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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姆瑞少校的葬禮
梅姆瑞少校
把碟片放進播放機的時候,鄧康延覺得,『他們能看上10分鍾就不錯了』。畢竟,這只是一場房地產商的私人聚會,飯局也馬上就要開始了。
但接下來發生的事,讓這個50歲的紀錄片制片人頗為意外。
這群大老板,從頭到尾安安靜靜地看完了長達70多分鍾的片子,還多次推遲了上菜的時間。
片子播完後,他們不約而同地鼓掌,鄧的朋友、一個國內房地產的領頭人物說:『康延,以後再拍這樣的片子,你缺多少錢,我都給你想辦法找上。』
意外還在不斷發生。
2009年12月23日,鄧康延收到中國紀錄片學術委員會寄來的信,稱這部片子獲得了2008~2009年度中國電視紀錄片長片『十佳作品』。這是國內官方最為權威的紀錄片獎項,多由數家公立大型電視臺或電視制作中心獲得,極少頒發給像鄧康延這樣的民間制作者。
這部名為《尋找少校》的片子與商業無關,也並非宏大敘事。它靜靜講述的,只是一個關於遺忘和尋找的故事。
從一幅意外發現的美軍葬禮老照片開始,幾個研究中國遠征軍的中國民間學者耗時3年,沿著當年遠征軍的反攻路線穿過怒江和高黎貢山,還遠赴美國國家檔案館,拜訪老兵家庭,終於找到美軍少校梅姆瑞在中國的埋骨之處,也考證出遠征軍中一支代號『Y部隊』的美軍顧問團的前世今生。
『歷史總是在反反復復中丟失了許多細節,但有時候,細節卻決定了我們怎樣去記錄歷史。』鄧康延說,『我們既是在尋找故人故事,也是在尋找內心的安寧,與歷史的公正。』
老照片上的葬禮
如果不是一次偶然的聚會,鄧康延的生活本不會和『遠征軍』這一個歷史名詞發生太多交集。2003年年初的一個黃昏,時任《鳳凰周刊》主編的鄧康延和另外幾個朋友,在深圳為剛從雲南歸來的朋友章東磐接風。
章東磐是這個圈子裡公認的傳奇人物,早年當過炮兵、偵察兵、文物鑒定家、出版社編輯,後來又做起了生意。從2000年開始,他前往雲南一帶,走訪遠征軍中的抗日老兵。
那天晚上,飯局成了章東磐一個人的『獨角戲』,他講述了在雲南耳聞目睹的許多遠征軍老兵的悲壯故事。一桌子人都悄無聲息,淚流滿面的鄧康延突然站起身來說:『我要去為他們拍紀錄片,哪怕辭了現職。』
幾個月後,鄧康延果真擱下了主編職務,與章東磐一起前往雲南,准備拍攝一部關於遠征軍的10集紀錄片。片子的大綱都已經寫好了,可這個時候,因為投資合作等方面出現問題,計劃就此擱淺。
沒有資金,也沒有播出平臺,片子還拍不拍?拍什麼?『猶如一支部隊正在衝鋒時突然失去了目標』,問題被擺在了整個紀錄片團隊面前。
『我想起一個故事。』團隊中的雲南作家孫敏突然冒出這麼一句話。
故事來自一張60年前衝洗出的老照片。2002年,為了調查滇西抗戰的歷史,孫敏在雲南騰衝一帶進行田野調查。在距離騰衝城3公裡的和順鄉,她結識了當地一個鄉村圖書館的館長、已逾70歲的張孝仲。
在一次閑聊中,張孝仲順口問了一句:『我家裡有一些老照片,要不要看一下?』
他取出一本鑲嵌著92張黑白照片的相冊,照片保存得很完好,『就像當天早上纔從暗房裡取出來一樣』。
