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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公報》6日刊出評論文章說,胡錦濤在新年賀詞開頭把『同志』稱呼排在第三的細微之差,此舉當是別具深意。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中共在執政理念、方式、手段和策略上都在發生著可喜變化。分析指出,『同志』排序的靠後無疑是中國社會的一大進步。
文章摘錄如下:
年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新年賀詞中,一上來就說:『女士們,先生們,同志們,朋友們:新年的鍾聲就要敲響,我們即將開始2009年的嶄新歲月。值此辭舊迎新的美好時刻,我很高興通過中國國際廣播電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央電視臺,向全國各族人民,向香港特別行政區同胞、澳門特別行政區同胞、臺灣同胞和海外僑胞,向世界各國的朋友們,致以新年的祝福!』一般人或許不太在意把『同志』排在第三的細微之差,但在筆者看來,胡主席此舉當是別具深意。
『同志』稱呼一波三折
有關數據顯示,『同志』一詞並非現代語匯,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左丘明,就對該詞下過『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的定義。因此,古人一直把『同志』與『先生』、『長者』、『君』視為同類,認為彼此之間的區別並不大。『同』字是指意見相同的人能夠想到一起,說到一塊兒;『志』是因其由『士』字和『心』字組合而成。因而至少包含著兩層意思:一是『士為知己而死』,二是『心為慕紅顏而生』。『同志』乃志同道合的意思。
到了近現代,『同志』逐漸演變成黨團內部成員之間的稱謂。民主革命時期,孫中山說過的最著名的一句話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其中所說的『同志』,與今天的同志稱謂還不是一回事。直到1920年,毛澤東與羅學瓚等人在通信中互稱對方為『同志』,方可見到這個詞的紅色定義。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時,特別在『一大』黨綱中明確規定:『凡承認本黨黨綱和政策,並願意成為忠實的黨員,收為黨員,成為我們的同志。』旨在表明黨員之間在為共產主義而奮斗的大目標下結成的新型關系。這也是中共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同志』一詞的歷史蹤跡。在中共成為執政黨之前,『同志』稱呼也僅限於在黨內使用,與黨外人士和人民群眾沒有必然的關聯。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隨著中共成為執政黨,『同志』也從水下浮出水面,由黨內向黨外延伸,逐漸成為社會上廣為流行的時髦稱謂。文革期間,『同志』稱謂不僅登峰造極,還被作為『政治籌碼』來左右人的命運。人與人之間也不再稱呼先生和女士,而是以『同志』劃線,凡是被稱為同志者,都是自己人;凡是不能被稱為同志者都會被視為敵人。即便是那些『黑五類』子女,也不能享受『同志』的待遇,而是被稱之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同志不僅成了敵我之間的分水嶺,還成了『階級斗爭』中最得心應手的利器,輕而易舉就可以用『同志』這把快刀,將一國之民切割為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而且在諸多稱呼中佔據著『老大』的位置。『同志』稱呼的一波三折,足以見證今日中國的巨大變遷。
排序見證社會進步
『同志』稱呼的排序變化,還可見證整個人類社會的進步,因為詞義的包容性被不斷拓寬。例如1989年,首屆『香港同志電影節』的啟動,就讓『同志』成為了同性戀代稱的率先發端。此後,這一特指稱謂很快就在臺灣、香港和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流傳開來,『同志』一詞也被賦予了全新的含義。盡管在使用這一稱謂時,『同志』並不具體指向『某某同志』,而是被界定在『某某是一個同志』或『某某參加了一個同志團體』的特定語上。
但不容否認的是,『同志』作為同性戀代稱的本身,就已經改變了它原有的詞義指向,而且帶著鮮明的時代烙印。正如同性戀由非法到合法化的發展過程一樣,『同志』詞義的被拓寬,同性戀行為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中被合法化,既是現代觀念與傳統觀念不斷博弈的結果,也是整個世界發生深刻變革的有力見證。
分析人士指出,『同志』排序的靠後無疑是中國社會的一大進步。因為在以人為本的國策主導下,『人』的外延與內涵均遠遠大於『同志』,女士與先生的稱謂理應排在同志之前。應該讓『同志』的存在價值,在黨內更多地體現為民主監督;在黨外則應該等同於普通公民,而不能因為自己是一名執政黨黨員,就可以把『同志』凌駕於公民之上。
北京觀察家指出,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中共在執政理念、方式、手段和策略上都在發生著可喜的變化,尤其是胡溫新政問鼎以來,中共在民眾心目中的形象更加高大。隨著『以人為本』國策的日益深化和法制化進程的不斷加速,公民社會正在中國大陸呼之欲出。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新年賀詞中把『同志』排在第三的位置上,當可視為這一動態的最新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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