低保政策、救助款發放、村裏公務支出上出現徇私行爲而受到免職處分。
鄉鎮一級也有幹部受到查處。領導幹部的出差補助標準也是黨務公開的一項內容。鎮江市一名叫楊華的副鎮長在出差後，由於多報銷了200元的就餐費，在公開中被羣衆發現而受到警告處分。
“公開本身就是一種有效監督，通過網絡、板報、媒體、會議等形式，使得從市委到鄉鎮、社區、農村等各級黨的組織的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黨員羣衆對決策的知曉率越高，黨組織的擁護率也就越高。”鎮江市紀委書記楊健說。
黨務公開監督幹部用權行爲，有效化解了幹羣矛盾。統計顯示，實行黨務公開以來，鎮江市各類上訪量下降了50%以上，一些鄉鎮還出現了零上訪。
十六大以來，越來越多的黨的基層組織主動公開了黨務情況。率先推行這項工作的鎮江市全市80個鄉鎮、街道實行了黨務公開，全市村、社區基層黨組織黨務公開普及率達到了88%。
江蘇全省已有870個鄉鎮黨委和1287個縣處級單位黨組織實行了黨務公開，鄉鎮黨務公開推進面佔全省鄉鎮總數的81.2%。
中組部的統計結果顯示，十六大以來，全國多數省份的基層黨組織都在開展黨務公開試點，黨組織的開放度和透明度進一步增強。
“黨務公開成爲新時期中共強化黨內監督、擴大黨內民主的有效載體，這在黨內得到廣泛的認同和支持，因而推進的速度也較快。”桑學玉說。
一些黨建專家認爲，從2002年召開的十六大以來，黨的自身建設進入一個快速期。無論是頒佈的《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還是《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都對黨的建設的科學化、民主化、制度化方向作了明確闡述。
事實上，從中央到地方，在黨務公開、黨內民主建設方面已經形成了一些制度。比如，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報告工作，中央紀委常委會向中央紀委全體會議報告工作，地方各級黨委常委會、紀委常委會分別向委員會全體會議每年報告工作一次等，都作爲制度堅持下來。
“凡是羣衆關心的黨內熱點問題、容易出現以權謀私、滋生腐敗、引發不公現象的事項，都要最大限度地公開。”老郝的話反映了很多普通黨員的想法。
中央編譯局副局長、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認爲，中國共產黨是當代中國的政治權力中心，沒有黨內的民主，中國目前的民主就是一句空話。“通過黨務公開、擴大黨內民主，推動全社會的民主，是推進中國民主的現實道路。”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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