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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名校扶貧斗富
許多美國人都明白,關鍵還是要孩子讀書好。讀書好就可以上名牌。越是名牌、學費越貴,獎學金就越多,需要的貸款越少,家庭的投入越少。進名校常常意味著享受免費教育,而且即使因為家境好些,需要自己支付一部分費用,常常也就花幾千塊,很少超過自己家庭收入的1/10。
美國各大名校之間的競爭這幾年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其中大家拼得最凶的一個領域,就是看誰給貧困生提供的條件最優越。也就是說,大家通過扶貧來斗富。
美國名校的財政實力,主要看其所擁有的捐贈基金。在這方面,以2004年財政年度的數據計,哈佛、耶魯分列第一、第二位,捐贈基金各有225億和127億多美元。但實際上,捐贈基金不足100億、排名第三的普林斯頓是最富的。因為普林斯頓規模小,平均每個學生擁有的捐贈基金就成了各名校中最高的,學校在每個學生人頭上就更花得起錢。所以,1998年,普林斯頓宣布,凡是家庭收入46500美元以下的學生,其貸款將全部用獎學金替代。美國給學生提供的教育財政資助常常是獎學金和貸款混合。獎學金不用償還,但貸款是需要償還的。不過貸款從利率到償還期都非常優厚。用部分貸款上名校,本是一個回報甚厚的投資。但人們很快發現,來自貧困家庭的孩子,因為受慣了窮,有心理問題,比起富家子弟來,他們特別怕負債。一聽說貸款上學,畢業後欠一兩萬塊的債,他們就可能在名校面前止步。畢竟,讓一個貧民窟出身的孩子想象自己4年後在華爾街掙6位數年薪的情景是非常困難的。普林斯頓這一招,就是打消貧困生負債的顧慮,把最優秀的學生搶到手。2001年,普林斯頓索性把這一政策擴張覆蓋到所有學生:只要你需要並有資格獲得財政資助,你拿到的就全是獎學金。貸款上學在普林斯頓從此消失。
普林斯頓連出兩張硬牌,等於逼著其競爭對手跟牌。但是,普林斯頓的錢太多,手面太大,其他學校跟不起。等到2004年哈佛大學纔宣布,凡年收入在4萬美元以下的家庭,教育費用全免。這張牌比普林斯頓的牌還是軟得多。因為普林斯頓的計劃等於給所有需要資助的學生提供免費教育,其中有些學生的家庭年收入遠遠高出4萬美元。哈佛這張牌,其他學校倒跟得起。2004年,布朗宣布以1億美元將135名學生的貸款替換成獎學金。2005年,耶魯宣布家庭年收入低於4?5萬美元的學生,教育費用全免。斯坦福在2006年3月宣布了同樣的政策。幾天後,賓夕法尼亞宣布家庭收入5萬美元以下的學生,其貸款將全部用獎學金替換。
大家拼來拼去,還是沒有人能挑戰普林斯頓,但是全都能和哈佛叫板。因為那幾個學校已經把免費教育的基准,從哈佛的家庭年收入4萬以下,提高到4?5萬甚至5萬以下。這就把世界第一名校逼到了牆角裡。結果,2006年3月30日,哈佛大學宣布,其學生家庭年收入6萬美元以下的,教育費用全免。
這裡有幾點必須澄清。第一,教育費用全免,並非一切都是無償的。學校可以給學生安排一些校內工作,其收入可以作為獎學金的一部分。不過,學生的校內工作有嚴格的時間限制,必須保證不影響學生的學習。事實上,大部分工作非常輕松。許多學生可以在工作崗位上看書。第二,所謂教育經費,不僅僅指學費,而且包括住宿、伙食、學習用品等所有正當教育費用。這些費用加起來,一年可達四五萬美元。那些家庭收入超過6萬美元的學生,有許多也不可能負擔得起這樣的費用,他們一般都根據收入水平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資助,只不過不是免費上大學而已。