相冊的主人,是張孝仲的父親張溶。作為民國時的一個攝影愛好者,張溶在和順鄉開著方圓百裡唯一的照相館。1944年初秋,正是遠征軍收復騰衝城前的最後時刻。一名遠征軍軍官來到店裡,要求衝洗一堆膠卷。
當晚,在遠處炮聲的陪伴下,張孝仲和哥哥連夜衝洗出了這批膠卷。父親張溶擅自主張,多加洗了一份,想作為這個家庭的『收藏』。
翻看著照片,孫敏發現,這些照片記錄的是騰衝激烈的戰爭場面,以及一批美國軍人的影像。其中一張照片吸引了她的目光。
那是一場軍事葬禮:一棵巨大的榕樹下,站立著十幾位全副武裝的中美兩國軍人,照片左側,一個手持《聖經》的美國軍官正在主持葬禮,一口中式的棺木,正被放入墓穴。
當時,孫敏並不太明白這張照片的意義,她只是進行了翻拍。隨後,這些照片又一次被收藏了起來。她至今還記得張孝仲臉上很不好意思的神情,他喃喃地說:『其實,沒有經過人家的允許,就加印了一套,有些不對,是吧?』
然而,歷史就多虧了這次未經授權的加印,纔不至於被湮沒得乾乾淨淨。
少校的118封家信
與孫敏發現照片的時間相隔不久,一天清晨,美國得克薩斯州冷泉鎮的居民芭芭拉·梅姆瑞突然從夢中驚醒。
一段時間以來,芭芭拉反復夢到同一個場景。在夢中,這個從來沒有到過東方的女人,來到東方的一片亞熱帶田野,在一條蜿蜒的鄉間小路上,一個男人牽著一頭水牛向她走來。
這個夢讓芭芭拉整個早晨都不能釋懷。她走進母親菲生前的臥室,打開衣櫃最底層的抽屜。抽屜裡珍藏的118封信,是60多年前父親從中國寄給母親的,也是家裡和東方唯一的聯系。她覺得,夢中的那幅景象,也許來自心靈深處對父親的懷念。
8歲之前,芭芭拉·梅姆瑞很喜歡漂亮的康乃馨花。但在那之後,她一點都不喜歡了,因為這種花會使她回憶起參加父親葬禮的那一天。
芭芭拉·梅姆瑞的父親威廉·梅姆瑞,出生於1910年6月20日。這個性格溫和的美國男人是德州農工大學的優等生———這個學校的畢業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犧牲人數,在美國高校中名列榜首。
1941年7月,威廉·梅姆瑞接到了兵役通知。那個時候,妻子菲剛剛生下芭芭拉,可芭芭拉後來聽母親回憶,當時,『父親興奮得竟然忘記了剛剛得了一個女兒』。
兩年後的秋天,威廉·梅姆瑞離開美國,到了印度的孟買,幫助中國遠征軍訓練士兵。1945年5月,遠征軍開始反攻雲南,怒江戰役開始,他也隨著部隊進入了中國。
到達印度的時候,梅姆瑞少校的第二個女兒貝弗利剛剛出生。妻子隨信寄去了母女三人的合影。收到信的那天晚上,他打開了一瓶價值90美元的櫻桃白蘭地酒,和戰友們一起慶祝。前來慶賀的軍官們,給這個新生命取名為『伯瑪』(意為『緬甸』)。
這張照片一直伴隨著少校的戰地生活,直到1944年5月20日他在中國犧牲那天為止。人們在他遺體的上衣口袋裡,發現了這張照片。
1946年,美國軍方在中國找到了梅姆瑞少校的遺骸,並將其部分移葬回家鄉冷泉鎮。所有家庭成員都出席了這場葬禮,少校的棺材上擺滿了鮮花,有士兵鳴槍致敬。身穿制服的軍官將國旗疊起來遞給菲,然後遞給每個人一朵粉白相間的康乃馨。
那時,芭芭拉只有4歲。如今,她已經成了鬢帶白發的老婦,母親菲也已於1996年離世。芭芭拉和妹妹只能通過這118封家信,來懷念自己的父母。
此時,她並不知道,在遙遠的中國,一次與她父親密切相關的尋找,即將開始。
被遺忘的『Y』部隊
中國遠征軍中有美國陸軍?
