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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您覺得比較好的解決辦法是什麼?
劉桓:首先,大部分人是要納稅的。第二,讓大部分人都納低稅。二者結合在一起是一個比較完美的狀況。中國目前的個人所得稅還是比較復雜的。從稅制的要素來看,分成11種收入,比如說工資薪金所得,勞務所得,稿酬所得,個體戶所得,承包承租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股息紅利所得,財產租賃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偶然所得,國務院規定的其他情況所得等。這麼多的所得中,工資薪金納稅佔的比重很大,超過55%,這部分比重還將提高。其他部分的比重佔得很低了。
這就產生一個問題,靠工資養活自己和家庭的人絕對不是大款,相對來說是中產或者是中產以下的人,他們反而承擔著我們國家稅收的大頭。而那些有錢人掙的錢和承擔稅收的比例不平衡。比如說,通過炒股票賺錢的資本所得,炒股掙的錢不用納稅,這使得拿工資的人有不滿的情緒。這也是我們稅制很大的問題。我們今後要把這幾種所得綜合在一塊。在中國要解決這個問題。從根本上說,要解決工薪階層納稅多,而非工薪階層納稅多的狀況。
我們目前工薪的稅收是有異於其他收入的所得稅辦法。比如勞務所得,扣除了一個個稅的比例之後就沒有別的了。但是工資薪金是按級繳納的,從5%到一直到40%,九級系統,相當復雜。全世界范圍中國的九級個稅體制都是級數很多的國家了,最高的納稅額佔到了45%,也不多見。然而實際上能納稅到45%的人非常少,至少要月入十萬左右,因此這麼高的稅率作用不是很大。
九級納稅系統中,級與級之間的差額卻很小。比如說2000元—2500元,只需要交5%的稅,但是2501元開始就要交10%的稅。一個好的稅制應該是把稅的等級數降得很低,比如說四級或五級稅制,但是中間的差額要高,比如2000元開始征稅,讓低於兩千部分的人只納5%。兩千到八千征10%。不是讓你不納稅,而是讓你少納稅,這種方法是多層次的人都可以接受的。現在我們是一味提高起征點,這種做法會使得稅收的納稅人的人群越來越萎縮。
調整個稅消費者不一定投入消費需要社會保障系統完善
記者:目前奧巴馬新政中也有減稅的相關政策,您覺得他的新政有沒有中國在稅改上能夠借鑒的地方?
劉桓:首先,中美兩國有經濟和人文環境的差異。百姓的消費心理的差異和社會體制的差異。
奧巴馬的政策是基於美國財政分配制度來進行的。美國人和中國人不一樣的就在美國人敢花錢,今天敢花明天後天的錢。而中國人正好相反,今天的錢可以明天後天去花。消費習慣不同,政策產生的效果不一樣。在美國只要減稅的措施采取以後,比如給美國人多省一塊錢,他敢用一塊錢作為杠杆貸款五塊錢投入消費中。但中國人可能就會存起來。
記者:您是說如果調整個稅之後,消費者省下來的錢並不一定會投入消費嗎?
劉桓:我們都擔心會有一個問題產生,那就是『貨幣搬家』,就是說他不轉成消費又變成儲蓄,把錢又存到銀行去了。這個貨幣搬家產生的效果是很壞的。金融危機深刻的表現之一是銀行資金過多。國家把錢從稅中截一部分給百姓,百姓又給銀行了,等於把風險直接轉嫁到銀行了。在減稅過程中,最擔心的就是出現形成的購買力會有很多的截留,百姓並不花錢。
讓中國百姓花錢消費,他們會有很多後顧之懮。比如說房子的問題,一個房子需要工薪階層幾十年的收入,為了買房子當然要省吃儉用。子女教育,養老贍養,老年要考慮以後看病等等。中國目前的百姓儲蓄率佔到50%左右,在全世界是最高的國家之一。同樣的經濟政策,對美國的刺激能夠達到10%,而在中國能夠達到5%就不錯了。如果說中國目前的社會保險、福利、醫療保障等等問題沒有解決的話,國家一廂情願的刺激消費,根本起不到實際的作用。
記者:一些地方政府正在考慮或已經進行發放消費券的做法來刺激消費,您覺得這樣的方法比起降低個稅來說是否更有效?
劉桓:這種做法可以作為一種措施,救助某個企業,或者是救助一定時期經濟發展的困難是可以的。但是這個辦法絕對不能長久。這是一對一的刺激市場。讓我們想到了小時候發的工業券、糧票等等。在經濟很簫條、異常的情況下,這個做法可能是有效的。比如說某些地方就是靠某幾個企業和某種產品支橕,這種產品又是百姓急需的,在這種情況下,生產者和百姓的需求相一致,可以起到作用。但是一旦刺激作用完成以後,要取消掉。這種辦法某種程度來講有一點計劃經濟的特點,目的其實是在於刺激生產者的積極性,而不是消費者。但是中國目前市場化程度已經很高了,再走這條道顯得有點落伍了。畢竟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基本取向是市場化的。三十年改革方向證明,我們這個做法是正確的。因此,現在中國經濟絕不能大規模的後退。
記者:您覺得在第二套刺激經濟方案中,個稅應該怎樣調整能夠符合國情,並刺激消費?
劉桓:我認為在中國目前不宜大規模的提高起征點,而應該著眼於個稅改革的全體。一個好的個稅制度包括幾個方面:第一,我們要從分類分項的個人所得稅制向綜合的稅制過渡。分類分項就是我們今天的稅制,個人所得稅分成11項,有一項,就收一項稅,這非常麻煩,並且繳稅的額度要高,合理的做法是一個人一年的綜合收入放在一塊,最後統算。中國的臺灣、日本、美國都是這樣的。
第二,我們的稅制設計要科學、合理、簡便、易行。首先,稅不能太復雜。一定要考慮到政府收入和百姓負擔之間要取得平衡。核心就是百姓在什麼樣的情況下,稅收負擔怎樣去確定。我認為要考慮幾條:第一,個人的承受能力,在國外叫量能扣除,你的稅收負擔能力比較強的人,應該多付稅,能力不強的人要少繳稅。個人所得稅目前在中國,總體來說稅務較重。
第三,在中國目前扣除是單項,剩下的都納稅。這在國外來說是不可思議的。在國外,刺激經濟發展,讓大家買房,按揭貸款的利息,在美國允許作為稅後必要費用扣除的。子女在上大學,可以作為稅款的免除部分扣除掉了。這些扣除要在中國進一步實現。因此,百姓關心個稅,今後的主要著眼點是關心我們國家整體改革的進展。這是我認為比較理想的模式。相比之下,比我們現在只關心個人所得稅的必要費用扣除的起征點要寬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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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早已經不堪苛捐雜稅,現在的情況下,強烈建議國家免徵中小企業的各項賦稅,讓中小企業平安渡過這次危機纔是硬道理。
要想拉動內需首先要從根本上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使百姓無後顧之憂才能促進消費,提高個稅起徵點是爲中高收入人羣錦上添花,發消費卷是爲貧困人羣發救命錢。
這樣的人也叫專家,一個三流學校的混飯吃的傢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