更重要的是,哈佛最近的決定,以及普林斯頓2001年給所有需要資助的學生獎學金的做法,突破了扶貧的范圍。美國平均家庭年收入為5萬美元上下。年收入6萬美元,已經屬於中產階級,很難算是貧困戶。最近十幾年,中產階級一直在抱怨,百萬富翁們上學花錢不在乎,窮人上學有人給埋單,唯獨中產階級需要承擔相當的教育費用,養一個大學生最難。哈佛、普林斯頓這樣的做法,等於給中產階級傳達了一個信息:我們絕不會忽視你們的利益。實際上,許多年收入超過10萬美元的家庭,孩子上大學照樣拿獎學金。
許多美國人都明白,關鍵還是要孩子讀書好。讀書好就可以上名牌。越是名牌、學費越貴,獎學金就越多,需要的貸款越少,家庭的投入越少。進名校常常意味著享受免費教育,而且即使因為家境好些,需要自己支付一部分費用,常常也就花幾千塊,很少超過自己家庭收入的1/10。
當然,哈佛最近的行為,不過是大學爭奪貧困生和下層中產階級的『軍備競賽』的一個小段落。大家日後還會層層加碼。名校通過扶貧來斗富的好戲,也許還在後面。
大學要培養未來的領導階層??寄宿學院與中國對『世界一流大學』的誤解
學生通過集中住宿,培養共同的社會理想、公共責任、獻身精神和未來領袖之間的凝聚力。這種寄宿學院制,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早已經脫離了當初造就盎格魯-撒克遜的統治階層的狹隘目標,越來越強調多種族、多階層的聚合。但是,盡管受教育者的范圍早已今非昔比、越來越多元化,寄宿制培養未來社會領袖的基本目標並沒有改變。以大歷史的目光看,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統治世界二百多年,至今仍然主宰美國的政治,還沒有退出其全球領導地位的跡象,最多不過是把其統治集團的基盤擴大而已。這樣的成就,和其教育能夠成功地塑造一代又一代優秀的統治階層不無關系。
中國不久前掀起的『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運動,似乎名聲不好,現在很少有人提了。但是,對這一運動所提出的一些誤導性的概念,卻很少有人清算。實際上,現在中國的大學,特別是享受巨大的國家撥款的『一流大學』,還在按照這些似是而非的概念經營。
人們也許還記得,這場運動的許多倡導者和評論家們,把『一流大學』等同於『研究性大學』,並美其名曰『美國模式』。甚至有人說,衡量一個大學的水平,主要是看其博士課程的質量。說這些話的人,不少是在國外的『一流大學』受過訓練的權威人士。雖然他們蒙昧於美國大學的歷史及其人文傳統,由於他們的『牌子』響亮,公眾對他們的話往往不加懷疑、不作分析。結果大家普遍相信:中國的大學要辦成一流,就要向研究性大學的方向發展,把重心放在博士生的培養上。
與此相關的另一個故事是,2005年教育部宣布取消大學生校外租房的禁令,引起一陣歡呼。但對於大學生住校的意義,卻很少有人討論。我幾乎成了唯一的一個例外。看來公眾乃至教育界人士,對美國大學的另一個傳統沒有足夠地注意,或者完全無知。簡單地說,研究性大學19世紀末在美國發軔,雖然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也引起了激烈的批評。20世紀初開始的本科生寄宿學院制,在某種意義上是對這種研究性大學的一個反駁,代表的是傳統的盎格魯-撒克遜的人文主義教育精神。只有將研究性大學和本科生寄宿學院制所代表的傳統綜合考查,分析兩者的衝突與交融,纔能理解美國大學的精神與成就,纔能為我們的大學改革提供一個有效的參照。
19世紀美國建設研究性大學的潮流,基本上是模仿德國的大學模式。20世紀初開始的本科生寄宿學院制,則是遵循英國的傳統,特別是牛津和劍橋的傳統。當時德國的大學具有世界一流的研究水平,激發了美國建設研究性大學的運動。但是,從文化源流上講,美國與英國同屬盎格魯-撒克遜的文化傳統,英國對美國的影響遠遠超出了德國。所以,20世紀初美國開始以劍橋特別是牛津為范本,建設本科生寄宿學院,以制衡研究性大學給高等教育帶來的負面影響,也就毫不奇怪了。