不只是鄧康延,就連長期關注滇西遠征軍抗戰歷史的孫敏和章東磐,對此也知之甚少。在以往,提到抗戰歷史上的美國人,人們總會想起陳納德和他的飛虎隊。但美國陸軍直接參與中國抗戰,在相關文件中幾乎沒有記載。
在隨後對騰衝國殤墓園的拜訪中,這個問題得到解答。
這個國家公墓,是抗戰勝利後,雲南省政府在騰衝來鳳山為反攻中陣亡的遠征軍將士修建的。從來鳳山小團坡的山腳至山頂,依編制密密地排列著9000多塊陣亡將士的小型墓碑,碑上刻著每位烈士的姓名軍銜。
鄧康延一行人看到,9000多座墓碑以『一種卑微的形式』整齊地排列著,看不見任何祭奠的痕跡。
在墓地的一個角落,他們發現了一塊墓碑。據當地人說,原碑是為紀念在這次反攻中犧牲的盟軍將士修建的,1966年被毀,現在這塊是復制品。
墓碑上寫道:『民國三十三年夏,滇西戰役進入反攻階段,盟國軍隊來華助戰,在收復騰衝戰役中,美軍中尉夏伯爾等14名官兵壯烈犧牲,茲特立石以慰英靈』。
在翻閱史料和詢問學者後,他們驚訝地得知,在滇西戰場上,除了陳納德將軍的第14航空隊以外,還有一支規模龐大的美國陸軍部隊。
這支有4000多人的美軍部隊,代號為『Y』,由步兵、炮兵、工程技術人員和野戰醫院的醫護人員組成。他們被分配到中國軍隊的營一級編制,協助中國軍隊進行反攻。
反攻一戰,『Y』部隊的14名將士把生命留在了這片異域的國土上,可只留下了夏伯爾一個名字。隨後,他們的名字被歷史長河衝刷得乾乾淨淨。
其他的13個人是誰?他們在中國發生過怎樣的故事?孫敏提到的照片上那場葬禮,究竟是為誰而舉行?鄧康延等人產生了無數問題。更重要的是,他覺得『有美國人為中國付出了生命,我們卻對他們一無所知。這怎麼行』?
從此,他們對遠征軍的調查,不再關注宏觀的大視角,而成了一個具有『象征性意義』的舉動。
他們開始尋找那張照片背後的故事,並決心把完整的盟軍陣亡將士名單,重新刻在這塊墓碑上。
梅姆瑞少校的太太菲和兩個女兒
攝制組一行(左起:鄧康延、攝像牛子、章東磐、劇務宋燕、孫敏)
名單背後的故事
『中國人永遠不會忘記朋友,我願意幫助你。』約翰·伊斯特布魯克——一個二戰退伍上校,微笑著對江汶說。
江汶是孫敏的朋友,一個移居美國的雲南籍學者,她熟悉並喜歡中國遠征軍的歷史。聽說孫敏正在尋找那份陣亡者名單後,她毫不猶豫地答應幫忙。『我覺得這是我的責任。』
通過種種努力,孫汶聯系上了約翰·伊斯特布魯克。伊斯特布魯克是美國將軍史迪威的外孫,史迪威將軍是中國遠征軍的總指揮,1944年遠征軍的滇西反攻也是他策劃和指揮的。
起初,調查進行得很順利。在斯坦福大學哈佛研究所的檔案部,約翰找到了一份文件,其中一頁列出了『Y』部隊美軍陣亡人員名單。
經過一系列的確認,江汶和約翰確定了『Y』部隊在遠征軍反攻期間犧牲人員名單,總共19人,比墓碑上的人數還多出了5人。
但江汶還想做更多:『我很想知道這些美國軍人從哪裡來,是否還有家人健在。如果有,我們可以告慰他們,60年的歲月,並沒有抹去中國人民對幫助過他們的異國軍人的懷念和感激。』
