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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敬璉談中國改革30年
1998年紀念中國改革20週年的時候，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曾經引用狄更斯在《雙城記》開篇處的一段話來表達他對我們所處時代的感受：
"這是最好的時期，也是最壞的時期；這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任的年代，也是懷疑的年代；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希望的冬天；我們的前途無量，同時又感到希望渺茫；我們一齊奔向天堂，我們全又走向另一個方向……"
而今,又過去10年。
我們看到：一方面中國的光明前景更清楚地展現在面前，另一方面又充滿變數。我們用30年時間使得中國躋身於中等收入國家，人民生活水平一改1957到1977年的20年停滯狀態，得到了明顯的提高，貧困人口數大幅減少；可是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腐敗現象依然嚴重，貧富差距趨於擴大，經濟改革、政治改革面臨艱難的攻堅。這都使某些社會矛盾趨向複雜化。
值此改革開放30年之際，《小康》雜誌對話吳敬璉先生，暢談成敗得失，展望改革未來。
三個值得注目的事件
《小康》：今年要紀念改革開放30年，這是一個很值得回顧和反思的階段，這30年您個人的經歷與改革緊緊相聯，其間值得注目的標誌性事件是什麼？
吳敬璉：回顧30年，我個人認爲最具里程碑意義的事件有三個：
一是1984年明確"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這標誌着經濟改革制度目標的確定和市場化改革的啓動；
二是1994年根據"整體推進"方針開始進行的財政體制、金融體制和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對改善企業的市場環境起了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國企改革從放權讓利轉向制度創新和戰略性調整，也爲後續的改革指明瞭方向。上世紀90年代我國經濟之所以能夠跨越一大步，跟1994年啓動的全面改革有直接的關係；
三是1997年"公有制爲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的確定，以及調整所有制結構的相關政策的實施，大大改善了我國的所有制結構，爲市場經濟構築了微觀基礎。這突出地表現爲率先形成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格局的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迅猛發展。
危機感來自何處
《小康》：您說過，對中國發展前景"一方面持謹慎的樂觀態度；另一方面又常常有危機感"，現在最讓您有危機感的是什麼？
吳敬璉：由於受到某些社會力量的阻礙和反對，改革形勢有可能出現逆轉。這種阻礙和反對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由於某些在轉型期中憑藉特權受益的既得利益者的干擾，使得一些重要的改革受到阻礙或者遭到扭曲，從而使腐敗等"權貴資本主義"的現象愈演愈烈；另一方面，一些改革開放前舊體制和舊路線的維護者利用這種情勢忽悠大衆，把他們引向反改革開放的方向。如果他們相互爲用，扭轉改革的大方向，就有可能造成大好形勢的逆轉。
《小康》：您以前就指出過，這兩種阻礙改革的力量互相以對方作爲自己存在的依據，用以動員社會力量支持自己。第一種力量極力保持和擴大特權，以便掠奪大衆以肥私；第二種力量則利用大衆對腐敗的不滿，諉過於改革開放，製造開倒車的輿論。具體地說，這種情況是怎麼造成的呢？
吳敬璉：中國改革從一開始，就採取了一種不同於蘇東國家的"增量改革"戰略。這就是說，先不對國有經濟採取大的改革動作，而是在國有經濟之外，大力發展市場導向的民營經濟，從而使市場力量逐步壯大。這是一種聰明的、成效顯著的改革戰略。但是，它也帶來了雙重體制並存、"權力攪買賣"的尋租條件廣泛存在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某些能夠憑藉權力獲益的人就力圖阻礙市場化改革的進一步推進，以免自己的尋租權力受到削弱；或者極力扭曲改革，以便通過權力獲得更多的財富。
這樣，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一直存在這樣的情況：當市場化改革大步推進，例如20世紀90年代初期商品價格開放，商品尋租的可能性大幅縮減時，腐敗被抑制，大衆滿意的聲音佔有支配地位。反之，當正確的改革決定遭到扭曲，比如說推行了所謂"斯托雷平式"的權貴私有化(指專制條件下的權貴私有化)，或者進一步的改革受到了阻礙，比如說國有壟斷企業的改革停頓不前時，就會造成腐敗的蔓延，引起大衆的不滿。
《小康》：您80年代中期就指出過要警惕陷入權貴資本主義的泥淖。這些年許多專家也在不斷呼籲。但是，這一問題一直難以解決。從早期的商品差價尋租，到最近十年的土地、金融等要素尋租，直到買官賣官，這些年"權力攪市場"的形式和內容發生了很多變化，新的尋租形式層出不窮，"尋租"和"設租"已然形成惡性循環。主要原因是什麼？
吳敬璉："難以解決"並非必然。我看根本的問題還在於政府支配資源的權力太大，市場化改革的推進又不利。許多事情非不能也，是不爲也。
例如，改革進行到中途，某些既得利益者不願意繼續朝現代市場經濟的方向前進，因此採取各種各樣的手段來阻止進一步的市場化。這種阻力使一些重要的改革遇到了障礙，有些改革放慢了步伐，甚至出現了倒退。比如國企改革，"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對於國有經濟的佈局調整和國有企業股份化改制做出決定以後，國有經濟的改革有了很大進展，但是到了最大的一些壟斷性的國有企業，改革似乎就停頓不前了。
