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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筆者看來，當前有四個問題尤其值得關注:
第一，如何按照“決策、執行、監督”相互協調、相互監督制約的改革思路，重構政府權力結構和政府的運行機制，爲監督大部制的權力，提供保障。在我看來，大部制可以有兩種模式，一是在部與部之間，讓有些部門專門行使決策權，有些部門專門行使執行權，有些部門專門行使監督權。二是在一個大部制內部，機構的功能要進行分化，有些機構專門行使決策權，有些機構專門行使執行權，有些機構專門行使監督權。這實際類似如國外政府機構實行決策權和執行權的相分離，執行機構內部可以引入市場機制，實行彈性管理。比如《政府採購法》頒佈實施後，財政部是政府採購政策制定機構，但不是執行機構。執行權交給設在國務院辦公廳下、由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代管的國務院政府採購中心。這樣就把決策和執行分開了。
當然，對大部制的約束監督，更值得我們關注的還是如何從外部對其進行監督。實踐證明，對公權力的制約，最有效的還是外部的監督，特別是人大、司法、公衆、媒體等方面的作用，將會形成大部制改革的外部監督力量。
第二，大部制能不能有效遏制部門利益，也成爲最關鍵的問題之一。大部制機構設置有可能把部門職能交叉、政出多門、相互扯皮問題，通過改變組織形態來加以抑制。過去部門之間職能交叉，決策週期長，制定成本高，協調溝通困難，原因就在於受到了部門利益的嚴重影響，所謂“權力部門化，部門利益化，利益集團化”，導致政府運行成本太高、效率太低，甚至把部門利益凌駕於公衆利益之上。有人擔心，大部制改革可能把分散的部門利益，積聚爲集中的部門利益。如果一個部門變爲一個超級部，權力很大，對它進行監督恐怕更加困難。比如有人說，目前的發改委就是把若干政府部門整合到一起的“大部”，據觀察，很多地方官員現在不跑國務院，只跑發改委，要錢、要物、要政策，使得發改委成了“小國務院”。大部制改革會繼續走發改委模式嗎？筆者認爲，發改委模式不能簡單等同於大部制，兩者是有差別的。發改委主要是國務院的綜合協調部門，幾乎和每個專業部門都有關係，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衛生部、教育部等，所有這些部門都和發改委的某個處、司相對應。實際上，在我們這樣的管理模式下，發改委究竟應該以什麼樣的方式存在，如何發揮綜合協調職能是需要認真研究和解決的，也可以進行廣泛的討論。從這個意義上說，目前我國發改委的運作模式不是大部制的模式，倒是要對這種管理運行模式，進行認真研究和反思，進行相應的改革。舉一個例子，2003年政府機構改革中，我們把專門負責經濟體制改革的部門合併到了發改委，現在看來，這樣把整個體制改革方案設計的部門放在一個機構內，不一定合適，這個部門應該是超越部門利益的，如果放在一個政府部門內，很容易受到部門利益的影響，甚至會影響到改革政策的公正和公平。
第三，大部制改革可能會牽動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推進，真正的大部制也許很難確立。從更深層次來看，大部制改革的思路和方向，最終必然會涉及和涵蓋到黨政、人大等系統，因此是跨黨政的，甚至要考慮黨的權力和政府權力的對接，這個問題非常關鍵。比如文化部、廣電總局與中宣部的關係，公安部、安全部、司法部與政法委的關係，中組部與人事部的關係等。過去這些年來，我們把中紀委與檢察部合署辦公，聯動作戰，成效顯著，如何進一步整合黨政部門，也許是下一步大部制改革中應該思考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應該把行政體制改革方案納入到政治體制改革方案中，從國家權力結構上進行調整，也許更具有長遠性。
第四，大部制改革的策略和方法也至關重要。應該看到，大部制改革的最大阻力，仍然是多年來被強化了的部門利益。比如在今年兩會期間，有的人大代表建議將衛生部、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國家食品藥品管理局、國務院中醫藥管理局整合爲一個“人口與健康委員會”，但真的要這樣整合恐怕難度還是很大的。不管這個動議能否被採納，但這明顯是一種大部制的思維。另外，“大部”內部的決策、執行、監督機構如何設置，權力如何劃分？我們過去畢竟沒有這方面經驗，所以改革的策略和方法就顯得很重要。
在我看來，中國的大部制改革很難一步到位，而應該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首先應該選擇那些職能交叉突出、涉及公衆、服務對象廣泛，外部呼聲比較大的部門開始，然後逐步擴大，而且一定要把結構調整和功能的定位進行有機的結合。建議中編辦在設計機構改革方案時，要建立一個直屬於中央編制委員會的高層專家委員會，藉助專家力量，加上民衆的討論，使整合性的大部制方案經過充分論證，這樣可以最大限度減少領導者個人喜好的因素，也能夠堅持科學性，立足長遠，用智慧和制度規範大部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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