然而,想通過一頁薄薄的名單獲知每個名字背後的故事,卻並不容易。美國軍方的保密工作十分嚴格,因為擔心不必要的騷擾,也擔心會引出陣亡人員親屬的傷痛 回憶,所有陣亡軍人的詳細資料都屬於『絕密』級別,只有直系親屬纔能夠查閱。江汶多次查閱資料,都碰壁而回。
最後,還是靠約翰·伊斯特布魯克與軍方的特殊關系,軍方纔給他們開了『後門』。約翰甚至對管理這些檔案的工作人員發了火:『中國人查這些名單,是為了刻在紀念碑上的,幾十年過去了,除了中國人,誰還會記得他們?』
拿到伊斯特布魯克寄來的厚厚一疊陣亡人員家屬的詳細資料,江汶並沒有在第一時間打開。她到海邊去跑了一圈。對她來說,這些凝結著歷史記憶的資料,『實在太沈重了』。
按照資料上的電話和地址,江汶開始了聯系工作。可由於資料過於久遠陳舊,她竟然沒有聯系上任何一名家屬。
正當她陷入絕望時,事情突然又有了轉機。江汶曾聯系過的一個美國遠征軍『Y』部隊老兵阿紮尼亞,偶然在網上發現了一個與陣亡名單上的梅姆瑞少校有關的人,經過確認,此人是梅姆瑞少校的遠房表侄。
在電郵中,此人告訴阿紮尼亞,梅姆瑞少校有兩個女兒,還住在德州。
尋找過程中的最後一個死結,就這樣被打開了。
一封家信
2004年7月4日,美國國慶日,芭芭拉和妹妹貝弗利參加了每年一度的家族聚會,這是梅姆瑞家族的傳統。
但姐妹倆沒有想到,這個慣常的聚會會給她們帶來一個不尋常的消息。表弟將阿紮尼亞的郵件交給了芭芭拉,她非常激動。
『想到有人知道父親在中國發生了什麼,中國又有人在找我們,這真是令人興奮。』她說。
她和妹妹重新整理了母親留下的所有信件。此前,姐妹倆雖然翻閱過這些信,但並未細看,只是把它們當作母親的秘密。但這一次,有些不一樣了。
江汶很快就和芭芭拉取得了聯系。在電子郵件中,她這樣寫道:『……騰衝人民……正在考慮……舉行一個儀式,將勇士們的名字重新鐫刻在紀念碑上……我很感激你的父親為中國所做的一切,我想對你的父親了解更多,他的背景、服役前的生活……』
三天後,芭芭拉給江汶回了信,並寄來了少校年輕時一張英俊的軍官標准像,還有一封他陣亡以後,他的上司斯多德上校寫給他家裡的信。
信是斯多德上校於1944年5月21日寫給梅姆瑞太太的。信中,他詳細描述了梅姆瑞少校犧牲時的具體細節。
1944年5月20日,在攻擊高黎貢山一處叫做『大塘子』的日軍陣地時,梅姆瑞少校暴露在一個顯眼位置,日軍一發炮彈落在離他很近的地方。他受了重傷,在被抬上擔架後不久就犧牲了。
當時還處於戰斗狀態,第二天上午,梅姆瑞少校被就地埋葬。他的墓地是一個美麗的山間臺地,旁邊有一棵高大的榕樹。在沒有牧師的情況下,斯多德上校主持了葬禮,所有能參加的美國官兵都出席了,葬禮結束後,戰友們在墓地上空一齊發射了三輪子彈。
通過電郵,江汶把這些事情告知了遠在中國的孫敏。孫敏突然間想起了那張老照片。信中描述的所有細節,都符合這張照片的場景。
歷史果真有這樣的巧合?
