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管廣東經濟特區工作 “南生，你去當中國的孫悟空吧！”
谷牧說：“辦特區，就看你們廣東的了，你們要有點孫悟空那樣大鬧天宮的精神，受條條框框束縛不行。”習仲勳當場就說：“南生，你去當中國的孫悟空吧！”
南都：中央同意廣東、福建先走一步，建設特區後，您成爲了廣東特區最早的負責人。
吳南生：中央50號文件下達後，省委爲加強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成立了由劉田夫、王全國和我組成的三人小組，省委還決定我把主要精力放在特區方面。
1979年9月20日，谷牧再次來廣東。習仲勳等向他彙報了貫徹執行中央關於廣東先走一步文件的情況。22日，谷牧與省委負責人談話。當習仲勳等提出是小搞、中搞還是大搞的問題時，谷牧強調說：“中央是要廣東先行一步，要廣東大搞，小腳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這個作用。廣東要快馬加鞭，搶時間走在全國的前面。”他還說：“辦特區，就看你們廣東的了，你們要有點孫悟空那樣大鬧天宮的精神，受條條框框束縛不行。”習仲勳當場就說：“南生，你去當中國的孫悟空吧！”於是我全力負責三個特區的規劃和籌建工作。
我原來主管宣傳文教科技等方面的工作。臨行前，我就請這些單位的負責人和高等院校的黨委書記、校長到省委會議室，對他們說：我要“棄文從商”去辦特區了。多年的經驗，經濟不發達，文化、科學、教育事業是發展不了的。希望特區能辦成，賺了錢，支持你們大力發展！
之後，我和他們一一握手作別，這一別就30年過去了！
當時深圳外逃問題嚴重
1978年深圳農民分配收入平均每人134元人民幣，同期香港新界農民收入13000多元港幣，兩地農民收入差距很大
南都：您負責廣東特區工作之後，什麼時候到深圳的？
吳南生：谷牧回北京後，9月28日至10月5日，我和省委政策研究室秦文俊、外經部門王志義等驅車到深圳，走訪了沙頭角、蛇口和幾個邊防口岸，同深圳市委主要負責人邊看邊議，在許多問題上交換了意見，我們對解決深圳市今後建設的問題，同市委取得了一致的意見。
當時深圳經濟非常困難，1978年深圳農民分配收入平均每人134元人民幣，同期香港新界農民收入13000多元港幣，兩地農民收入差距很大。深圳偷渡外逃的人越來越多，據不完全統計，歷年外逃的共有六七萬人，耕地丟荒9萬畝。新成立的深圳市委要以很大的精力去抓“外逃風”問題。原來的深圳鎮僅有3萬人，沒有什麼工業基礎和技術力量。深圳改爲特區後，市委對重點抓什麼，經濟如何規劃這一帶根本性的問題，衆說紛紜，莫衷一是。我們和市委負責人經過反覆交談，明確瞭解決“先走一步”這一首要問題，強調要力爭在較快時間，在深圳建成一條“富線”。
提出建設深圳12個問題
經過廣泛調查研究，認真聽取海內外人士的意見，我向省委上送了《關於加快深圳建設必須解決的幾個問題》的報告，同時解決了建立蛇口工業區的問題
南都：這次實地調查之後，您對深圳以後的發展有了具體的思路吧？
吳南生：我回到廣州之後，於10月24日向省委上送了《關於加快深圳建設必須解決的幾個問題》的報告。在報告中，提出了關於農業生產、發展旅遊業、建立福田出口加工區、建立沙頭角試驗區和蛇口工業區等12個問題。
關於蛇口工業區問題，此時還沒有解決，主要是地租價格沒有定下來，影響同外商談判。招商局認爲省裏定的價格偏高，對外商缺乏吸引力。我在報告中提議，按招商局的要求，每年每畝上繳廣東省4000元港幣，從“六通一平”完成後開始徵收。11月18日，由我主持，省、深圳市和招商局的代表在協議上籤了字。建立蛇口工業區的問題，至此全部解決。蛇口工業區從此成爲深圳特區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是先行和示範部分。
1979年10月31日，我主持召開“出口特區”工作座談會，討論研究舉辦特區的方針政策和做法。隨後，爲省委草擬了向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建立出口特區幾個問題的彙報提綱》。
“出口特區”改稱“經濟特區”
1980年3月谷牧在廣州主持召開廣東、福建兩省會議採納了廣東省的建議，把“出口特區”改名爲具有更豐富內涵的“經濟特區”
南都：雖然中央在1979年7月就同意了廣東、福建建設特區，但是當時所說的特區還不叫“經濟特區”，而叫“出口特區”，後來爲什麼改成了“經濟特區”，具體是什麼時間改的呢？
吳南生：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後，“要辦特區了”的消息傳佈得很快，我們當然很高興。可是，北京有另一個聲音說：他不懂！陝甘寧是政治特區，不是經濟特區。這話有道理，因爲陝甘寧確實是政治特區。我們從這裏得到啓發，那就叫經濟特區吧！
