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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縣一中是中國教育的一個專有名詞。它通常是縣城裡的『最高學府』,承載著無數農家子弟對知識改變命運的熱切期盼。由此席卷全國的『縣一中模式』則意味著一套行之有效的應試訓練方法,包括空間上的封閉式管理,最大限度地佔用學生的時間(每天除了吃飯睡覺都要上課,很少放假),讓學生始終處於高度緊張的競爭狀態,不斷地考試、排名,等等。總之,一切成果都可以量化,考入名校的人數和本科達線率幾乎成為衡量辦學水平的唯一指標。
在這樣的背景下,天津市薊縣一中堪稱異類。17年來,這所縣一中從城市的中學那裡討教素質教育理念,並且在長期實踐中摸索出一套獨有的校園文化和精神氣質,讓眾多學生至今仍把在薊縣一中的求學經歷視為人生中最寶貴的財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們當年取法的省會城市中學,如今已普遍引進了『縣一中模式』,而薊縣一中17年來卻一直扛著素質教育的大旗。
因此,當一位以精細化管理著稱的校長受命來到倡導『野鴨子精神』的這所中學,衝突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這場發生在薊縣一中的風波是中學教育進退失據彷徨的縮影。教育工作者大都聲稱,素質教育和應試教育並不矛盾,實則兩者卻明爭暗斗了20餘年,不僅校長老師們的態度迥異,家長和學生也常隸屬不同陣營。在這起偶發事件中,我們能明顯地體會到眾多基層教育工作者的辛勤實踐。可他們卻也很難直面那個疑問:現實語境中,就中學的職責而言,為大學培養預科生和培養健全人格的人,孰輕孰重?
示威
4月11日,天津市薊縣第一高級中學(以下簡稱『薊縣一中』)新任校長劉兆來到任。此時,該校高二年級學生正在離學校20公裡外的實踐基地進行為期一周的實踐活動。部分學生試圖『驅逐』這位新校長的舉動也是從這裡開始的。
新校長到任後不久,年級主任在實踐基地的食堂裡召集900多名師生開會。據學生徐鶴(化名)回憶,主任說,校領導班子發生了變動,學校也有了一些新的規定,『然後就拿著話筒和筆記本念規定,他每念一條,臺下學生就「噓」一回』。
新規定包括:學生必須在學校食堂就餐,不得進入校內小賣部的區域;代賣《讀者》、《譯林》等書刊的長途話吧將被取締;在唯一沒有課程安排的周日下午,寄宿學生不得出校門,只能在教室和宿捨這兩處學習或休息……
噓聲最大的是這樣一條:因為『新校長對男女同學關系很在意』,因此,男女生不得單獨接觸。『年級主任還特別舉例說,比如你倆一男一女下了晚自習,即使住同一個大院,也不允許搭伴兒一塊兒走。』徐鶴回憶道。
因為一位分管高二年級的副校長當時也在場,新規定很自然地被學生們理解為新校長上任的三把火。
很快,這位來自薊縣上倉中學的校長就成了學生們談論的話題。據上倉中學傳來的消息說,這位劉校長在那裡就曾規定,男女生連說話都不允許,討論學習問題也不行,只要逮著就要寫500字檢討,嚴重的還要停學甚至勸退。上倉中學的食堂甚至劃分出男女專區,男女同學是不能在一起用餐的。
其後,更多真假難辨的消息在學生中流傳:校長要拆掉一中的小花園,學生課餘不許看小說,學生下課不許在教室說話,只能在操場上交談。還有人說,校長規定鞋帶除了黑的白的,不許有其他顏色……
『還讓不讓人活了?』學生們開始抱怨。
等高二學生回到學校,他們發現連上課鈴聲都變了,從柔美的鋼琴曲《致愛麗絲》變成了電子琴版的《讓我們蕩起雙槳》。『結果鈴聲一響,學生就噓。』徐鶴說,『就是噓聲一片的那種「噓」。』
沒過多久,教室外的牆上出現了『不歡迎』新校長的話語。相對平和的一條是『從哪裡來,到哪裡去』。
此後校園裡又相繼出現了含有『示威』意味的舉動。針對『男女學生保持距離』的規定,某天第一節晚自習下課後,高一的部分男女生臨時組合,一對兒接一對兒地下樓,就在操場上晃悠。
後來又針對『學生只能在操場上交談』的消息,晚飯後一些高一、高二的男生聚集在操場上。『也沒有人組織,看見有人下去,大家就聞風都下去了。』徐鶴說,那天聚了好多人。