在1860年到1910年間,美國的高等教育處於德國的影響之下。一批受德國大學訓練和影響的教育家,掀起了建設研究性大學的運動,並且得到了許多財團的資助,碩果甚豐。1876年,當以研究為導向的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成立時,美國的研究性大學還處於雛形。但到了1880年,形勢大轉。哈佛大學首先給其教授半薪的學術休假。在高等教育界,要求給教授休假進行學術研究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到20世紀90年代,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院蓬勃發展,本土博士的產量大增。到了世紀之交,在大學找個教職沒有博士學位幾乎不可能。1901年,耶魯宣布把研究成果和在全國的學術聲譽作為評定教授的標准。斯坦福大學甚至把教授的研究成果在年度報告中公布。到了1910年,大學的目標被定義為創造知識、培養具體領域的高級專家。過去的通纔教育,以及那種對心靈、智慧、品格的全面培養,似乎已經變得過時了。
這一發展,引起了教育界許多人士的反對。在他們看來,重視研究的負面結果是本科生教育受到忽視。研究院過分龐大,在大學中已經喧賓奪主。強調研究性,大學逐漸圍繞著系來經營;教授一心做研究,把教學看做一個負擔,不投入熱情。更重要的是,學校規模的擴大,使師生的關系更加疏遠,學生得不到必要的人生指導,只是學了一些具體的技藝,有知無德,難以承擔領導社會之重任。所以,他們強調:大學的目的,不僅是傳授專業知識,更重要的是『教育一個完整的人』(educating the whole man)。研究性大學正在腐蝕大學傳統的人文價值。
在這一反對派中,有幾位重量級選手特別值得一提。一個是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他先是在普林斯頓當教授,在1902年到1910年間出任普林斯頓的校長,後來當了新澤西的州長,並於1912年當選美國總統,又於1916年連任,是美國歷史上罕見的『學而優則仕』的總統。他提出,大學的重要性不僅僅在於學,更在於『學的精神』。對於學生的個人發展而言,重要的是一個『完整的大學生活』(the totality of college life),而非僅僅是課堂教學。學生和老師課外的交流,和正式的教學一樣重要。教師除了要對學術作出貢獻外,還要和學生分享自己的生活經驗。一句話,大學應該是一個使學生能夠安居的『心靈的花園』(a garden of the mind)。
不過,威爾遜在普林斯頓校長的任上僅待了8年。1906年,他試圖把普林斯頓本科生的餐飲俱樂部改革成住校制的本科生學院,引起校友的反對,未能成功,但由此贏得了改革者的名聲,為將來從政掙來了政治資本。1902年,芝加哥大學校長威廉•雷尼•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er)提出把芝加哥大學的本科生學院分為8個學院(quadrangle),師生共居。但他1905年去世,壯志未酬。
這裡最值得一提的,還是哈佛的努力。早在19世紀90年代中期,一些哈佛的教授就提出把本科教育重新組合成幾個小的本科生學院的建議,但以校長查爾斯•艾略特為首的校方未予理睬。艾略特可以說是哈佛歷史上影響最大的校長,從1869年到1909年主政40年,正逢美國大學向研究性大學轉型的關鍵時期。他屬於當時美國的統治集團(盎格魯-撒克遜白種清教徒)中的權貴。不過在思想上,他是這個集團中最自由派的一翼。面對當時的移民狂潮和急劇城市化的進程,他主張哈佛要向全社會開放,從各個階層吸收有纔乾的青年,而不是只為盎格魯-撒克遜白種清教徒這一小統治集團服務。