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簡要內容:她的遭際,除了政治因素,還夾雜文壇是非,甚至可以追溯到民國年間,因此她纔在文代會的發言中痛斥『宗派主義』。1955 年作協黨組給中央的一個關於丁陳反黨集團的報告,我認為那是個小報告,應該撤回,還未撤回。 |
《生正逢時》
作者:屠岸
出版:三聯書店
1979年,第四次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召開,受到多年批判的作家丁玲在會上說:『給我們稍微地,留一條路。』這種帶著辛酸的卑微,被翻譯家屠岸先生記住了,在他最近出版的口述作品《生正逢時》中披露了出來。
《生正逢時》是屠岸先生的自傳,但書中最大看點,無疑是他親見的文人們在運動風浪裡的遭際,在被打擊和自相爭斗後的反思與懺悔。
就如丁玲,幾經沈浮,身居高位時做過中宣部文藝處處長,是作協副主席,一朝被打倒,就是『丁、陳反黨集團』的『首腦』,被下放到北大荒勞動,歷次運動都在劫難逃,直到『文革』後纔被平反。
她的遭際,除了政治因素,還夾雜文壇是非,甚至可以追溯到民國年間,因此她纔在文代會的發言中痛斥『宗派主義』。恩恩怨怨糾纏在一起,借政治的名義演化成了對身心的摧殘,淒風苦雨之後,當事人心中有懼,有懮,有憤怒,有無奈,在特殊年代壓抑良久,直到劫波過後纔能一吐為快。丁玲在會上洋洋灑灑數千言,盡管並未道盡心中所有塊壘,但已然宣泄很多。臺下眾人,有幾個不是『過來人』?在這樣的場合聽到這樣的言語,當然共鳴強烈,想必也因此纔給屠岸先生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丁玲只是書中一例。『文革』中田漢被造反派迫害喝尿,晚年周揚為『極左』造成的傷害而悔愧,嚴文井被發配掃廁所掏出『革命』者生下的死孩子……相信任一讀者都會為之憤懣、感慨、錯愕。屠岸自己頭上也『有陰霾』。1955年『胡風案』公布後,一直對胡風非常敬重的屠岸吃驚不小,無法承受巨變,從那時起就患上了抑郁癥。
屠岸說:『這一代知識分子所遭受的苦難和感到的困惑,是空前的。』從將近一百年前開始,他們屢屢試圖在國仇家難中左右中華命運,卻總是身不由己地、反被風雲左右。本報記者張?
【精彩書摘】
丁玲: 『給我們稍微地, 留一條路。』(節選) 這是丁玲11 月8 日上午的大會(注:1979年召開的第四次文代會)發言。我全記下來了,包括中間的插話,都很精彩。丁玲是這樣說的: …… 但我又覺得我們文藝界,渺茫得很,病得深。我從1927 年寫作到現在,一共五十二年。在國民黨時代,我坐了牢,我的書被禁止,從1933 年起被禁止。一直到全國解放,我的書纔見天日。 那麼在我們自己的國家,工農當主人的時代,我也坐了牢,坐了五年牢。許多讀者問我要書,我沒有書。國民黨說我的書是紅的,要禁止。那麼在我們自己的黨領導下的地方,我的書被禁,是白的? 年輕人對我說:『我不知道你是什麼人,只知道你是個壞蛋。前幾日報上登了你的名字,我知道你出來了,大赦出獄,戰犯也有大赦,當政協委員。直到《人民文學》登了你的《杜晚香》,我好奇,我看了,看了一遍,兩遍,三遍。我想,這樣愛人民、愛祖國的文章,能是右派寫的嗎?我的腦子裡纔徹底替你平了反!』我聽了很感動。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都是好人。在座的,百分之九十,在劫難逃,靠邊,下乾校。那麼1957 年、1958 年被打倒的人,是不是有壞人?那一天,李季同志講,作協劃的右派,都不是右派。但情況又不一樣。被『四人幫』打倒的人,人民認為他是香的。因為你不投靠『四人幫』。你這個人是香的。但是1957 年、1958 年被打倒的人,是臭的,因為是被我們自己人、被黨所打倒的,批倒批臭,所以盡管你現在發表文章,當了政協委員,人們仍然認為你是臭的。報告裡說:1957 年過去了,傷害了不應該傷害的人。 那麼,哪些人是該批而批重了的?我就懷疑,我是不是應該挨批,僅僅批得重了些的那種人?劉紹棠,我見到了對他的結論,說是批錯了。我比劉紹棠稍稍有一點名。還有艾青。是不是把我們的名字也提一提?這樣,不是我一個人,許多人會滿意。 我也得講點真話。人說你身體很好,我說很好很好。這裡面就有假話。許多年輕人說,不怕不怕,再被打成右派也不怕。那麼我就怕?有一個人,叫李之璉,他住在我樓上。他因為替我辯護,被打成右派。我該去看看他。我去黃山,看到有一對小夫婦,在那裡修行,那是最自私的人。我難道一點感觸都沒有?是個沒有靈魂的人?不。我也得來講點真話。我說,我總想搞清楚,我們文藝界吃了虧,不只我個人吃虧。我從二十幾歲到七十幾歲,我總想搞清楚,我們文藝界吃虧到底吃在什麼地方?孔羅蓀說,吃點封建的虧。我說具體些。他說,大姐,你別考我了。我說,再想想,我也想想。現在封建的東西還很多。相信菩薩。