根據芭芭拉的敘述,梅姆瑞少校年輕漂亮的妻子菲沒有再嫁人,她獨自將兩個女兒養育成人,並於1996年病逝。她被葬在丈夫的公墓邊。
『如果我們的尋找早幾年開始,菲看到丈夫得到中國人的懷念,將足以告慰她孤獨的大半生。我們希望能夠幫助她完成生前的心願。』章東磐說。
於是,2005年初春,他和鄧康延、孫敏、攝像師牛子、編導錢喻等人,沿著當年遠征軍反攻的路線,翻越高黎貢山,前去尋找梅姆瑞少校的埋骨之地。
最艱險的戰場
如果不是親歷,鄧康延怎麼也不會想到,世界上還有如此艱險的戰場。
高黎貢山是二戰中海拔最高的戰場,它巨大的山脈緊貼在怒江西側,在騰衝一帶海拔達到3000多米。1944年中國遠征軍反攻滇西的第一役,便是渡過怒江,分別從南、北兩處攻佔這座高山。2000多名日軍,利用險峻的山勢和精心構築的工事,以逸待勞,山上每天雲遮霧罩,廝殺聲和槍炮聲終日回響。梅姆瑞少校參加了這場戰役,並在此犧牲。
攝制組所走的路,正是60年前中國遠征軍走過的路。一米多高的石磴數不勝數,假若在平地,人可以一步躥上去,但如果從早爬到晚,從海拔數百米處爬到3000多米處,『就算四條腿一起用』,到最後都很難再上一級。
這樣的路,攝制組是在高黎貢山最好的季節走的,而60年前的中國遠征軍,卻是在雨季踩著濕滑的路面,冒著密集的炮火,穿著破爛的草鞋,一路廝殺上來的。
根據美國新聞處的記載,反攻開始的第一個月,有260多匹馱運彈藥的騾馬從這條路上墜入山谷而死。幫攝制組馱裝備的兩匹健碩的大青騾子,在許多狹窄陡峭的臺階前,都要卸了裝備,靠人的肩膀扛著它們的屁股,纔上得去。
上山前,鄧康延在怒江的一座橋上遇見了一位老人。問及當年的戰事,老人沈默了許久,只說了一句話:『那個時候,順著山溝淌下來的,都是旺子(當地方言,意為血)。』
史料記載,在攻打高黎貢山時,每天都有數百名中國遠征軍戰死,他們被就地掩埋於山澗溝壑中,許多陣亡者沒有墓碑,甚至沒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那一路,攝制組每個人心裡都沈甸甸的。有一次,章東磐指著路旁溝壕上的茂盛野花,對鄧康延說:『這土肥啊。』
鄧康延突然大喊一聲,跳入還剩約半米深的溝壕,俯身十指刨土,幾十秒間,他突然刨出一顆日軍的三八大蓋子彈。
他舉起子彈,在太陽下凝視斑駁的綠鏽,心想著『這顆子彈幸好沒打出去,原本,它可能會擊中一個遠征軍戰士的身體』。
那一刻,他覺得手上的子彈『開始發燙』。
在山上每個露營的夜晚,趕馬人都會和他們講起戰後幾十年鬧鬼的傳說。每一個故事,趕馬人都發誓說,是真的。
據說,每年夏季,當雷電交加、大雨傾盆之際,高黎貢山許多人能聽見山裡發出『殺———殺———』的吼聲,還夾雜有『轟、轟』的槍炮聲。每到此時,山下的村民會把家裡的八仙桌抬出來,供上酒食和香燭,對著高黎貢山念叨著:遠征軍的英雄,請你們各安聖位,現在國家有解放軍把守著,請你們放心。
某個晚上,攝制組在高黎貢山一個叫老坪子的地方安營。這正是當年遠征軍198師師長葉佩高將軍的宿營地。
葉佩高是第一位渡過怒江的中國將軍,1944年5月11日那一天,他指揮著百年來中國軍隊首次對侵略者的戰略反攻。遠征軍立足未穩,就遭遇准備了整整兩年的日軍的逆襲。
他為歷史留下了這樣一幕蕩氣回腸的場景——葉將軍對士兵訓話時大聲問道:『弟兄們,你們怕不怕死?』數千名戰士齊聲回答:『怕死,不怕日本鬼子!』日軍機槍打點射,都是三發『叭叭叭』。將軍說這是威脅:『怕不怕?』而作為回敬,遠征軍則兩發兩發打,『叭叭,叭叭』。就是:『不怕!不怕!』
即便是這樣勇武的將軍,在高黎貢山一役,望著成營編制的士兵,密密麻麻地犧牲在山坡上,幾乎要拔槍自盡謝罪,幸虧被屬下死死攔住。
那天晚上,攝制組的人們燃起了一堆篝火,驅散了夜晚的黑暗濕冷。他們打開了自帶的當地白酒。鄧康延『咕咚咚』地滿滿倒上一碗,閉目默禱,然後往火裡一潑,作為對遠征軍英靈的祭奠。
手稿上的發現
可梅姆瑞少校究竟在哪裡?
