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廣東經濟特區醞釀過程：鄧小平定下特區名

　　吳南生是廣東經濟特區主要拓荒者。從1979年起，他負責籌辦廣東省3個經濟特區，任廣東省經濟特區管理委員會主任兼深圳市委第一書記、市長。1981年後雖然不再兼任深圳市委第一書記、市長，但仍然是省委分管特區工作的第一責任人，直到1985年9月轉任廣東省政協主席，纔不再分管特區工作。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30週年，在這個時候，回顧改革開放初期走過的歷程，對於今天改革開放的深化，有着重要的借鑑意義。在本期口述史中，吳老詳細回顧了廣東經濟特區艱辛的醞釀過程以及主管廣東經濟特區工作的重大決策和重要事件，也系統總結了改革開放30年的一些經驗，尤其可貴的是，吳老在晚年退休後，仍然關注廣東經濟的發展和中國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意見和看法。本報所刊發的文字均經吳老親自審覈。

　　廣東經濟特區的醞釀

 　 吳南生簡歷

　　吳南生，1922年生於汕頭市，1936年參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4年赴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抗日戰爭勝利後由延安赴東北，1949年隨軍南下，曾歷任江西省南昌市副市長，中共汕頭市委副書記兼汕頭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副主任，中共海南區黨委副書記，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宣傳部副部長，廣東省委宣傳部長，中共中央中南局副祕書長、農辦主任，“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任廣東省委常委、省委書記。

　　1979年，負責籌辦廣東省3個經濟特區，兼任廣東省經濟特區管理委員會主任，深圳市委第一書記、市長。1985年起，歷任廣東省第五、六屆政協主席。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代表。

　　當時谷牧同志說：南生，你該發言了。我說，我就不說了吧。谷牧同志和特區來的幾位同志都說，你一定要發言。於是，我發了言。在講到1979年4月小平同志說：“就叫特區嘛，陝甘寧就是特區。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搞。要殺出一條血路來！”一時心潮澎湃，抑制不住大聲說：這，就是中國特區的由來！

　　天時，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地利，廣東總是得風氣之先；人和，港澳同胞多、華僑多，廣大幹部羣衆都迫切地希望改革

　　南都：吳老，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30週年，在這個時候，回顧改革開放初期走過的歷程，對於今天改革開放的深化，有着重要的借鑑意義。在上世紀70年代後期和80年代前期，您擔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同時兼任廣東省經濟特區管理委員會主任，深圳市委第一書記、市長。作爲廣東改革開放先走一步和創辦經濟特區的重要領導者和見證人，您能否爲我們介紹一下，廣東經濟特區是如何創辦的？

　　吳南生：談這個問題之前，我要先說，辦成這個特區，靠的是天時、地利、人和。天時，就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三中全會做出了改革開放的決定，否則，一切無從談起；地利嘛，應該說廣東總是得風氣之先。你看，從太平天國，“戊戌變法”的康有爲、梁啓超，到孫中山和大革命時期的北伐戰爭，都是從廣東開始的，這得益於一種地緣優勢。特別是毗鄰香港，從辦特區來說，深圳、珠海這樣的地理環境太好了；人和嘛，我想是各方面的。港澳同胞多、華僑多，特別要強調的是，經過“文化大革命”，我們共產黨的內部、我們國內廣大的幹部羣衆，都迫切地希望改革。因爲我們搞了多少年的那套窮社會主義，大家實在是受不了了！

　　受不了還不好講，因爲你不知道社會主義是怎麼搞的，以爲它就是社會主義。以爲社會主義就是這樣搞的，搞階級鬥爭，搞計劃經濟。

　　“十年浩劫”讓大家都覺悟起來，覺得我們這個國家不改革不開放就不行！每一個人腦子都要想一想了，一個國家爲什麼搞得這麼窮，搞得這麼絕對化！我想三中全會、小平同志他把握住了這個脈搏，儘管還有很多不同的思想，總的說是要改要變。海外的許多愛國同胞、包括港澳同胞也期待着我們能撥亂反正。

