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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1842-2010》作者:劉香成凱倫?史密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0年4月版
攝影師劉香成
英國策展人凱倫?史密斯
上海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幾個能讓每個人都會對其有自己看法的城市???即便僅僅是想象。她的浪漫堪比巴黎;特定時代風格的建築似有倫敦郊外的影子,又有歐洲裝飾藝術的風格。高樓聳立的未來城市景觀,令人聯想紐約和芝加哥,上海散發著無法掩飾的魅力。《上海:1842-2010》通過珍貴的歷史照片,講述現代上海的形成,歷史影像引導我們觸摸過去,但過去經常只是一些破碎的片段。
劉香成已經忽略了自己的很多身份:曾經的美聯社攝影記者、迄今惟一獲得普利策新聞獎的華人、成功的媒體集團管理者……現在,他只是2010年上海世博會企業聯合館的策展人,以及一本沈重畫冊的編者。《上海1842-2010:一座偉大城市的肖像》是他在中國內地出版的第二本書。等待,需要的不僅是耐心,還有幸運???他好像從未缺席這個國家的偉大瞬間。現在,我們請來這本書的另一位合作編者凱倫?史密斯女士,與劉香成一起談論上海。
開端
從鴉片戰爭開始
新京報:做這本書最初的想法是怎麼來的?
劉香成:上海世博會申辦成功後,主辦方就找到我,說除了政府主導的中國館建設之外,還准備由幾十家企業聯合起來再做一個館,邀請我和凱倫做這個企業館的策展人。主辦方希望企業館裡能夠實現良好的公眾互動,於是我先做了個網站,按照十個不同的主題,請各地的攝影師上傳有關上海的圖片。這些圖片數量很多,也非常有意思。慢慢我發現,似乎應該做一本書了。
凱倫?史密斯:我們知道很多人會去看世博會,但是仍有更多的人無法親臨現場,如果有一本書來承載這個使命,就可以讓大家更好地了解上海。
劉香成:在這個工作中,我們獲得了許多極好的資源和幫助,比如上海檔案館、上海圖書館,大量珍貴的歷史資料,通常情況下是很難看到的。在書的最後可以找到名字的圖片作者有89位,一些更老的圖片甚至根本無法查證作者。
新京報:你有什麼驚喜的發現嗎?
劉香成:在怡和洋行倫敦總部,我得以進入他們的檔案室尋找資料,當我挑選了一些圖片後,在某個擺放文具的房間裡突然發現牆上有一張銅版畫:那是1842年的一艘軍艦上,許多英國人在場,中間坐著清政府的代表,所有人都面帶笑容。後來我知道,那是簽訂《南京條約》的現場。看到這幅畫的時候我就決定,把它放到這本書的開頭。我們用影像復述上海,就從鴉片戰爭開始。
夢幻
上海是中國的縮影
新京報:為什麼選擇這樣一個開頭?
劉香成:上海就是外國人看中國的一扇窗口。為了編這本書,我和凱倫查閱一百多年的歷史,研究外國人如何看中國。結果發現,因為上海是最早開放的城市之一???我們暫且不談這種開放是被迫還是自願,事實上上海成為了中國的縮影,寄托了外國人對中國的很多幻想。
凱倫?史密斯:長久以來我們固執地認為,上海是『冒險家的樂園』,是一個很浪漫、很瘋狂的地方。好像上海人的生活就是不斷在開派對,一直在玩???這個印象根深蒂固,以至於我們看到圖片構築的真實歷史,感到不可思議:我們並沒有看到多少燈紅酒綠的照片。選進書裡的只有一張照片是人們在跳舞。
新京報:我注意到餘秋雨為這本書寫的序言,他梳理上海的歷史,歸納起來就是一個詞:『開埠』。
劉香成:是的,最近十多年,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大幅上昇,中國人獲得了空前的自信,慢慢能夠平淡地、客觀地回想從1842年到今天,西方國家在上海做了些什麼事情,有壞事,也有好事。比如最早的自來水、最初的城市規劃、最新的有軌電車等等。『開埠』是早年上海現代化轉型的重要步驟。
記憶
歷史的另一面
新京報:比起親自去拍攝照片,編輯一本攝影集的工作量可能更大,也更困難,你選擇照片的標准是什麼?