高黎貢山遍地都是榕樹,面對攝制組的詢問,這兒的人們對照著照片上的榕樹,看看,想想,然後搖頭。這裡也有無數的大塘子,在當地,稍微大一點的水塘都叫這個名字。
在軍隊的戰報裡,大塘子是范圍頗大的一片戰區,陣地海拔在1400米至1600米之間,而江邊海拔是800米。從5月14日渡江以後,在這幾百米的距離內,遠征軍4個師數萬人,血戰了10餘日。許多當地老百姓躲在山下,遠遠地看著戰場,只知道每天都要抬下幾百名傷員,陣亡者不計其數。
在這場戰役裡,陣亡者成千上萬,要打聽其中一個人死於何地,幾乎是不可能的。數十天過去了,他們沒有找到任何關於梅姆瑞少校的線索。
他們決定放棄了,心裡卻滿是遺憾。
臨行前,章東磐去看望了離宿營地不遠的一位老朋友。出於對歷史的摯愛,這個叫吳朝明的農民,辦了一個小型遠征軍博物館,它全部的藏品——一個鋼盔、一把戰刀、幾枚生鏽的炮彈,只夠填滿一個草綠色的舊子彈箱。
除此之外,老人有一份手稿,寫在學生用的算術本上,記載著他從長輩和流落當地的老兵那裡聽到的戰事以及他的感想。由於大多數是道聽途說,可信度不大,所以,每次來,章東磐都只會草草地翻閱一下。
但這次卻不一樣了。
在小院裡暖暖的冬日下,章東磐慢慢地翻閱著這部他無數次看過的書稿,一行字突然映入眼簾,他『仿佛被火燒一樣』跳了起來。在那張已經卷了邊的紙上,老人用不太流暢的字體寫著:『遠征軍攻打鍋底塘,一個受傷的日軍扔出最後一顆手榴彈,炸死了3名中國軍官和一名美國軍官。他們埋在田頭寨寺院門前。』
鍋底塘,便是吳朝明所在村子的舊名。
60年後的軍禮
幾個小時後,村裡一位親歷過葬禮的八旬老人,帶著一行人踏上了信中所說的那個美麗的山間臺地。
但眼前的一切令人失望,墓地附近沒有榕樹和廟宇,也沒有墳塋的痕跡,只是一片光溜溜的耕作經年的山地。榕樹和廟宇,都毀於戰後的一次火災,殘存的樹乾和寺廟的梁柱,變成了村民家的柴火。
戰爭結束後,1946年,美國軍方派出專門小組來尋找梅姆瑞的墓地。據當時在場的人說:當棺木從土中挖出來,打開,人們驚呆了,怒江峽谷多雨且炎熱,可躺在棺材裡的梅姆瑞少校相當完好,就像睡著了一樣,連制服都整整齊齊。
美國人帶回了梅姆瑞少校的一部分遺骨,在家鄉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軍人葬禮,而他遺體的另一部分,仍又裝回了那口中國人贈送的棺材,重新埋進了他為之犧牲的土地,並且永遠留在了這裡。
攝制組一行人站在梅姆瑞少校的墓地前,大多數人鞠躬敬禮。退伍兵章東磐則扣好衣領,扶正軍帽,舉起右手,行了一個標准的中國軍禮。
在此後的一篇回憶文章裡,他這樣寫道:『梅姆瑞少校在天堂看得見我們。60年之後,在他陣亡的地點,仍有中國人向他行軍禮,他的靈魂會感到欣慰的。他一定也還了禮,不過,是美國式的。他還像離家時的照片上那樣年輕,那樣英俊。他永遠都會年輕下去,因為他的生命為了中國,停止在了那麼年輕的時候。』