除經濟改革遲滯之外，世紀之交各級政府介入微觀經濟活動，部分官員濫用自己對土地、信貸等重要的配置權力，大辦"形象工程"、"政績工程"，或者強化對工程立項、股票上市等的審批等等，這都使能夠接近權力的貪官污吏、"紅頂商人"由此獲得暴利。
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法治國家建設的滯後。對於一個所謂"非人格化交換"佔主要地位的現代市場經濟來說，沒有合乎公平正義的法律體系和獨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執行是得不到保障的。在這種情況下，經濟活動的參與人爲了保障自己財產的安全，就只有去結交官府。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就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口號，但是一直進展不大。爲什麼這些年來買官賣官越來越盛行呢?恐怕主要原因就是因爲公權不彰，官員的個人意志能夠決定企業的成敗禍福。不受約束的權力必然會導致腐敗。這是一個經過事實檢驗的真理。
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
《小康》：您前面講到的第二種社會力量在最近發生的第三次改革大辯論中表現得十分活躍。您對他們的主張有何評論？
吳敬璉：面對着權貴資本主義的腐敗現象，大衆完全正當地表達了他們的強烈不滿情緒。而第二種社會力量正是利用這種不滿情緒，對造成當前社會中種種惡劣現象的原因作出歪曲真相的解釋，極力鼓吹目前我們遇到的各種社會經濟問題，從腐敗的猖獗、分配不公直到看病貴、上學難，都是由改革被"新自由主義主流經濟學家"所誤導，發生了方向路線錯誤，即市場取向和對外開放造成的。因此，他們主張擯棄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路線，重新舉起"階級鬥爭爲綱"和"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的旗幟，重走"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道路，"七八年再來一次"，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這裏關鍵的是要明確兩個問題：第一，目前我們所面臨的種種社會問題，究竟是改革帶來的，還是改革不徹底帶來的；第二，解決這些嚴重的社會問題的正確途徑，是推進經濟改革和加快政治改革，還是裹足不前，甚至向後倒退。
這裏，我只舉一個如何對待貧富差距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舊路線的捍衛者宣傳說，贊成市場取向改革的人們主張擴大貧富差距，而市場化改革正是我國貧富差距擴大的罪魁禍首。這種說法完全不符合事實。學術界的人都知道，我國收入差距過大，正是一批主張改革的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提出並逐漸引起了社會注意的。問題的焦點在於，中國社會中的貧富分化加劇的原因何在，解決這一問題的着力點又應當在哪裏。舊路線的捍衛者斷言，它是由市場取向改革造成的，因此，他們主張把矛頭對準在市場經濟中由於勤於勞動，善於經營而取得中等和中等以上收入的人們，以便拉平他們和低收入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而主張用改革的辦法解決中國面臨的社會問題的人們則認爲，目前中國社會中貧富差距不正常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機會不平等，也就是由於各級黨政機關有過大的支配資源的權力，能夠接近這種權力的人就可以憑藉這種權力發財致富。根據這種分析，縮小貧富差距的着力點應當是推進市場化改革，挖掉尋租活動的基礎，堅決打擊"權力攪買賣"的腐敗行爲。
當然，在市場經濟機會平等的情況下，由於人們的能力不同、機遇不同，也會產生收入的不平等。特別是我國目前傳統低效農業和現代先進工商業二元經濟並存，這種差距就會比一元經濟中更大。對於這種結果不平等，也應當採取切實措施加以補救。但最重要的補救辦法，應當是由政府負起責任來，建立起能夠保證低收入階層基本福利的社會保障制度，而不是進行民粹主義式的鼓動和採取平均主義的政策"劫富濟貧"，因爲落後只能使我們退回到造成了千百萬人因飢餓而"非正常死亡"的"普遍貧窮的社會主義"去。總之，我贊成中共十六大提出的方針，在取締非法收入的同時，"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
《小康》：面對這一場辯論，中國黨政領導的態度和方針是怎樣的呢？
吳敬璉：我認爲，黨政領導的態度是很明確的。胡錦濤總書記在2006年3月6日在人代會上海代表團的講話已經明確表示，要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特別是在十七大報告中尖銳地提出了"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問題，對於那種走回頭路的主張進行了正面的批判。胡錦濤總書記的報告指出："改革開放符合黨心民心，順應時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成效和功績不容否定，倒退沒有出路。"
十七大後的課題
《小康》：顯然，一切關心中國進步的人應當團結起來，掃除障礙，按照十七大指出的方向推進改革開放。您認爲，爲了推進改革，應當做哪些事情呢？
吳敬璉：首先是要解放思想，明確認識。然後，還得真抓實幹，落實措施。