他聲稱:『最窮的學生和最富的學生同樣受歡迎。』為了使窮困的優秀學生能進哈佛,他用獎學金制度,使哈佛的學生群體比起耶魯、普林斯頓來更加多元化。他還推行了自由選課制,要求提高學校的學術品位,要把哈佛從一個富家子弟鍍金的地方變成一個嚴肅的學府。他甚至要取消橄欖球比賽,因為這種運動太野蠻,而且橄欖球運動員一般功課都不好。在他任上,在常青藤三巨頭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中,哈佛成了最向平民百姓開放的學校。許多公立學校出身的孩子,特別是猶太人,靠著自己的功課好擠進這個上流社會的預備班。同時,哈佛也越來越向研究性大學轉型。
不過,向社會開放的另一結果是:一些平民子弟和富家子弟在一起讀書,使校內的貧富分化變得格外刺眼。當時的學生,基本住在兩個地方。來自貴族寄宿學校的富家子弟,住在芒特奧本街(Mount Auburn Street)上號稱『金岸』(Gold Coast)的豪宅中。公立學校出身的平民學生,擠在哈佛院(Harvard Yard)中寒酸的宿捨裡,有的甚至沒有暖氣和自來水。艾略特雖然將校門向平民百姓打開,對校內的貧富隔離卻不上心。
艾略特的一系列措施,引起了保守派的強烈反對。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恩迪科特•皮博迪(Endicott Peabody)和A.勞倫斯•洛厄爾(A.Lawrence Lowell)。他們強調教育中的盎格魯-撒克遜的傳統,即對學生品格的培養。19世紀末大量歐洲移民進入美國,衝淡了盎格魯-撒克遜在美國的種族優勢。到了20世紀初,反移民的浪潮席卷美國。在大學中,捍衛盎格魯-撒克遜的文化認同,也成為保守派的首要任務。面對大學的德國化,許多人開始從英國的傳統中尋找源泉,來重塑美國的大學精神。
皮博迪在這方面無疑是領軍人物。他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對美國教育界的影響,幾乎與艾略特不相上下。他年輕時到英國著名的寄宿學校切爾騰納姆公學(Cheltenham College)讀書,後進入劍橋大學的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學習,對英國的寄宿制教育格外心儀。回國後於1884年在波士頓郊外40多英裡的地方建立了一個叫『格羅頓』(Groton)的寄宿學校,自任校長。除了格羅頓外,在1883年到1903年間,另有6所著名的精英寄宿學校成立:勞倫斯維爾(Lawrenceville,1883),霍奇基斯(Hotchkiss,1892),喬特(Choate,1896),聖喬治(St.George」s,1896),米德爾塞克斯(Middlesex,1901),肯特(Kent,1906)。這七大寄宿學校,成為塑造盎格魯-撒克遜統治集團的文化品格的大本營。其中以格羅頓最為精英。其畢業生不僅是哈佛的骨乾,而且進入美國社會各界的領導階層。比如後來當了總統的富蘭克林•羅斯福和他的閣僚、後來成為國務卿的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全是格羅頓出身。羅斯福一生都把皮博迪視為自己的精神導師。