我從十五歲起就反封建,現在我七十五歲了,還要反封建。反什麼封建?反文藝界的宗派主義!如果不反掉這個東西,那麼團結,雙方如何如何……講得再好也不行。不戴帽子,還有其他巧妙的方法。我們可以『俱往矣』,但年輕人來日方長。 我們的文藝要在世界上起作用。我只看了幾個香港片,幾個美國片,說老實話,水平很低。我們的人喜歡看那種片子,我很難受。一個朋友,我問他現在日本文藝怎樣。我只知道小林多喜二。他說日本文藝不高。我說,《望鄉》不錯。他說,那是舊片子,是60 年代的,演員也死了。我說,蘇聯文學曾經趕上去過,現在蘇聯文藝我不了解。我們的年輕文藝有希望。但是,要挖根,刨根,要把這個東西去掉:宗派主義。 小集團不叫宗派主義。李何林講過多次了。我與李何林本不認識。有人說,李何林是好人,只是迂了一點。我也不知他迂在什麼地方。他說,20 年代就有宗派。幾個人熟,志趣相投,一起搞一點東西,文學研究會。這不叫宗派主義。幾個人可以搞個小讀書會。為什麼不可以?這就叫小集團?陳湧跑到馮雪峰那裡說,搞個同人刊物吧,就成了大罪。為什麼不可以?我曾跟艾青在東總布胡同講過,我們倆搞一個刊物好吧,要有特色的。我搞小說你搞詩。他說算了。也只有我們兩人知道。現在每個省都有月刊、期刊。如果你那刊物有特色,我可以照你的特色寫文章。你又沒有,那麼為什麼我一定要給你寫,不給他寫?你辦出特色來。所以我認為,可以自由一點,這不算宗派主義。20 年代末,創造社圍攻魯迅,魯迅脣槍舌劍,寫文章,那也不算什麼。憑文章來說服人。那時,只要《語絲》出版,我雖窮總是要買,還用五塊錢去入股。什麼時候這個派就成了個可怕的東西?一幫人。趙匡胤,開始出來,不要緊,後來當了皇帝,就不一樣了。江青講得最直爽:權,權,權,有了權就什麼都有了。在農村,兩個人講:有了什麼最好?一個說有了錢好。一個說,還是有了權好,有了權就有錢,就有一切。那麼是否任何人都想要權?不是。許多老作家是不要權的。我就不想要權。那年我對巴金同志講過:我愛一個人,不許我嫁他,而要我嫁給另一個人。我哭了。是說,我愛搞創作,不愛搞行政工作。那年我准備開完大會就回去。周揚同志跟我談話,要我留下來搞行政工作。他說得很誠懇,說:『現在許多人不願搞行政,沒有人搞,還是你來搞吧。』我到了中宣部文藝處。喬木同志跟我談話,說支持我搞創作,但要我搞一下行政。一搞搞了九年多,辦公桌也沒有。嚴文井同志可以證明。我去上班就在辦公桌旁邊站一會兒。但是,要知道有人喜歡來搞,他要這個東西,就要用這個東西。上次會上有人講,有大觀園裡弄權的人,你不願意,人家正願意。你要退,他要進,慢慢的,就形成了一種極可怕的東西。歷史上也就是如此。打小報告,天天放風。我在那裡寫文章,坐在被告席上,他卻在打小報告。人,要表裡一致。最討厭的是今天這樣講,明天那樣講。下次文代會我能否來講,不知道。我還來不來講一講?有人講,某某打報告,三言兩語,講人家的私生活,也是小報告。1955 年作協黨組給中央的一個關於丁陳反黨集團的報告,我認為那是個小報告,應該撤回,還未撤回。1957 年作協黨組擴大會上有人說,那報告上說經過了黨組的討論,而事實上沒有經過黨組討論。沒有經過黨組討論,怎麼能說是黨組的報告?中央批了,於是開全國性的會了。我不知道,我在寫小說。陳明參加了黨組會,知道情況,回家來。我說我寫了一篇小說,你看看。他說,你不要寫了,你去了解一下情況。有人說了,這個報告是殘酷斗爭,無情打擊。也有人說,主觀主義肯定有,宗派主義有沒有,可以討論。反正會上大部分人都信了,是右派。 我想,我們以後別再發生這類事情了。這是一個吧! 我講得太多了,有人在看表。 這時,有人鼓掌。有人說,希望你講下去! 丁玲接著講: 有人講到這個問題了,而且講得很好,很扼要。我只想補充你們的意見,講痛快一點。我傻一點,我就再說幾句傻話吧!再講一個例子,講派。一個外國記者,寫過一篇文章,說延安就有宗派,一派是魯藝,一派是文抗。說文抗派以我為頭子,還有艾青、蕭軍。那天艾青說他是獨立大隊。蕭軍,那是個英雄,他能以我為首?哼!魯藝有一派?我相信賀敬之不是一派。在延安時賀敬之就把詩給艾青看,艾青很欣賞。到了北京,我找的是李季、賀敬之兩位年輕詩人。我不認為我有派。但有人說我有派。那麼,我說,可以自己修正修正。延安有一個魯藝,有一個文抗。《解放日報》上發表的作品,以魯藝學生的最多。文抗我也不大去。大家可以回想回想,修改修改,多聽聽意見,不要只聽那些接近你的人的話。那些人會是有目的的。不要上當吧。我也想,我這話有沒有用?還是講一講。還有一點希望,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把我們幾個人,艾青、馮雪峰、我??不說冤??我就是冤??就說是錯吧!公開地說一下,給我們開一個恩,對二十多年在群眾中造成的壞印象??給我們稍微地,留一條路!(鼓掌) 摘自《生正逢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