　　所以我說沒有這個條件，特區是辦不成的。

　　有一位朋友對我說，你敢不敢辦像臺灣那樣的出口加工區？敢不敢辦像自由港這類的東西？他一說，我恍然大悟

　　南都：據說，經濟特區的創立跟您的建議有很大關係。

　　吳南生：具體地說來，就是1979年年初，省委分工我到汕頭去傳達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在那裏前後呆了兩個多月的時間。汕頭是我的家鄉，是一個開放比較早的城市，五口通商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不知怎麼搞的，連恩格斯的著作裏都寫着：“其它的口岸差不多都沒有進行貿易，而汕頭這個唯一有一點商業意義的口岸，又不屬於那五個開放的口岸。”汕頭在解放初期和香港的差距並不大。30年過去了，特別是經過“文化大革命”，眼前的這座城市真是滿目淒涼，比我們小孩子的時候都還窮呵！

　　那段日子睡不好覺，閉上眼睛就想：我們當年豁着性命扛起槍桿鬧革命，可不是爲了換取眼前這樣一副江山啊！

　　我當初的想法，和大家一樣，覺得非變不可。不同的是我海外的聯繫比較多，知道外邊的情況多一點。一般來說，廣東干部都有這個特點。那時，葉劍英元帥在廣東住，他對廣東的情況也比較瞭解，他跟我講，南生呵，我們的家鄉很窮呵，你們有什麼辦法沒有？要多想辦法！這些對我們都是很大的啓發。我問過許多人有什麼辦法沒有？有一位朋友對我說，你敢不敢辦像臺灣那樣的出口加工區？敢不敢辦像自由港這類的東西？如果敢辦，那最快了。他說，你看新加坡、香港、臺灣……他們的經濟是怎樣發展的！他一說，我恍然大悟：要改革，就必須有體制上的改革。但因沒有經驗，可以先突破一點。這是多年的實際工作經驗。所以我最初提的意見，就是劃出一定的地方，減稅收，簡化手續，打破條條框框，下放權力，徹底開放。就是要突破計劃經濟的束縛，把市場經濟引進來。

　　當時我提議可以設在汕頭，如果省委同意，我去辦。我的意思，要殺頭就殺我啦！習仲勳同志就說，要搞，全省都搞。

　　南都：您的這個想法是什麼時候向其他省委領導提出的呢？

　　吳南生：1979年2月21日的夜裏，我當時正感冒發燒，可是心情很激動，迫不及待地用電話發了一封長達1300字的電報，給習仲勳、楊尚昆同志並省委。2月28日下午，我從汕頭回廣州。當天晚上，習仲勳同志就到我家中和我交換意見，3月3日，省委開常委會議，我在彙報工作時說，現在老百姓的生活很困難，國家的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了，我們應該怎麼辦？三中全會決定改革開放，我提議廣東先走一步。我說我是喜歡下象棋的人，(我原來下棋下得不錯！)先走一步，叫做“先手”，就先掌握主動權。要貫徹三中全會的決定，我主張廣東先走一步。

　　先走一步的那個“子”怎麼下呢？我想先劃出一塊地方，用各種比較優惠的政策來吸引外資，把他們先進的東西引到我們這個地方來。這個地方，當時我提議可以設在汕頭。汕頭在全省來說，除了廣州外，它是外貿最多的地方。第二，汕頭的華僑和海外華人是全國最多的，在外面有很多有影響的人，我們可以動員他們來。第三，如果萬一辦不成，那也影響不大，它僻在一邊嘛！我說如果省委同意，我去辦。要殺頭就殺我！一說，大家都贊成。我們省委在開放這一點上，總的意見是比較一致的。習仲勳同志就說，要搞，全省都搞。4月份中央開工作會議(1979年4月5日-28日)，趕快準備一下，向中央打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