19世紀末,當皮博迪通過格羅頓把英國的寄宿制教育變成美國教育界的樣板時,英國寄宿制的公學畢業生進入牛津、劍橋,強化了那裡的寄宿學院已經有的文化共同體的精神氛圍。大學住校的經驗,成為大學教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牛津、劍橋的學院制施行師生共宿,教授和學生常常有一對一的授課;學生通過體育競賽、共同的飲食起居,培養對學院這一共同體的認同。在許多美國人看來,這些都是培養學生的品格的必要手段。當時的著名記者埃德溫•斯洛森(Edwin Slosson)嚴厲抨擊德國化的研究型學者使師生之間形同路人,使美國大學失去了牛津、劍橋所代表的盎格魯-撒克遜的文化精神。他認為,每一個大學生,在學期間要有至少一個教授作為他的密友。這個教授不僅了解他的學術訓練和進程,而且知道他的家庭條件、他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他所追求的目標,以及他的能力和不足。不過,這樣的呼聲一直被強調大學的研究性、知識的創造性的壓倒性訴求所淹沒。
1906年,艾略特從哈佛校長的位置上退休,盡管他有自己看中的繼任者,但最後成為哈佛校長的,是異常保守的洛厄爾。皮博迪對此異常振奮,希望艾略特的離任給哈佛帶來新的精神氛圍。
洛厄爾也出身於盎格魯-撒克遜的豪門,是優秀的法學家。他對滾滾而至的移民,特別是從東歐等地而來的移民痛心疾首,認為美國的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傳統受到了威脅。他認為任何成功的民主,都是建立在種族、文化的同質性的基礎之上。因此,在教育上,他信奉皮博迪的盎格魯-撒克遜的理想,認為大學的目標是培養『全面的人格』(a well-rounded manhood),使學生在身體、靈魂和思想上都達到完美的境地。他引用亞裡士多德的話說:『帝國的命運決定於年輕人的教育。』因此大學培養的精英必須在知識和社會層面都有強烈的凝聚力。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纔能在於他們高度的自治的能力。這是其優越的政治傳統之精華。當時牛津、劍橋還沒有授予博士學位,在知識的創造上也處於相對落後的狀態。這些對洛厄爾來說都無關緊要。對他來說最為重要的是:牛津和劍橋培養的學生受過廣泛通纔訓練,社會技能純熟,能夠充當社會的領袖。
也正是基於這樣的理念,他認為哈佛當時把研究院、職業學院擺在本科教育之上的傾向必須扭轉。他對當時校內貧富學生隔離的居住狀態深惡痛絕。當時『金岸』地區和哈佛院地區學生的隔離,已經超出了貧富的層面。因為『金岸』是盎格魯-撒克遜白種清教徒富家子弟的天下,哈佛院則大多被貧窮的猶太學生佔據,有一個宿捨竟被稱為『小耶路撒冷』。這就破壞了學生之間文化的凝聚力。洛厄爾在1902年就以一個教授的身份給校長艾略特寫信,稱這樣的貧富隔離會破壞哈佛的核心價值,使學生喪失基於平等的校園生活的民主感情,把那些富家子弟腐化為勢利小人。為改變這一局面,他當校長後於1914年領導建設了4所本科新生宿捨,並在1931年到1932年間,終於建立了哈佛的住校系統(Harvard」s residential house system)。他深信,這樣的宿捨系統將把來自不同階層、地區的學生融合在一起,培養他們之間的親和力。
在哈佛建立新的本科新生宿捨後,其他學校也紛紛效法。在20世紀20年代,耶魯逐漸發展出自己的本科生寄宿學院系統,加州的波莫納學院(Pomona College),也建立了本科生學院制。不過在20世紀40年代和20世紀50年代,本科生學院並無長足發展。但到了20世紀60年代,有44所本科生學院創立。最大規模的是加州大學聖克魯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Cruz),用住校的學院作為基本的大學組織單位。牛津、劍橋的本科生寄宿學院制,再次成為美國大學發展的樣板。
