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英國，我參觀了聞名於世、歷史悠久的牛津大學，沒有想到校園建築是那樣的古樸。我還考察了倫敦泰晤士河出海口的防潮閘，這裏設備比較先進，起閉閘門全部採用計算機控制。
在訪問意大利期間，我和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進行了交談。雖然意共在議會中佔了不少席位，不少黨員還當上了省長，但顯而易見，很難通過選舉取得政權。在菲亞特汽車公司，我詢問董事長是如何保護國內汽車市場的。他說，主要是車型適合大多數意大利人的消費水平，另外意政府不允許外國汽車公司在意大利開設修理廠，從而保住了菲亞特公司國內市場的銷售地位。
此外，我還訪問了若干非洲國家，本部分只選錄了我訪問突尼斯和蘇丹兩國的日記。這些非洲國家雖然已獨立，民族已解放，但許多重要的經濟命脈產業仍掌握在原宗主國手裏，因此它們仍面臨着繁重的經濟發展任務。
第二部分《逐步突破對華制裁鞏固發展睦鄰友好》，主要記述的是1988年4月至1993年3月，我擔任國務院總理第一個任期內的外事活動。
1988年12月，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訪華，使中印這兩個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結束了近30年來關係惡化的歷史，雙方就處理兩國邊界爭端達成重要共識。1993年9月，他的繼任者拉奧總理來華訪問，雙方簽訂了保持中印邊境安寧的協定。
在這段時期，我國在內政外交上也曾出現困難局面。1989年春夏之交，我國發生了嚴重的政治風波，黨和政府採取果斷措施，維護了國家的安全和穩定，使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事業得以繼續前進。事件發生後，一些西方國家紛紛干涉我國內政，宣佈對華進行全面制裁，斷絕一切高層來往，企圖給我國製造更大的困難，阻撓我們走自己的道路。
從1990年開始，一些西方國家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每年召開的會議上都提出針對中國的“人權議案”。中國尊重人權，參與制定並遵守《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堅持關於人權的普遍性和多樣性的原則，但堅決反對以西方人權觀爲標準來干涉別國內政。在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堅持正義國家的支持下，反華議案先後10次被否決。後來歐盟內部也改變了態度，到1997年人權會議時，法、德、意、西等國退出了反華議案的提案國。事實證明，反華不得人心。聯想到2001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改選時，一向以“人權衛士”自居的美國竟然落選，更加發人深省。
本部分還記述了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過程中的重大事件。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我國沒有受到上述事件影響，積極採取措施，保持了國家的穩定發展。我們不以意識形態劃線，按照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蘇聯解體後新成立的國家以及東歐國家建立和保持了正常的國家關係。
這一時期也是我國外交戰線的“豐收期”。中國與印尼復交，與新加坡、沙特、韓國和以色列建交，同越南實現了關係正常化，開創了我國同周邊國家睦鄰友好關係的新局面。這無疑對我國國家安全和現代化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西方發達國家看到中國政局穩定、經濟快速發展，出於對他們自身利益的考慮，紛紛開始與中國恢復高層交往。從1991年8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樹訪華，到1992年1月在聯合國安理會首腦會議期間我與美國總統布什會談，宣佈對華制裁的西方發達國家都先後同我國恢復了高層交往，所謂“制裁”已被打破。1992年6月，我參加了聯合國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首腦會議，並在大會發言中闡述了中國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呼籲發達國家對全球環境改善擔負起更多的責任。我還代表中國政府簽署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生物多樣性公約》。
第三部分《抓住機遇擴大開放廣交朋友推進合作》，主要記述的是1993年至1998年初，我擔任國務院總理的第二個任期內進行的外事活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