劉香成:不同時代,不同的人,頭腦中會有不同版本的上海。我想起1976年第一次到上海的見聞,那是5月份,我住在南京路的國際飯店,聽到樓下敲鑼打鼓。一看,很多人聚集在人民廣場,過去叫跑馬廳的地方,高喊口號,並且把『鄧』字反過來貼在牆上。那是第三次批鄧,現在想起來,是鄧小平後來推進經濟改革,纔有了今天的上海。但是1976年,無人預知他的命運,也無人預知上海這座城市的命運。
錦江俱樂部也是在1976年剛剛恢復,我記得那些從『文革』中僥幸活下來的老師傅,還會做法國的牛尾湯,不過要吃甜餅的話,我們需要自己帶甜酒去讓師傅制作。老上海的洋氣,像慢慢復蘇的傳統,這個復蘇的過程在我腦海裡留下感性的印象。
到了1977年,上海人開始流行拍婚紗照,不過人們為了省錢,只租用一套婚紗的上半身。這看上去有點好笑,因為那時候婚紗攝影只能拍到肩部以上。現在我挑選圖片的時候,這些記憶都會復活,我就是考慮圖片本身有沒有幫助人們去理解上海的變化。
凱倫?史密斯:我是1990年到上海的,大概1994年到1996年前後,上海開始形成了小小的藝術圈子,藝術家還是比較前衛的群體。我在許多影像中發覺,在此之前,也就是從上世紀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中期,上海老百姓的生活沒有什麼明顯的變化。舉例來說,我前幾天剛看到馬克?呂布的展覽,有一張他拍攝於1983年的照片,是在外灘,一個母親領著她的孩子。這個母親穿高跟鞋和絲襪,身上只有一件毛衣,長度恰好包住屁股,然後腿上就是光光的。這身裝束今天依然算是時髦,但那是1983年,上海人就這麼穿。
新京報:為什麼過去很少有人向世界講述上海的另一面?
凱倫?史密斯:很多外國人根本不願意看到另一面。我看到莫斯科一位外交官寫的書,大約在1937年到1940年這段歷史,他批評很多傳教士在上海的生活很奢華,花很多錢修建漂亮的教堂和住宅。那本書寫得很諷刺,說這些人回到自己的國家總是在騙人捐錢,理由是:『你們如果不給我錢,我怎麼去幫助可憐的中國人?』
劉香成:我也看了這本書,最感到吃驚的是,有一個可能不夠嚴謹的計算,說自從利瑪竇來到中國,一直到1900年,三百多年時間裡西方教會在中國發展的信徒人數,與他們傳教所投入的資金相差巨大,平均每發展一個中國人信教,要花掉十萬美元。
凱倫?史密斯:那是相當昂貴的成本。不過這種書,在西方也屬於『政治不正確』。我向許多人找關於上海的書,他們要麼說不知道,要麼說『那些書講得不對』。我們現在這本書,如果放在以前,即使西方國家大概也不能出版。因為去過上海的英國人和法國人雖然不多,卻基本掌握了西方世界的話語權。
成長
震撼世界的速度
新京報:除了縱向追溯上海的歷史,今天有世博會這個契機,我們還可以橫向比較,上海相對於中國其他城市的特色是什麼?
劉香成:上海最初是一個爛灘,去那裡開發爛灘的很多是廣東人,以及蘇北比較窮的地方,還有安徽、浙江的人。不過上海人從來不會說這些,他們以身為今天的上海人而驕傲。
我們知道過去,纔能夠想象將來。說白了,上海今天的意義在於,中國人希望全中國每座城市都變成上海,所有城市都在追趕上海的發展速度,就是有這種願望。我為了給這本書找個合適的結尾,就拍了兩個女人開著跑車飛馳在街上,遠處是浦東的高樓大廈。當時我坐在她們的車後座上,好難搞,1/8秒的快門,還要有足夠的景深。最後出來這張照片,是比較容易理解的『上海速度』。
新京報:你拍尼克松訪華的那張照片也很有趣。
劉香成:1982年我陪著尼克松從杭州坐專列回上海,因為中美上海《聯合公報》是在杭州談判,又回到上海來簽署的。那天在專列上他心情卻特別好,他知道自己打開了中國的門,這將是他一生中最偉大的成就。他提著一籃子青島啤酒,像乘務員一樣給大家發放。你看到照片左下角那個人,是李肇星,當時他在外交部新聞司任職。李肇星回頭提醒了我一下:『你的相機在哪裡?』
我立刻拍下了這個場景。到上海參加晚宴之前,我在酒店裡洗出照片,發完稿,覺得這張挺有意思,就多洗了一張送給尼克松。他問:『你還有沒有?』我說:『等一等,我再洗一張。』他就在其中一張上簽名,又送還給我。
新京報:從攝影家的角度來看,你的上一本書《中國》到現在這本《上海》,視角有什麼變化?
劉香成:從一個龐大國家,到聚焦一座城市,這樣來看是由大變小。但是《中國:1976-1983》離現在更近一點,只是60年前的中國,而且是中國人眼裡的中國。《上海:1842-2010》跨越三個世紀,這麼長的歲月留下的影像,不可能全部是中國人拍攝。從這個意義上說,又是由小變大。
你用文字講故事,而我用圖片。比如有一張1937年的家族合影,是上海絲綢大亨莫清的全家福,背景是他們家的房子。後來這家人搬去香港,上海的房子在1965年住進了一個叫姚文元的人,他在這裡寫了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
新京報:無論拍一個國家還是一座城市,你的照片都是從細節切入。
劉香成:中國文化的傳統是不重視細節,中國人喜歡跟你講大道理,好像不講大道理就不夠權威,不能說明問題一樣。中國攝影也有這個問題,要麼去拍皇帝,要麼去拍長城,去到哪裡都揀大的拍,忽略生活化的東西。因為中國人的習慣是自上而下,而西方人是自下而上。我想抓住中西方的這個交叉點,中國人一看就明白,西方人也可以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