自19世紀末以來,美國大學急劇擴張。從1870年到1940年,美國人口增長了3倍,但大學生人數增長了30倍。1900年,美國有977所大學,不到24萬學生。1920年,大學數量達到1041所,學生人數將近60萬。到1940年,有140萬學生在1708所大學讀書。『二戰』後,由於『退伍軍人法案』的實施,許多本來沒有錢接受高等教育的普通退伍兵獲得了免費上大學的機會,刺激了大學的擴張。到了1964年,嬰兒潮的前鋒到了讀大學的年齡,結果有530萬大學生在校就讀。這也怪不得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校園政治在美國有那麼大的影響。
大學的這種擴張,一是因為科技的發達,一是因為人口的增長和教育的普及。因此研究性大學和本科生寄宿學院制大學,成為塑造美國大學發展的兩種重要理念。如《經濟學人》在其『世界大學概覽』中指出的,美國大學的優異在於其沒有一個系統。因此,我們很難用一兩個概念概括美國高等教育的成就和經驗。不過,以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為代表的精英大學,普遍采取住校制。以耶魯為例,所有本科生被分配在12個學院中。這樣每個學院就成了幾百個學生同吃、同住、同學的小世界,有利於學生之間的互動。大學本科的頭兩年都要在寄宿學院度過。而大部分學生,整個4年都在學院中住宿。每個學院有一個住院的院長,叫『Master』。另外有若乾住院的教授。許多教授的辦公室,也不在本系,而在學院中。另外,各學院還安排『學院討論班』,下午和晚間在學院舉行,每班最多18人,寫作討論班則限制在15人。
學院甚至還專門設有英文輔導老師。學生寫讀書報告時對自己的英文沒有把握,可以向這些輔導老師尋求幫助。各學院裡,餐廳、健身房、教室、圖書館,樣樣設施俱全。總之,這樣的學院遠遠超出大學宿捨的范疇,旨在為學生的知識、人格的發展提供一個全面的環境。畢業後素不相識的耶魯校友如果碰面,大家第一句話常常就是:『你是哪個學院的?』如果碰巧是一個學院出身,就更是親上加親。一位在另一個小本科生學院威廉斯畢業的朋友告訴我:『我在那裡碰到我後來的丈夫,度過了一生最好的時光。這是學校所希望的:學院塑造了你的一生。以後不管你活多久、走多遠,學院永遠是你的家。你對之有終生的忠誠。』
研究性大學和寄宿制學院,作為來源於德國和英國的兩種不同的傳統,共同塑造著19世紀末以來美國大學的發展。兩者有互補性,也有衝突。在這種互補和衝突中,維持著大學教育的平衡發展。19世紀末以來,德國的高等教育在研究方面領先於世,以哥廷根大學為代表的德國大學,吸引著歐美各國的學子,挑戰著牛津、劍橋的古典教育傳統。有許多批評家??包括亞當•斯密和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指出,牛津、劍橋食古不化,似乎大學教育就是培養紳士,片面注重道德、品格、行為舉止的訓練,課程太窄,跟不上現實和科學技術的發展。甚至有人進一步推演:牛津、劍橋孕育的這種『紳士帝國主義』,使英國的精英缺乏實際技能,結果到了20世紀,英國被德國全面趕超。這樣的紳士教育,導致了大英帝國的衰落。
但是,捍衛牛津、劍橋所代表的盎格魯-撒克遜傳統的人指出,德國大學過分專業化,培養的是專門人纔,卻不是完整的人。20世紀德國發動了兩次世界大戰,全部失敗,而且有對猶太人進行種族大屠殺這樣的惡行。人們常常感嘆:德國人作為個體而言,纔乾出群,只要你看看近代德國培養的思想家、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就不能不驚嘆德意志民族的創造力。但是,德國作為一個整體而言,表現一再令人失望。德意志民族缺乏盎格魯-撒克遜民族那種自治的政治傳統和天賦,頻頻走火入魔,把自己的纔乾變成破壞性的力量。這一現實,和其教育不無關系。相對而言,牛津、劍橋的傳統培養的優秀公民和領袖,在關鍵時刻能夠挺身而出,挽狂瀾於即倒,奠定了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對世界的統治。甚至有人制造了英式教育的神話,認為當年的滑鐵盧戰役,就是那些在伊頓公學的運動場上訓練出來的子弟打贏的。