1979年12月7日，谷牧在北京京西賓館主持召開廣東、福建兩省會議。中央各部委辦有關方面的負責人都參加了，這是當時在北京一次很轟動的會議。我在會上提出，將“出口特區”改用“經濟特區”的名稱較好，含義更確切。我解釋特區不僅辦出口工業，而且還要辦科研、商貿、旅遊、住宅和其它經濟事業。我說：我們的意見是，建立特區必須採取“一快二寬”的方針。快，就是既然看準了，就要立即動手，不要拖拖拉拉，猶疑不決。要大膽放手，爭取時間，奮鬥10年，把深圳、珠海、汕頭3個特區建設成爲初具規模的現代化工業基地，在那裏建立一條富線。在彙報中，我還提出參考了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做法，將特區土地使用期定爲50年。
廣東、福建彙報後，谷牧就特區建設等問題作了講話。谷牧十分贊成深圳特區的路子。
1980年3月24日至30日，谷牧受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委託，在廣州主持召開廣東、福建兩省會議，檢查總結中央1979年50號文件貫徹執行情況，進一步研究試辦特區的一些重要政策。會議採納了廣東省的建議，把“出口特區”改名爲具有更豐富內涵的“經濟特區”。會後，以中共中央、國務院文件正式下達。
都說改革開放是“摸着石頭過河”。用經濟特區這個名字，可以說是摸到一塊大石頭！這個名字很好，名字一出來，反對的聲音好像也少了些。
1980年4月25日，中共廣東省委常委會議決定，成立廣東省經濟特區管理委員會。5月4日，省委任命我兼任廣東省經濟特區管委會主任，副省長王寧、曾定石兼副主任，秦文俊任副主任，代表省人民政府負責對全省三個特區的統一管理，並直接經營深圳經濟特區。6月12日，省委任命我兼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書記，市革命委員會主任。
籌劃特區先立法
當時海外的朋友說，你中國是沒有法的。無法可依，無規可循，要人家來投資，誰敢來？沒有法律，成了辦特區最大的問題
南都：吳老，您籌劃特區的第一件事，是研究、起草《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而這個僅僅只有2000多字的條例從起草到公佈，卻用一年的時間，作了13次修改，可謂字斟句酌。在特區還是個“概念”的情況下，當初是基於一種什麼樣的想法，率先着手起草《特區條例》的呢？
吳南生：當時海外的朋友說，你中國是沒有法的。無法可依，無規可循，要人家來投資，誰敢來？特區要同國際市場打交道，就不能開國際玩笑！沒有法律，成了辦特區最大的問題。
這樣從1979年開始，我們一直都在學習、研究、探討外面先進的東西，因爲過去我們對外面的情況一點不瞭解。
這裏，我們要特別感謝莊老———原全國政協常委莊世平先生。當時他是香港南洋商業銀行董事長。從1979年春節前後開始，他就爲創辦特區、創辦汕頭大學(這兩者是同時醞釀、提出和籌備的)而不斷奔走於香港和廣州、汕頭之間。他熟悉世界經濟，他爲我們尋找來全世界各個自由貿易區、邊境工業區、出口加工區的各種條例、資料，幾乎我們需要什麼資料，他就會立即給我們找到。沒有這些資料，我們很難了解外面的世界，難以研究、規劃特區條例和制訂特區規劃。例如：深圳特區面積原計劃38平方公里，安排在福田、上步，但在一個市內，就有一個特區與非特區的管理問題。後來瞭解到美國與墨西哥邊境工業區很大，才下定決心把深圳與香港毗鄰的地方，全都劃爲特區。又例如，我在1979年12月向中央報告建議將“出口特區”改稱“經濟特區”時說，我們辦特區的目的，絕不止是像世界上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出口加工區那樣，單純爲了解決就業和外匯收入問題，我們的特區不僅辦工業，還要辦農業、科研商貿、旅遊住宅等等，所以把“出口特區”改爲“經濟特區”，含義更確切些。
這也是從莊老提供的有關資料中得到啓發的。但光有大把國外和香港、臺灣的資料是不行的。你光把人家的東西拿來抄是不行的，有很多東西你看都看不懂。他說房地產，我們根本不知道房地產是怎麼一回事！外面的很多名詞，我們都搞不清楚。比如說地租。國內是打倒地主的，一聽到地租，都反對，可它在外面很普通。外面的東西要拿來研究、討論，哪些立刻我們能用，哪些是改進後才能用到的。地租不行，就換個稱呼，叫土地使用費，這也算個發明，現在大家都認可了。還有像工廠管理條例，我現在連個工廠都沒有，你管它什麼呢？可以說《特區條例》是藉助了外邊的材料，不停地研究、商量，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寫了一次又一次，一次一次地改，這個可以說是摸着石頭過河最早、最突出例子了。
1979年12月27日，廣東省五屆人大二次會議，審議並原則通過了這一條例。以後，國務院又責成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組織研究論證。1980年4月，廣東省五屆人大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草案)。立法程序是很嚴格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