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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機構整合力度，探索實行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門體制，健全部門間協調配合機制。”十七大報告中關於政府大部門體制的全新提法，引起各界注目。“要抓緊制定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列入中央重要議事日程，而大部門體制的構想，被普遍認爲將是政府改革的一個新起點、新突破口。
新一輪機構改革先聲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先後於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和2003年進行了5次機構改革。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凱說，雖然我們現在的政府架構與計劃經濟時代相比進步了很多，但和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比較，部門設置仍然偏多，而且行政行爲仍然帶有經濟干預的慣性。
“具體表現爲專業化程度高、職能交叉多，過多涉足微觀經濟領域，淡化了政府的服務和宏觀管理職能。”汪玉凱教授說，比如在食品安全、水環境治理等許多關乎國計民生的領域，“多龍治水”成爲切實解決問題的一大障礙。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常修澤教授認爲，把密切相關的職能和權力集中在一個大的部門統一行使，將更加突出政府的公共服務和宏觀調控作用。“例如，對原有的交通行業，如果能夠建立一個統一協調的體制，將更有助於促進鐵路、民航、公路等各項事業的協調發展，優化資源配置。”
專家們預言，大部門體制改革將於2008年春率先在中央人民政府推進。屆時，新一輪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將成爲落實十七大精神的一大着力點。
服務型政府陳疾務去
汪玉凱說，計劃經濟下的政府管理，鮮明特徵之一就是部門設置複雜，比如機械工業部下曾經有9個部。經過幾輪改革動作之後，這種現象有所改變，但是目前政府部門之間的職能交叉、政出多門、權責不清現象仍然十分突出，成爲影響政府效能的一個重要因素。
比如，目前在農業管理方面，產前、產中、產後管理涉及14個部、委、局；在人力資源管理方面，勞動、人事、教育等部門的職能交叉；在城市供水、地下水管理方面，水利、建設、國土資源等部門的職能交叉；在外商投資、境外投資管理等方面，國家發改委、商務部兩者之間職能交叉。
“傳統的由多個部門管理同一項工作的做法，看起來是加強領導，實際上是減輕了部門應承擔的責任，降低了工作效率，增加了行政成本。”常修澤說，“對現行的部門體制進行調整性‘手術’，體現了中央建立服務型政府、革除舊有行政管理體制痼疾的立場和決心。”
實行大部門體制是發達國家通行的做法。以中央政府部門設置爲例，日本是12個，美國是16個，英國是17個。
常修澤教授對發達國家廣泛採用、建立在大部門基礎上的“ESH”機制（即“環境、安全、健康機制”）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評估。他認爲：“儘管國情有所不同，但是先進的管理理念是可以共享的。”
如何超脫部門利益
令專家們普遍擔憂的一個問題是，大部門體制將直接影響到現實的部門利益，這也將是此項改革面臨的最大阻力和難點。事實上，正是由於部門利益作祟，在我國多次行政機構改革的歷程中，“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陰影一直揮之不去。
“過去部門之間職能交叉，決策週期長、成本高，協調溝通困難，重要原因就在於受到了部門利益的嚴重影響，即所謂‘權力部門化，部門利益化，利益集團化'。”汪玉凱說。而大部門體制如能推行，對部門利益有釜底抽薪的味道，因此其難度可想而知。
汪玉凱認爲，大部門體制改革首先應該從職能交叉突出、外部反映呼聲大的一些部門開始。比如信息產業部、廣電總局等的整合，國家稅務總局和財政部的整合，國稅系統和地稅系統的整合，農業部、水利部、國家林業局的整合，衛生部、人口計生委、食品藥品監管局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的整合，交通部、鐵道部、民航總局的整合等等。
大部門體制改革會不會引發權力過於集中的“連鎖反應”？專家認爲，這項改革必須有相應的監督機制予以配合。汪玉凱指出：“從更深層次來看，大部門體制改革將涉及和涵蓋黨政、人大、政協等系統，要考慮黨的權力和政府權力的對接，這個問題非常關鍵。”汪玉凱說，“應當把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方案納入政治體制改革框架中，這樣更能從結構上進行深層次調整，因而更具有長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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