其實,要解釋這一盎格魯-撒克遜傳統,僅僅討論牛津、劍橋是遠遠不夠的。寄宿制的教育,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臘的城邦。在斯巴達,所有公民都要在儉朴的共同居室中長大。柏拉圖在《理想國》中特別強調,為培養城邦的統治階層,即城邦的守護人,必須讓他們集體在公共居室長大,甚至不能有私有財產,這樣纔能培養他們獻身於公共事務的美德。實際上,皮博迪在設計格羅頓時,就特別參考斯巴達的原則。在這個美國頭號貴族學校中,孩子們必須寄宿在窄小、荒禿、毫無隱私可言的小隔間中。淋浴必須是冷水。每周的零花錢最多為25美分,其中的5美分還必須捐獻給星期天的宗教活動。所有孩子都必須進行嚴格的體育訓練。在皮博迪看來,這種斯巴達式的貧困、嚴酷的教育,培養孩子對集體的忠誠和獻身精神,使他們有高度的公共責任感、堅韌不拔的意志和忍受痛苦的超常能力,在關鍵時刻堪當大任。這也難怪,1940年納粹佔領了法國時,當時已經當了美國總統的格羅頓畢業生羅斯福,充滿敬畏之情地給自己的老校長皮博迪寫信:『40多年前,你向我們談起如何不要在長大成人後忘記男孩子時期的理想。這些格羅頓的理想,這些被你所教導的理想,我將努力永遠不忘。你的話依然留在我心中,也留在幾百位「我們這些男孩子」的心中。』其實何止是羅斯福和格羅頓子弟,面臨嚴峻的歷史挑戰,許多寄宿學校訓練出來的富家子弟,如肯尼迪兄弟、老布什等,二話不說就慷慨出征,有的壯烈戰死,活下來的許多人成為國家的領袖。
大學的寄宿制,實際上正是遵循這樣的傳統。學生通過集中住宿,培養共同的社會理想、公共責任、獻身精神和未來領袖之間的凝聚力。這種寄宿學院制,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早已經脫離了當初造就盎格魯-撒克遜的統治階層的狹隘目標,越來越強調多種族、多階層的聚合。但是,盡管受教育者的范圍早已今非昔比、越來越多元化,寄宿制培養未來社會領袖的基本目標並沒有改變。以大歷史的目光看,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統治世界二百多年,至今仍然主宰美國的政治,還沒有退出其全球領導地位的跡象,最多不過是把其統治集團的基盤擴大而已。這樣的成就,和其教育能夠成功地塑造一代又一代優秀的統治階層不無關系。
我們片面強調研究性大學,忽視了寄宿學院制度,這不僅大大扭曲了美國大學的面貌和經驗,而且對中國大學的發展有著極其有害的影響。當我們模仿這樣一個被扭曲的樣板時,大學就會片面耗資投入研究,置學生的教育而不顧。或者一味培養專家,忽視了培養未來社會領袖的責任,使得我們沒有足夠的人纔來應付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巨變。實際上,中國的本科教育,比起博士教育來,更需要徹底的變革。像北大這樣的精英大學,應該把目前的宿捨改造成師生共居、教育與生活混合的寄宿學院,免費或以低收費供大一大二的學生居住。在這兩年中,大學的教育應該打破以系為中心的專業制,改成以學院為中心的通纔教育,讓學生在心靈、知識和身體上全面發展。只有那些具有強烈的公共責任、對社會的獻身精神,富於遠見,懷抱著高尚的道德目標和勇氣的人,纔能在沒有前人經驗可循的條件下,領導未來的中國完成偉大的轉型。寄宿學院制,為培養這樣的品性提供了有益的環境。在一個有『富不過三代』警世格言的國度,在高度的經濟增長和前所未有的財富面前,我們的大學,更應該把培養未來領袖階層的品格作為自己責無旁貸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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