沈寂許久的『薊縣一中貼吧』也突然變成了宣泄的場所。有寫藏頭詩的,有寫歌的,年輕氣盛的學生們把這些統統稱之為『戰斗』。畢業多年的一中學生也開始在網上聲援學弟學妹的舉動,因為他們把母校看成是『成長中值得緬懷的一片淨土』。
有一天,正在國外留學的喬宇(化名)突然發現校內網上的一中校友們都改了簽名,出現頻率最高的是『保衛一中』。
受命
劉兆來覺得『壓力好大』。
這位47歲的新任校長在一間臨時的辦公室裡接受了中國青年報記者的采訪。『你看,我到一中不到一個月,連間像樣的辦公室都沒有,就碰到這樣一場風波。』他抱怨道。
他否認那些引發學生反彈的校規是自己說的,『其中有幾條確實提到過,但是在轉述的過程中有歪曲和誇大』。
『有哪位老師敢歪曲校長的言論嗎?當著這麼多老師學生的面。』記者問。
『那具體情況我就不清楚了。』劉兆來說。
『男女同學的問題我確實很在意。』他說,『20年前我有個侄女就在一中念書,都讀到高三了,談了一個對象,兩人就退學回家,到現在還在種地。』早戀是這位出身農村、篤信知識改變命運的校長最不能容忍的。如今,那個侄女的孩子也在一中上學。劉兆來到一中的第一天就找到這個孩子。『你爸媽的事你知道吧?』他很嚴肅地告誡這個晚輩,『好自為之。』
在一位一中老師眼中,這個新校長不苟言笑,做事雷厲風行。『比如他覺得上課鈴聲過長,當即就要求刪短點兒。』這和前任校長溫和的形象有很大差別。
值得注意的是,那位和藹可親的前校長今年54歲,正常情況下,在薊縣,像一中校長這樣級別的乾部都是55歲纔會離職。
據薊縣一位教育界人士透露,出現這種『非正常情況』的原因有二。一是從2007年開始,一中就再沒出現考上清華或北大的學生——而在天津市的其他區縣,比如寶坻縣一中,每年都考上10多個——這樣縣裡沒法向全縣80萬老百姓交代;二是2009年高考中,集納了全縣中考排名前600位學生的薊縣一中,本科達線率甚至略低於上倉中學,而縣文理科狀元也都出在管理非常嚴格的上倉中學。
實際上,縣裡任命劉兆來為一中校長時,在『為什麼把縣重點校校長提拔到市重點校』這一點上也有非常明確的表述:『一中原來在全市都非常有名,但這兩年成績有所下滑。你在上倉中學期間辦學很有特色,希望你把上倉模式和一中結合起來,把一中的教學質量抓上來。』
當一位以精細化管理著稱的校長,受命來到一向倡導『學生自主管理』的薊縣一中,衝突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與掛著機器貓的頭,賣黑貓警長的帽子不同,薊縣一中搞的是真正的素質教育。』喬宇說。在這名經歷過薊縣一中教育改革的學生眼中,『一中更像是包羅萬象的大學』:在高中3年裡,除了放假,你可能有兩周不用上課。其中一周是研究性學習,研究自己感興趣的課題,通過查資料搞問卷搜集信息,最終形成一篇小論文。另一周是參與勞動,比如打掃學校的食堂、廁所,或者參與花園的修剪。再比如,薊縣一中每年都會搞體育節和校園文化藝術節,而這兩個節的策劃、招商、執行等,都是由學生們自己來做的,老師只是指導者。
當時的一中校長張景對素質教育有個很形象的詮釋,即學生不能成為被飼養的家鴨子和被灌食的北京填鴨,而要做自己找食吃的野鴨子。
據一名自稱是『第一代野鴨子』的學生回憶,當時自己班被隨機劃定為實驗組,老師講得很少,主要讓學生通過『導學提綱』自學。那時習慣了老師講授的學生們都很不理解,甚至還給校長提交過『反導條約』。等上了大學,他順利地被選上了學生會主席,工作之後路走得也很順利。後來,他得知當時實驗班上有20多個同學在大學都是學生會主席或副主席。
『社會的競爭是殘酷的。』他說,高中畢業後,沒有老師會每天督促監管,如果不能自主學習,即便是在強壓下考上了大學,進入社會後又會怎麼樣呢?他發現,當時大學班上有很多高考成績很高的學生,卻在大學荒廢了4年,有的連畢業證都沒有拿到。
實際上,10多年來,薊縣一中的教育理念和嘗試,曾經受到過很多媒體的關注,《中國教育報》、《中國教育》雜志、《天津日報》等都做過大篇幅的報道。當時的校長張景也曾經做客央視,與人們分享自己素質教育的思想理念及其成果。
但在很多教育工作者和家長看來,能夠容忍這種素質教育改革的前提是,當時的一中高考成績在全縣一枝獨秀,每年至少有四五名學生能考上北大或清華。