在這塊墓地旁,還有一大片無比茂盛的、長滿鮮紅葉子的灌木,章東磐特意摘下了3片樹葉,夾在了一個筆記本裡。
在接下來的數個月裡,這3片紅色樹葉,跟隨一行人走完了中國遠征軍反攻的全部路程,這也是梅姆瑞少校希望走完,卻未能走完的路。
當人們再一次打開筆記本,紅葉已經由初摘時的鮮紅色變成了暗紅,就像凝固的血液。後來,這3片紅葉被鑲進玻璃鏡框,寄到美國,由江汶轉交到了梅姆瑞少校的女兒手中。
『會的,我會繼續尋找』
2005年夏天,在鄧康延和章東磐的資助下,江汶陪同梅姆瑞少校的兩個女兒來到了雲南。臨行前,她們還約上了當年為父親主持葬禮的斯多德上校的女兒珊。
斯多德上校已經去世數年了,珊願意一同來中國,她要替已經去世的父親再看中國一眼。
在梅姆瑞少校犧牲61年後,在這塊美麗的山間臺地上,斯多德上校的女兒珊,站在父親當年站過的地方,又主持了這場祭奠儀式。一同參加的,除了攝制組的一行人,還有許多當地的居民,每個人手中,都捧著一束攝制組帶來的康乃馨。
珊穿著白T恤,哽咽著輕聲說道:『今天,孩子們來到這裡,紀念埋葬在這裡的父親,他曾為這個美麗的國家和她美麗的人民而戰。請求你從天堂注視我們,讓我們感受到你的愛,並將我們在這裡結成的友誼,持續到永遠。』
她頓了頓,又說道:『我們為這些人的感恩而深深感動,在那麼多戰死的人中,雖然我們只紀念這一個人,但是他對我們所有人都意義非凡,我們知道他為了什麼而死,為了什麼而生,我們感謝你,感謝你今天把我們帶到這裡,感謝你在這裡點燃的愛,並保佑這愛永生永世。阿門。』
在沈默了60年後,照片中那個年輕英俊的軍人,終於等到了他的女兒們。
把梅姆瑞少校的女兒們送回國之後,完成了心願的攝制組一行人,又來到了騰衝國殤墓園。
他們沿著長長的山道,走到山頂的遠征軍攻克騰衝陣亡將士紀念塔前,拿出自帶的白酒,往塔前倒了半瓶。隨後,每個人都跪下,在塔前恭敬地磕了個頭。
在紀念塔周圍的山坡上,9000多塊墓碑環繞、縱列。最底下的是一等兵、二等兵,最上面的是中尉、上尉,四周還有校官、將官的合碑。四周一片靜寂,他們像生前一樣,成班、連、營、團、師布陣,保持著向山頂衝鋒的陣型。
這些用騰衝火山岩制成的碑石,被風雨剝蝕,青苔滋生,已經字跡模糊。鄧康延撫摸著一塊塊碑,淚水突然溢出來。
梅姆瑞少校已經找到了,可這些墓碑下,埋葬的是我們自己的同胞,它們背後的故事,又有誰會知道?
曾有許多人問過鄧康延:『為什麼那麼多中國遠征軍將士背後的故事,你們不去找,卻去找一個美國人?』
鄧康延的回答很簡單:『我會的,我會繼續尋找。』如今,他在深圳組建了一家紀錄片機構,正在制作《尋找少校》的兄弟篇《發現少校》,講述一個92歲的中國遠征軍軍官的往事悲歡。章東磐等許多朋友,則一如既往地參與其中。
『我一直相信,即使是那些已經死去的遠征軍,當我們找他們時,他們也在找我們。』鄧康延說,『他們其實離我們很近,只要我們有一顆對歷史有良知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