據我所知，絕大多數幹部羣衆都是擁護"十七大"關於"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論述的。舊路線的捍衛者在這方面沒有多少市場。但是我們絕不能因此而掉以輕心，因爲雖然大多數人在大的原則、方向問題上的認識是清楚的，但談到一些具體的問題，像國企改革問題、醫療改革問題、教育改革問題、對外經濟關係中的一些問題等等，事情就不是那麼清楚了。在前一段時期舊路線捍衛者的宣傳攻勢下，一些在極"左"路線當道時代流毒甚廣、改革開放以後遭到大衆唾棄的錯誤觀念又死灰復燃。凡此種種，都需要在新的思想解放運動中，通過認真的研究和切實的討論加以廓清。前面我已經舉出了貧富差別問題進行討論。其他如國企改革問題、醫療保障制度問題、教育改革問題等等，也應當加以澄清。
《小康》：在前些時候的改革大辯論中，有些人認爲，當前中國社會出現了富人和窮人、精英和草根、強勢集團和弱勢羣體之間的分化和斷裂。市場化改革只有利於精英和富人，而不利於草根和窮人。如果情況真是如此，推進改革的動力在哪裏呢？
吳敬璉：我覺得不能認同這樣的分析。
第一，在我們的社會裏，除了處於兩極的少數權貴和弱勢羣體外，還有一個很大的中間階層。特別是其中以各類專業人員爲主體的新中等收入階層。隨着我國現代化的進展，他們的隊伍正在迅速擴大。十七大說得很清楚，到2020年，要讓中等收入階層成爲多數。
第二，中等收入階層是我國工人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和我國弱勢羣體有着共同的利益，是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中國可以依靠，也必須依靠的力量。
根據這種分析，把我國社會簡單地劃分爲富人和窮人、精英和草根、強勢集團和弱勢羣體，不分青紅皁白地鼓動仇富和反智，在理論上是不正確的，在政治上也是有害的。
市場經濟是一個利益多元化的共同體。因此，不應當採取"階級鬥爭爲綱"，"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的辦法，用一個社會羣體的利益去反對和壓制另一個社會羣體的利益，而是應當讓各種合法的利益訴求都得到充分的表達，然後通過協商和博弈找到某種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案。這纔是通向各個利益羣體互補共贏和社會和諧的坦途。
未來改革的關鍵
《小康》：在改革的實際推進上，還有哪些事情有待完成？
吳敬璉：需要完成的事情很多，例如：
--產權制度改革沒有完全到位。例如，與中國將近一半人口的農民利益息息相關的土地產權問題沒有解決，農民的土地、宅基地資產無法變成可以流動的資本，既使得繼續務農的農村居民的利益受到損害，也使從務農轉向務工務商的新城市居民安家立業遇到困難，需要加以解決。
--國有經濟的佈局調整和國有企業的股份化改制也沒有完全到位。當世紀之交國有經濟改革取得階段性成果，應當進一步對國有大型企業改革進行攻堅的時候，改革的步調明顯放緩。不但在股權結構上一股獨大和競爭格局上一家獨佔的情況沒有得到改變，在某些領域中還出現了"國進民退"、"新國有化"等開倒車的現象。這種趨勢必須扭轉，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關於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改革的決定必須貫徹。
--資本市場的合規性監管有待加強。資本市場的重要特點在於信息高度不對稱和由此產生的內幕交易和操縱市場等犯罪活動。因此資本市場監管的要務，在於對公司信息披露準確性和及時性進行合規性監管。如果不此之圖，而企圖用行政審批等手段來保持市場的穩定和繁榮，只能適得其反，使它成爲"政策市"、"尋租市"，各類"內部人"利用信息優勢損害民間投資人的利益，大發橫財。因此，必須端正思路，選好手段，加強合規性監管，促進我國資本市場的健康成長。
--社會保障體系有待建立。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建立全覆蓋、多層次的新社會保障體系。可是十幾年過去了，由於遇到了政府內部的重重阻礙，這項極其重要的社會基礎設施至今還沒有建立，使弱勢羣體的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實處。其建設進度必須加快。
--法治建設需要認真進行。現代市場經濟必須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之上。十五大作出建設法治國家的承諾以來，時間已經過去了11年。雖然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建立民主、憲政和法治三位一體的現代政治體制並非易事，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容不得我們延宕和等待，必須從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國政治體制的改革。
《小康》：那麼推進改革的關鍵是什麼？
吳敬璉：在我看來，改革能否推進，關鍵在於政府自身。計劃經濟下的政府是從宏觀到微觀，直到人們的家庭生活無所不管的全能政府。而市場經濟下的政府當然也不是無所作爲，它要管好它應該管的。要把這樣的政府改造成爲專注於提供公共產品的服務型政府，就需要政府官員出以公心，割捨那些與公僕身份不符的權力。政府改革的任務，不僅是要減少和消除對資源配置和價格形成的行政干預，使市場機制有可能發揮基礎性作用，它的更艱鉅的任務，在於建設一個能夠爲市場機制提供支持的制度平臺。沒有這樣一個制度平臺，就難以擺脫規則扭曲、秩序混亂、權錢交易等狀況。
應當承認，由於我國缺乏民主、法治傳統和文化積澱的歷史慣性，實行憲政法治勢必遇到障礙與阻力。在剛剛開始的新階段中，我們必須克服可能出現的種種障礙，把建設富裕、文明、民主、和諧中國的偉大事業推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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