隨著張景到年齡退休,他的教育理念被繼任校長延續下來,但一中的高考成績卻有所下降。如今,那個『前提』已經不存在了,在薊縣的大多數家長眼中,一中的野鴨子教育意味著管理松散和浪費學習時間。
分歧
張景和劉兆來都不願意直接評價近日發生在一中的風波,但他們樂於表達自己對中學教育迥然不同的理解。比如談到自己教育理念的由來,兩位校長分別舉了一個例子。
『我出身農村,兄弟6人。』劉兆來說,其中有3人考上大學,現在他們是公務員、校長、銀行辦公室主任。所以這位校長非常看重高考,因為它真的能改變命運。
在張景作為校長最彷徨的時候,發生了這樣一件事。1992年薊縣一中出了一名天津市高考狀元。兩年後,這名女生從清華大學回到一中座談。她說:『老師,說實在的,高中三年學這麼點兒東西,不值。』當時母校的老師都很生氣。『我就想,你這麼好的學生,考上這麼好的學校,你為什麼要這樣埋怨母校?』張景回憶說。
後來他想明白了,實際上這是對原來一中教育方式及其背後教育制度的一種批評。這促使張景不遠千裡去成都的一些中學取經,這纔有了日後的素質教育改革,並由此逐漸形成了他自己的教育理念——中學教育是為人一生的發展在做准備。
談及對學校管理的認識,劉兆來說,學校有時就像一個企業,只有管理纔能出效益。8年前,他剛接手上倉中學時,該校也很『松散』,後來通過嚴格管理纔取得今天的成績。
而張景一向反對把老師稱為『園丁』。『園丁的工作違反植物的生長規律。』他說,就像把樹苗用鐵絲拴成造型,按人的主觀意志去做成盆景。他更願意稱教師為『農夫』。農夫是充分尊重莊稼生長規律的,只會按照莊稼本身的需要去培養。後來,他把這總結為『學生自主管理』。
實際上,類似的分歧也一直充斥在老師與校長、家長與學生之間。
在一個飯局上,在座的幾乎都是一中學生的家長。一位家長對自己的孩子去年只考上了體院感到後悔。他衝著剛從上倉中學調來的劉兆來說:『如果放到上倉,圈起來,早考上一本了。』這位家長幾次用到『圈』這個字。
一個一中畢業生卻是這樣看待『圈』的:他記得有一次周末學校沒課,便去上倉中學看初中同學,結果看到『一排排家長隔著鐵門和孩子說話,就像在探監』。他至今仍然感謝一中為自己成長提供的土壤,覺得只有這裡纔能讓學生自發產生主動學習的意願。
在對待新校長的態度上,一中的老師間也存在明顯分歧,『每次校長講完話,老師們的掌聲也是稀稀拉拉的』。
一位副校長贊同新任校長嚴格管理的理念。他認為,搞素質教育,教育界內部的人滿意,那叫『應然』狀態。但『實然』狀態不得不考慮。『什麼叫辦人民滿意的教育?』他說,這些年經常有學生考上一中了,卻被家長送去上倉中學讀書,這就是不得不考慮的『民意』。
一位一中老師則表示:『我只能說兩點,一是一中要是沒有自己的特色就不能稱之為一中,二是學生要是沒有自己的特點就不能叫一中人。』他說,也許3年我們沒有把學生帶到更高的學府,但是學生在回校反饋時都說,自己在各自的學校發展得很好。『作為一中教師,我很享受這樣的成就感。』他語氣確定地說。
如今,發生在薊縣一中的風波已逐漸平息,那些難辨真假的規定大多沒有實施。校長劉兆來先後去11個班與學生座談,回答學生們的疑慮。『我進去時沒動靜,出來時掌聲都很熱烈。』後來,有一名女生給他寫信,信中對『新校長的初衷』表示理解。
『不瞞你說,我接到這封信,在辦公室裡流了半小時的眼淚。』這位一向不苟言笑的中年人說。『我也有個女兒,剛考上大學,我總是拿學生當自己的孩子,我是真心地為他們好。我確實想把一中的教育質量搞上去,這樣纔對得起對一中給予厚望的家長。』
校長與學生,老師與家長,盡管各人立場不同,實際上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個符合自己定位的薊縣一中,也都在追求自己心目中的縣一中。
在薊縣這座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古城裡,想找到薊縣一中很容易。薊縣人會熱情地告訴你:『一中就在孔廟和魯班廟之間,是我們薊縣的最高學府。』
只是,這兩位先賢即使復生,恐怕也無法回答這樣的難題:『請問至聖先師,如果薊縣一中培養出一位沒考上大學,卻像魯班先生一樣技藝精湛的木匠,這能算是讓人民滿意的教育嗎?』
(記者 蔣昕捷)