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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財產申報更待何時”——全國人大代表韓德雲在自己寫的一篇文章中說：“1995年頒佈的《關於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收入申報的規定》，遠不能有效遏制腐敗，其限制的主體太窄，且規定申報的主要內容是個人的工資、獎金、禮金等，並非官員的全部收入”。他建議，全國人大應調研、起草《公務員財產申報法》。
全國政協委員嚴琦，也表達了自己對官員財產申報的看法，她建議將官員子女財產納入申報範圍，“政府官員可能會把一些財產轉移到子女名下，或利用手中權力爲子女積聚財富。因此，要把官員、官員的子女以及近親屬乃至與官員發生財產和人身關係的當事人，都納入到財產申報的範圍，否則，所謂財產申報制度很有可能成爲一紙空文。”
兩個代表委員是在舊話重提，可“官員財產申報及公示”這個舊話，卻是一個喊了多年至今沒有破解的大難題。
兩組調查數據很有意思。一是網上調查顯示，九成民衆支持對官員財產進行公示。二是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王全傑做過一項調查，97%的官員對“官員財產申報”持反對意見。過去5年裏，王全傑曾在在兩會上三次提出官員財產公示方面的議題，但相關法律一直難產。
從某種意義上講，官員財產要不要申報、能不能公示，成了民意與權力的PK。
以“官員財產申報”爲主題詞在百度上搜索，可以找到18.9萬個相關網頁。輿情對此關注可見一斑。諸如“期待陽光法案早日出臺”、“官員財產申報立法不宜久拖”、“立法公佈官員財產要動真格”、“理直氣壯要求官員公佈財產”之類的評論，耳熟能詳細，但一部要求官員申報公示財產的“陽光法案”，愣是磨難重重，千呼萬喚難出來！
談及官員財產申報難以推行時，中紀委原副書記劉錫榮說，最大難點是界定問題。主要是財產的範疇，有的認爲登記銀行存款就夠了，有的講要登記財產，房子、汽車、股票要不要算？
“界定難”這一技術性難題確實存在。而如果“限定”不清，官員的鉅額財產就可能“來源不明”。而對於財產來源不明的懲處，我國法律不夠嚴厲，最多判刑5年，這就使得財產來源不明罪，成了官員的救命稻草。諸多腐敗案件中，無據可查的鉅額財產是有據可查財產的數十甚至上百倍。
評論者在談及財產申報的技術性難題時說：“這種情況下,即便有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恐怕官員也只會申報那些人盡皆知的工資、職務收入,而將其他‘灰色收入’儘可能地模糊化處理。而且,在我國目前財產管理和金融體制下,模糊化處理自己財產存在太多空間,比如財產實名制問題、金融體制中的現金流轉規範問題等等。”
技術性難題並不是難以逾越的鴻溝。如有評論所說，儘管中國的行政官員數量已達歷史之最，官民比例驚人，但是，“官員畢竟是個小羣體。要讓人民對官員形成有效監督力量，非不能也，是不爲也。”
因爲制度針對的是具體官員，特別是縣處級以上的幹部，“其可能遭遇的牴觸以及阻力，可想而知”。“倘若對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立法，立法者將不得不考慮該法可能對官員羣體產生的後果”。
如果我們承認權力來自民衆，官員必須接受納稅人監督，那麼，官員的財產就沒有理由不申報不公示。技術性難題、制度難題都有破解之道，可怕的是種種藉口背後，利益的阻撓和權力的護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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